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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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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向埃斯特瓦提出了修改保护领地条款的书面要求，嘱转达贝当元帅。在这一书面要求中，他援引了《大西洋宪章》和英国同意印度于战后完全独立的诺言。据报道，埃斯特瓦绝对拒绝这些要求，并建议贝伊退位。对此，据说蒙西夫答称，他是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这个国家里法国军队是不受欢迎的。据说十个星期后，法国总督在开斋节以官方身分向蒙西夫祝贺时，强烈暗示法国作为保护突尼斯的强国所拥有的权利，而蒙西夫则抓住机会公开要求突尼斯立即实行自治。他利用轴心国部队的登陆以及随后总督权力的削弱，在1943年1月任命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两个宪政党的领导人同突尼斯大企业的代表们和大资产阶级平起平坐地显露头角。这些重申突尼斯主权的企图才是他开罪于法国人的基本原因。他于1948年9月1日死于流放期间。在此前后的报刊文章指出，许多法国人那时已经感到废黜他是不公正的，而且铸成了大错；也很有意思的是，吉罗在他的备忘录中对这件事不置一词。其后，法国人严惩了被判决或被怀疑曾与轴心国合作的穆斯林；许多新宪政党人遭到取缔。对这个保护领地“法国毫不掩饰地确立其统治”，使突尼斯政府中一向由法国人充当秘书长的这一职位改由法国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在这之前，委派秘书长表面上还算有些行使突尼斯主权的气息。
将近1943年底时，严峻的军事管制有所放松。新总督马斯特将军宣布了一个内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方案。他严肃地保证他本人将“采取一项使突尼斯社会名流进入政府的政策”。其后，他采取措施，立即执行1937年6月通过的一项突尼斯人和法国人担任公职一视同仁的法令；设立一个新的突尼斯社会事务部，由突尼斯人担任领导；通过法令重新建立突尼斯战前的地区组织，同时恢复在突尼斯战役后为了有利于实行更为专制和集权的统治而废除的由选举产生的地区参议会；改革大参议会，使法国人和突尼斯人两个组成部分以后各占五十三个席位，并扩大咨询范围，不再象以前那样只限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新闻检查；为突尼斯设置一个由选举产生的市参议会，法、突参议员各占半数，作为摄政时期各地参议会的典范。
为了使这些改革具有巩固的基础，在穆斯林教育领域中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对发展一项“农民”政策作了尝试，官方文件中把它解释为“政府权力机关和私人积极性集中力量为发展社会效用而发挥农民的劳动和土地资源最高效力的专业计划和各项立法、行政、财政措施的总和”——这就是在突尼斯的政策，特别适用于“那些计划中关于农民所占有并耕种的土地的那个部分”。因此，突尼斯在1944年2月成立了“农会”，并草拟了行动方案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问题是如何为突尼斯将近三百万的人口获得粮食，这个人口数字比1881年法国人占领时的估计数字要高一倍多，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年还以百分之二点五的比率在增长着。在未来的岁月里，工业和采矿的重要性看来没有希望会大大地增加，因为这个国家的磷矿不可能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含磷量高得多的磷矿竞争，而且由于缺乏水力和煤炭，工业发展一直受到障碍。只有在这个国家的北半部地区每年平均雨量才超过十二英寸，但这里的一半土地却为三千个法国和意大利的移住民所有。
为此缘故，虽然农业计划……规定在突尼斯北方兴修水利的某些大计划……但主要考虑的是……占全国面积四分之三的中部和南方的草原地区，那里主要的是游牧人民计一百五十万左右……＇而且＇还在迅速增加。……这些地区的行政当局主要的努力……除了弄清楚土地制度外，看来是针对……（1）发展“农民中心”……部分根据受到灌溉的耕作，部分则如同早先的许多罗马居民点那样，根据橄榄树的种植……；（2）为创设其他“农民中心”作好准备，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游牧性质的；（3）改进并增加深井……；（4）发展小型水利工程，这项工作看来平凡但却十分重要。……
