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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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红海流域，且远达荷属东印度。根据他的建议，1927年，俄国船开始定期航行，运载朝圣旅客，还以半价推销俄国货物。同年还在吉达的苏联领事馆中开设俄土有限公司分公司，但其经理别尔金不久就被伊本·沙特逐走。1928年，前苏联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阿斯塔霍夫和充当他助手的别尔金一起被派往也门。11月1日阿斯塔霍夫同伊玛目叶海亚缔结了一项贸易协定，后者对亚丁的英国人和伊本·沙特都是疑神疑鬼的。哈基穆伍被任命为驻萨那的商务代表，他在吉达的职务由另一个穆斯林、莫斯科东方研究科学协会负责人之一纳德希尔·图拉库洛夫接替。同时，一艘俄国船抵达波斯湾，在摩西·阿克塞尔罗德主持下举办了一个苏联产品展览会，他在波斯湾的一个港口开设了一家俄波进出口公司。据说，阿斯塔霍夫还派遣两个代理人去埃塞俄比亚，使1927年摄政公爵塔法里（后为海尔·塞拉西皇帝）同苏联驻雅典商务代表之间的会晤继续进行下去，那位商务代表曾建议派遣俄国工程师、医生和农业专家去埃塞俄比亚并支持其外交政策，而以互换外交代表为条件，但未能如愿。1930年，苏联显然受到圣约翰·菲尔比在报上鼓吹英国应把它在吉达的代表机构升格为公使馆一事的启发，抢先行动，因而为其公使取得驻伊本·沙特宫廷的外交使团首领的地位。
　　希特勒的兴起以及苏联政府随即采取的“人民阵线”政策，使共产国际在中东的活动减少到最低程度。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1934年在伊拉克设立的苏联商务代表团对“民粹派”的鼓励达到了何等程度，这一派人在1936年巴克尔·西德基的政变中是起了作用的，因为在该派的左翼人士中，有“鼓吹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直言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卜德·卡迪尔·伊斯梅尔；有显然是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阅读了关于苏联的书籍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阿卜德·法塔赫·易卜拉欣；还有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深受该院的公开的社会主义倾向影响”的穆罕默德·哈迪德。一位伊拉克共产党员狂热地写文章拥护这个通过政变掌权的政府，他宣称：政府赞成把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的民粹派、工人和农民都结合在某种形式的“人民阵线”之中；它已经在采取措施镇压“反动派”；它铭记着其他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希望以及欧洲一切“民主进步”人士的同情。可是，进行改革的尝试却引起了地主和部族酋长的“顽强反抗”。政府同民粹派割断联系，转而依靠军队里巴克尔·西德基一派势力的支持；当西德基于1937年8月11日遭到暗杀时，政府没有其他抉择，只得辞职。
　　这一届政府在其短短的生命中于1937年7月4日同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缔结了萨达巴德互不侵犯公约。这项公约草拟就绪已近两年，其目的是组成一个有足够力量反抗大国干涉的区域性集团，不论这种干涉是来自对地中海野心勃勃的法西斯意大利，还是来自英国和俄国在中东的传统的角逐。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对于他自己国家的扩张政策促成这一公约的作用当然只字不提，但也指出苏联原先对于公约的热心在其谈判过程中已经起了变化，因为它怀疑波斯的黑海贸易从此以后也许要取道土耳其的特拉布松，而不愿取道苏联。它还担心英国可能通过伊拉克对四个缔约国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他还说，人们普遍感到，土耳其会成为老大哥，而由于俄国仗恃它在十五年前曾对阿塔图克的支持，英国则在最近已经发现安卡拉对政治、经济合作的主张更具好感，所以这两个大国最终都认为，这项公约对于它们各自在中东的利益有利而无弊。
　　可是，“1937年，苏联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这种‘清洗’把这个迄今为止毫无疑问的大国变为‘一空二白’的未知数。”由于苏联的这种“自暴自弃”，同样也由于西方民主国家在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软弱无力，纳粹德国的侵略势力遂得扩张到这个暴露出来的权力真空中去。德国在政治舞台上称霸自然而然地进一步促进了苏联和英国在中东的缓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对于苏联在1938年关闭其驻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公使馆的决定，毫无疑问，我们也应该把它归于这个原因，这些使馆的主要目的是在搞颠覆活动，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地位。
　　所以，意味深长的是，苏联政府在执行其政策的下一阶段，即同德国缔约的阶段，对埃及新组成的民族主义的阿里·马希尔政府，承诺不在埃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作为1939年8月21日取得埃及外交承认的代价。上届穆罕默德·马哈茂德政府虽渴望向苏联重新出售埃及剩余棉花，但由于它对苏联过去的颠覆活动，事隔不到十年，记忆犹新，因而不愿让步。苏联政治局所希望的无疑是为了恢复其积极颠覆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充分利用它在开罗的这个新的立足点；但埃及政府在战争爆发时遵守了英埃条约的条款，没有同苏联互换外交代表。