不幸的是，这项工作的推进无可避免地受到了1943…1947年期间连续五年旱灾的影响，它给整个草原造成了灾难和贫困，尤其是由于萨赫勒＇从苏萨到斯法克斯南面的沿海肥沃大平原＇也受到了影响，因而使这个地区丧失了雇佣季节工的一切可能。在战前，突尼期的粮食平均产量达六百万公担。在1943…1947年期间约为三百万公担，在情况最糟的1945年，产量竟低至一百四十八万三千公担，要不是从法国大量进口，苦难还会大得多。
毫无疑问，这种苦难加深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管怎样对马斯特将军的改革总是不会满意的。
被拘禁在法国后来被德国人开释的新宪政党领导人哈比卜·阿布·拉基巴于1943年4月已回到突尼斯。由于没有证据足以证实拉基巴曾与轴心国有牵连，他没有受到法国“解放”当局的折磨，但仍处于一种软禁状态，不准离开突尼斯市。于是，在阿拉伯联盟即将成立时，他化装逃离突尼斯去开罗。接他衣钵的是他的副手萨利赫·伊本·优素福。优素福表示他的党不满于马斯特将军的行政改革，因为他所希望的是产生立法议会来控制突尼斯的内阁。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者毕竟是认真看待《大西洋宪章》的，何况最近还看到了法国同意让他们的叙利亚和黎巴嫩“阿拉伯弟兄们”自治。在突尼斯市，至少有二万人于欧洲胜利日跟在宪政党领导人后面列队游行而没有出什么不幸的事故。但在其后几个星期中，由于毗邻的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发生严重叛乱的消息传来，在这里引起了一些骚动，有些欧洲移住民还扬言突尼斯正在酝酿于6月2日起来响应起义。当局采取了戒备措施，“给移住民分发枪枝，出动了一些坦克，从而维持了正常秩序”。总督府发言人宣称政府打算继续执行经济和社会计划，并准许给予较大程度的地方自治，但仍须受法国总督及其秘书长的控制。他们希望宗主国法国紧密团结，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重振法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威望。
第五节 自由法国与阿尔及利亚
同盟国部队的到达不久就激发了具有政治觉悟的少数穆斯林的壮志。他们现在的主要发言人法哈特·阿巴斯生于1889年，其父因服务有功曾由法国人授给军官军衔和荣誉军团勋章。法哈特在阿尔及尔大学毕业后开设了一家药铺，他本人则同当时主张全体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应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那些人一起从事政治活动。战争爆发时，他曾在一个战斗部队自愿充当助理药剂师，但在停战后回家，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因为在业务上同他资格相等的法国人都获得了军衔而他却没有；他回到家乡后，维希政府的总督又不把阿尔及利亚金融委员会的席位给他，而（他认为）战前他曾被选为金融界代表，有资格得到一个席位。于是，在同盟国部队登陆六星期后，他向美国、英国和法国当局提出了一封“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代表的信”，由于美英两方未予接受，他把信件的内容略加修正后于1942年12月22日送交阿尔及利亚政府秘书处。它由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人物署名，援引“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明白表示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意向是只有在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举行会议确定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之后，才参加共同斗争。法哈特显然不仅得到罗伯特·墨菲的鼓励，而且也得到法国在阿尔及尔的穆斯林事务处处长的鼓励，于是他在1943年2月10日提出了一份由穆斯林居民推选出来的二十二个代表签名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这一宣言详细控诉了法国过去“使这个国家整个从属于欧洲”的政策后，要求准予制订一部阿尔及利亚宪法，以保证：
1。 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宗教，享有自由和绝对平等；
2。 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以遏止“封建”的土地占有权，并确认广大农村无产者享受合理生活的权利；
3。 承认阿拉伯语与法语相同，都作为官方语言；
4。 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
5。 男女儿童都享受义务教育；
6。 宗教自由，并对所有宗教实行政教分离；
7。 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立即实际地参加政府工作，并释放一切政治犯和在押的人，不论属何党派。
法哈特·阿巴斯应政府之请，提出具体建议。他草拟了一个改革方案，由这个国家的最高代议机关金融界代表会议的穆斯林成员于5月26日递呈法国当局。方案的签署者虽然同意在战争结束后举行公民投票之前推迟成立阿尔及利亚国，但在方案内提出了下列迫切需要的改革：
1。 把现在的总督政府改为阿尔及利亚政府，穆斯林和法国人的部长人数相等； 2。 在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咨询机关中适用人数相等的原则； 3。 准许穆斯林担任一切公职，废除一切歧视性的法律和条例； 4。 招募新兵和军饷完全平等；准许穆斯林充任各级军官，穆斯林各团恢复使用阿尔及利亚旗帜； 5。 教育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
这些文件的好些签署者受到欧洲人批评，被称为曾与轴心国或维希政府有牵连，但《阿尔及利亚人民宣言》却在穆斯林世界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仍使这个国家大伤脑筋的各种经济困难为煽动生事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贾德鲁总督于9月23日在金融界代表会议主持开幕时，包括法哈特·阿巴斯在内的穆斯林成员干脆不出席。对此，贾德鲁立即作出反应，他下令撤销穆斯林成员的代表职务，并象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解释的那样，以“煽动人民反抗，企图干扰公共机关正常工作，破坏战时公共秩序”为由，拘禁了他们的主席和法哈特·阿巴斯；而一些重要的法国人士更把这两个罪犯描绘为“图谋私利的阴谋家”。然而贾德鲁于10月16日宣布，由于穆斯林成员们作了适当的道歉，撤销他们职务的命令业已收回。11月份，由于黎巴嫩爆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贾德鲁到那里去力图为法国挽回局面。回来后，他下令“出于对穆斯林居民的友好精神”，开释了那两个被拘禁的领导人。
戴高乐在君士坦丁发表了一个预示性的声明后两天，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于12月14日宣布它决定给予穆斯林的优秀分子法国公民身分而不须履行放弃穆斯林法律规定的个人身分这一现行的使人懊恼的条件。在现行条件下，在大约七百万现存阿尔及利亚穆斯林中，到1936年只有七千八百十七人取得了法国公民身分。这一拟议的改革在原则上恢复了“维奥莱特计划”。这个计划在战前由于法国移住民和由他们选出的代表们的坚决反对而夭折。为了研究有关改革的细节，经指派高级法国官员和人数相等的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成立一个委员会，非穆斯林成员中包括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法国人。贾德鲁提供这个委员会参考的条款含蓄地表示，他知道早就应该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条款内容如下：
1。 确定可以取得法国公民身分的“优秀分子”的范围；
2。 增加穆斯林在咨询议会的代表名额并扩大他们的参政权；
3。 容许穆斯林担任更多的行政职务；
4。 在穆斯林城乡居民中广泛扩展学校教育和技术训练；
5。 在穆斯林地区有效地改组公共卫生和医疗工作；
6。 使尽可能多的穆斯林农村家庭定居在无人占用的或可以用适当方法改善的土地上； 7。 改进牧民生活条件并繁殖家畜；
8。 创办能够吸收大量穆斯林工人的新工业；
9。 扩大城乡穆斯林熟练工人队伍；
10。 发展信用贷款和农业合作计划以支援穆斯林农民；
11。 发展城乡住房；
12。 对穆斯林工人实行欧洲工人在阿尔及利亚享受的社会法规；
13。 规定穆斯林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和工资率。