　　1940年底，极端民族主义者拉希德·阿里·吉拉尼首相的兄弟、伊拉克驻土耳其公使一再向苏联大使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过他建议，苏联政府应同时宣布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这无疑是指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而言。苏联政府这时还不打算跑得这样远；可是在不符宪法的拉希德·阿里的新政府和英国人之间爆发了敌对行动之后，他的兄弟于1941年5月3日重新提出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而不附带先前的条件。此时，苏联政府接受了建议，但在互换代表之前，拉希德·阿里的叛乱已告失败，巴格达又成立了一个亲英政府。
　　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并没有立即使埃及的侯赛因·西里政府象西方很多人士那样相信克里姆林宫的寡头统治者心中有了基本的改变。李维诺夫1941年11月19日赴美就任苏联大使途中，埃及政府不许他在开罗着陆，而当英国驻德黑兰的外交官不得不临时编造出一些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要他改乘一架飞机时，还造成了一次“事件”。埃及上层政界人士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苏联的动机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在多大程度上是目前由于他们认为德国可能取得胜利而不愿自己受累；那就只能听凭猜测了。可是，1942年1月，俄国已入冬令，迫使德国进军停顿，红军发动反攻取得胜利，英国又从轴心国手中暂时收复了昔兰尼加，据说埃及议会的外交委员会曾于此时要求政府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据了解，纳哈斯掌权之后，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了。1942年4月，埃及外交官从俄国革命以来第一次出席了俄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庆祝斯大林寿辰的招待会，还达成一项协议，由苏联供应埃及极其需要的五万吨化学肥料，以换取埃及日益积压的、销售不出的剩余棉花。埃及报纸由于怀疑苏联是否能顶得住德国1942年的攻势，对它的态度一直不明朗；但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却赢得了热情的赞扬，9月27日，政府机关报《华夫脱…埃及人报》对斯大林格勒之战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发表如下评论：
　　不仅仅因为斯大林格勒是他们的一块国土，也不仅仅因为他们认为它具有多大的军事重要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一种神圣的象征……在某种制度的基础上把俄罗斯民族凝结起来的领导的神圣。
　　可是，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被新闻检查官全部删掉；两天之后。同一报纸刊登了一篇署名的社论，哀叹埃及受到了“包括放肆的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制度在内”的新的社会思潮的污染。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的解散为5月31日埃及对苏联的承认扫清了道路，其条件为：两国互不干涉内政，苏联政府不再进行任何宣传去鼓励共产主义的传播或危害埃及的现政权。8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途经埃及时，拜会了纳哈斯，埃及外交部宣布，从这一天起就可以认为两国已经建立外交关系了。10月15日，尼古拉·诺维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驻开罗公使，并于11月24日到任。阿卜德·拉赫曼·索尔坦诺夫被任命为驻开罗公使馆一等秘书这件事，恢复了苏联派遣信得过的穆斯林作为它驻穆斯林国家外交代表的惯例；索尔坦诺夫去开罗清真寺参加祈祷，很得埃及报纸的好评。
　　1942年12月，近东国家积极亲苏的势力包括两个国家的共产党、反法西斯联盟以及新成立的苏联之友协会，该协会在首次集会时就阐明其宗旨是：为反对殖民化和地方势力的寡头政治而斗争。1943年，戴高乐既受罗斯福的冷遇，又同丘吉尔疏远，乃转而谋求斯大林的支持。近东国家的法国人所允许的亲苏集会中，据报道有一次是在贝鲁特的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的会堂里举行的，会堂的墙上交替挂着锤子镰刀旗、洛林十字旗和贞德的画像；在法国人逮捕黎巴嫩内阁的晚上（1943年11月10…11日），整个贝鲁特到处并排张贴着斯大林和戴高乐的画像。共产党对这场政治危机的态度在伦敦的《工人日报》上充分反映出来。1943年11月12日，该报外交记者说，“英国和美国最反动的分子正在蓄意设法使法国左翼政党为难”，第二天又说“反动分子要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中混水摸鱼”。14日，轮到合作党的机关刊物《雷诺新闻》周刊了，它（通过该刊记者戴维·雷蒙德）指出，“美国的反动分子……为了在中东树立势力范围”而进行“煽动”是黎巴嫩危机的“阴险的背景”，“或者最低限度也要加以利用”。15日星期一，《工人日报》的编辑一开头就引用了《圣路加福音》第4章第42节，攻击外交部对危机所持的态度，他无疑认为他的读者们在前一天参加了礼拜，思想上是正好合拍的。11月16日，又由《工人日报》的沃尔特·霍姆斯谴责《每日快报》和《新闻纪事报》批评法国对危机的处理是“给纳粹帮忙”。当缓和终于实现之时，D·G·沃尔顿在11月23日的《工人日报》写道，由于“人民自由运动”的结果，一个独立的阿拉伯联邦的观念已经传布，其中已经产生“一个极端腐朽的反动阴谋的核心”，企图把英国目前在埃及、伊拉克和外约旦享有的势力扩大到整个地区，最后一句话则要仰仗通常以“弗兰克·皮凯恩”为笔名在《工人日报》写文章的克劳德·科伯恩来说了，他在25日公然宣称，英国和开罗的“相当一部分有影响的英国官员”，“厌恶”贾德鲁所作的让步，他们“下定决心不让他们在过去十天中如此热切地煽动起来的火焰熄灭下去”。