民族解放委员会在1944年3月7日通过了一项法令，首先是宣布取消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一切差别。这一法令把选举权扩大到曾任特定公职，或曾由法国人授予特定勋章，或具有特定教育资历的穆斯林成年男子，把他们列在非穆斯林的同一选举名单上。缺乏上述资格的穆斯林成年男子的选举权以后由国民制宪议会决定，但同时他们将列入选举人团，享有选举阿尔及利亚省议会和市议会五分之二代表名额之权，但在穆斯林居民比例低于五分之二的那些市区则属例外，其名额将相应减少。该法令提出了长远规划，为目前居住条件恶劣的五十万穆斯林居民重行解决住房问题；为五万户农民在主要是国家所有的二百万英亩土地上重新落户作出安排；将穆斯林在学儿童人数扩大四倍，甚至六借；发展工业，等等。
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它终究不过是“那个倒霉的维奥莱特计划修修补补的翻版，而且为时已晚。……那些在七年前原来会加以赞赏的人现在的反应却是漠不关心，或者满腹狐疑。”巴黎的北非人民组织委员会主席指出，根据这项法令，阿尔及利亚仍然是宗主国法国的一部分，它的命运决定于法国的议会；有完全选举权、可以参加选举法国议会中阿尔及利亚议员的穆斯林仍只有六万人，而有选举权的欧洲人却至少有四十万人，因此他们获得充分代表名额的机会是不大的。他主张，在地方议会中，一百五十万穆斯林选民至少应有与欧洲人等额的代表（不是现在的五分之二），因为欧洲人比他们少得多。法哈特·阿巴斯曾在他的《宣言》中指出，现在大家已很清楚，对穆斯林多数来说，以前想要同化他们成为法国公民的目的是“达不到的”；1944年3月15日，即在法令颁布后八天，他同他的朋友们创立了“宣言和自由之友”党。他同长期以来反抗法国同化政策的穆斯林圣职人员社团“乌拉马”以及被软禁在阿尔及尔以南一百二十英里一个小镇的极端分子马萨利·哈吉建立了联系。1945年1月，他们各自的民族主义力量暂时联合在一起，法哈特·阿巴斯成为要求阿尔及利亚自治“统一战线”的临时领导人，但他们仍同意给予占少数的欧洲人在议会和内阁中占有一半席位。2月初，在许多城镇秘密地张贴了有下列内容的传单，号召新近获得选举全权的穆斯林起来抵制即将举行的市议会选举：
穆斯林弟兄们！
你们的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殖民化已经在物质上、精神上组织起来，要毁灭我们。由于法国殖民主义的罪过，阿尔及利亚人民一直不能登上现代文明的阶梯；自从阿尔及利亚沦为殖民地以来，阿拉伯语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伊斯兰教一直受到侮辱，现在正由同政府意向相反的极大努力使它获得新生。
人们对我们和我们的财产的尊重，只有在阿尔及利亚民族的范围内建立一个以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完全排除任何外国主权的自由政府之后才能得到保证。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你们一些最优秀的弟兄已经在地牢中死去，有的在监狱和集中营中遭受折磨，有的则正在用合法的或者主要是秘密的手段进行着坚强不屈的斗争。……
选票计数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将是一个极其明显的证据，说明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自由、独立地生活。因此，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弟兄们，切勿忘记你们对解放自己的人民所负的崇高使命。你们决不能让已经捐躯的人、正在遭受折磨的人和正在进行斗争的人白白牺牲，否则你们将对你们的人民和真主犯罪，并且迟早要对他们作出回答。人民的正义和寓于万物之中的正义是不朽的，也是无情的。
战争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随着1940年法国威望遭到的灾难性打击而来的是美国式民主概念的传入），移住民的冥顽不灵，毫不让步，以及阿拉伯联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振奋人心地出现，三者相结合，唤起了那些虽占少数而有政治觉悟、半受教育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自治要求。但是这个进步人士的圈子很小，它只不过是冰山露出在水面上的尖端，在远处阳光的照耀下看来不会伤害什么人，而在这下面的贫穷、无知的漆黑深渊里却虎视眈眈地潜伏着不为人所见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城乡土著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条件是可悲的：因为，法国移住民虽然为这个国家增加了大量财富，却把其中的较大部分留给了自己；土著生产者没有从欧洲人的榜样中学到什么东西；土著农民的耕地大部分是贫瘠的土地；他们的总产量纵或有所增加，也不够抵销穆斯林人口的迅速自然增加，而在过去一百年中至少已经增加了两倍的穆斯林人口，现在还在以年增十三万人的速度继续增加着。在以谷物为土著居民的基本粮食而以前的生产与需求大体上还能平衡的一个国家里，1944年的收成只有正常需求量的百分之四十。这是因为战时缺少肥料、机油和农业机械，部分也由于一些土地所有者不愿种植谷物而宁可种植利润较高的饲料作物。这个国家在1944…1945年的冬季经历了自1856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旱灾，粮食供应的前景是黯淡的。官方规定的每日二百五十克（九盎司）的微薄粮食配给，能够履行配给的日子倒是例外（部分是因为黑市粮价暴涨而诱使地方上许多穆斯林官员舞弊所致），而在许多地区，土著居民每日的粮食配给减少到一百三十克至一百五十克（五盎司）。“人们在路上到处可以见到衣衫槛楼、面容憔悴的人。……整村整村的居民在泥土中挖掘苦涩的但还可以充饥的野菜根，这些菜根虽无营养，但煮熟后至少还可以使人苟延残喘。”
在君士坦丁省产麦高地，同移住民的大庄园为邻的是贫瘠窳劣的山岗农田和人数众多、没有土地的农村无产阶级。法哈特·阿巴斯就是在这个地区的塞蒂夫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1945年4月24日，这个省有六个法国参议员写信给该省的行政长官莱斯特拉德…卡博内尔，措辞不自然地交织着殖民统治的少数人所特有的自满情绪和外来者的恐惧心理。他们告诉他说，一年以来在阿尔及利亚农村的法裔移住民的不安情绪在不断增长。那些通过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前辈的努力在北非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就、为法国人的才华增光的人，早已看到他们周围的不友好的迹象正在发展。这些迹象看来如出一辙并为来自远方的指示所遥控。在政府当局采取有利于土著居民的一般措施的同时，不友好突然转变为富有集体憎恨的敌意。在迄今平静无事的那些地方，人们也情绪激昂。在这个领地里，到处发生用恶言谩骂、挑衅、侮辱、有时甚至是恫吓的事件，即使对法国的妇孺，也不放过。
不管在哪里，那些昨天还没有恶意，乐于同移住民、官员和商人共事的人，现在已经变得傲慢不逊，并且无视法国的权利，宣称要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实现完全独立，这是1943年2月《阿尔及尔市代表宣言》的目标。那些以前无保留地站在我们一边的土著已经改变态度。他们不敢再对我们表示同情，怕遭到他们的教友摒弃，做牺牲品。
不安全现象到处有增无已。传称财产受到袭击，供应村庄用水的管道被破坏，孤立的法国人的生命遭到公开威胁。在城镇里，尽管官方禁止游行，街上的示威者公开高呼：阿尔及利亚是阿拉伯人的。……
所有这些事实，是令人不安的迹象，有可能明天就会大规模地发生危害孤居在阿尔及利亚农村的法国人生命的事件，因为在农村里私贩军火的勾当几乎已经公开地进行了三年之久了。当我们考虑到阿尔及利亚现在正处在多年未有的大饥荒的前夕，而这种形势可能引起一次突然而普遍的戏剧性事件，其灾难性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看来很清楚，即使对那些最不关心的人来说，迫在眉睫的祸患决不是光说几句要谨慎小心或者呼吁人们控制情感的话，就会被驱走，只有采取具有严厉警告作用的措施才有可能避免有害于公共秩序和法国尊严的突然袭击。……
签名人……以选举他们为君士坦丁省参议员的人们的名义迫切要求你作我们的代言人，吁请政府当局立即采取示威性措施。这些措施无须是挑衅性的，但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在地中海以南的一些法属领地恢复秩序和信心。
这些措施是在这个国家的当局被授予的职权范围之内的。农村代表们认为即使由于那些丧失了现实感同时也丧失了感谢之心的鼓动者们所作夸大宣传，目前的形势已经危险地恶化，但当机立断地确定十分明确的措施还是可以达到期望的目的的。
实际上，早在4月初，法国当局已经对尚在软禁之中的马萨利·哈吉同法哈特·阿巴斯和“乌拉马”的代表们保持接触感到担心，因此把他放逐到赤道非洲去，并逮捕了他的一些主要的拥护者。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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