　　这些事件发生以后，叙利亚和黎巴嫩旗开得胜，取得了事实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独立，叙利亚共产党和黎巴嫩共产党在1943年底召开的联合代表大会上，决定各自采用它们的国旗和国歌来代替红旗和国际歌。叙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富裕的大马士革青年库尔德人哈利德·巴格达什在1944年发表的宣言中强调了这样一种和解态度：
　　民族解放符合所有居民的利益，不论他们属于哪一教派、宗教或阶级。它符合工人的利益，不亚于它符合雇主的利益；它符合农民的利益，也不亚于它一视同仁地符合大小商人的利益。……我们对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民族资本家的赞赏和尊崇毫不亚于我们对于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工人。……
　　我们向地主保证，我们不要求，也不会在议会里要求没收他们的花园和土地，而是相反，我们要求建设大规模的灌溉事业，促进化肥和现代机械的进口来帮助他们。……我们对此的交换条件是要求对农民发点善心，摆脱他们的贫困和文盲状态，在村子里传播知识和改善卫生。
　　1944年7月底，苏联驻埃及公使向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政府递交信件，宣布苏联承认它们的独立，并同意互换外交代表。
　　现在伊拉克左翼报纸批评政府还不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关于复交谈判年初已有报道，5月里国王在议会开幕时的致词中也已予以证实。这些批评者争辩说，阿拉伯世界在战后将需要一个“有势力的、中立的”调解人，来抵销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和美国的影响；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旨在使巴勒斯坦殖民化，而苏联则支持每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事业，它无疑会站在阿拉伯人一边。伊拉克内阁在8月份两度改组后，9月10日宣布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9月3日问世的《人民报》一面言不由衷地赞颂苏联是英国的盟国，接下去就说，同苏联建立关系将使阿拉伯人得到好处，因为它“对小国的独立和自由的同情、对和平和勤劳的热爱，以及它的反帝政策，都是人所熟知的”。1944年，苏联同沙特阿拉伯也恢复了中断六年的外交关系。
　　1945年1月，俄国正教会理事会召集会议选举一个新的莫斯科大主教。从中东去的有：安条克的正教大主教，苏联驻大马士革公使馆在他动身之前举行了欢送招待会，他从巴库乘斯大林的专车前往莫斯科；君士坦丁堡的正教大主教和耶路撒冷的正教大主教；霍姆斯的正教大主教，提尔和西顿的正教大主教，据说他们都曾在基辅和莫斯科上过学。亚历山大的大主教在归途中与英国议会访苏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斯蒂芬·金…霍尔结伴同行。大主教告诉他，他带回了价值三万英镑的圣像，是苏联政府赠送给他的，他“感受很深，但在他行过圣事的一所莫斯科教堂的后墙上，还可以透过石灰，看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标语，心中有些不安”。2月份，据报道，同苏联驻近东各国公使有密切联系的人士说，苏联政府正在谈判收回前俄国传教会在近东的财产，目的是要把它变为能接纳四万名学生的技术学校。5月31日，新任莫斯科大主教在基辅主教和其他十名俄国教会的显贵陪同下到达耶路撒冷，访问正教大主教，并在圣墓教堂中登上圣座。他还从耶路撒冷前往开罗，受到了苏联公使的迎接和国王法鲁克的接见。他拜访了亚历山大的正教大主教，并在这位大主教和安条克的正教大主教陪同下回到了贝鲁特。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君士坦丁堡的正教普世大主教在整个正教会中是地位最高的大主教，且在1月份出席过莫斯科理事会，但由于苏土关系在此期间严重恶化，莫斯科大主教的周游访问中却引人注目地把他漏掉了；据推测，这次访问并不仅是对近东各大主教的莫斯科之行作礼节性回访，而更其是一个政治计谋的一部分；要把他们对“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普世大主教的效忠转移到“第三罗马”莫斯科去。
　　1945年5月法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冲突使苏联政府的立场变得暖昧不明，因为它新近在1944年12月同法国签订了条约，但是它又保证过要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在英国公开干涉这场冲突之前，苏联的重要评论似乎只以莫斯科电台的一篇引人注意的声明为限，它说为首作乱的是叙利亚国民党的“法西斯”领袖；但在英国干涉之后，苏联政府却向掌握战后和平和国际安全组织主动权的法国、英国、美国和中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它们采取“及时的措施，制止军事行动，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据一位法国人士说，苏联驻埃及公使在阿拉伯联盟理事会6月4日开会时，向埃及外交部长递交了一份照会，声称苏联政府期望阿拉伯人民摆脱英、法两国的支配，它将不允许把法国从近东排挤出去，而使英国取而代之。
　　总的说来，苏联与西方大国的战时结盟使它获得机会，把它在中东的外交代表权和宣传活动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波斯，它恢复了革命前的一个世代里沙皇俄国在北部诸省拥有的势力；这种由于俄日战争的失败而黯然失色的势力，现在却因红军近来节节胜利而有所加强。7月13日，苏联军方的报纸《红星报》就曾断言，“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势力从1941年以来已经日益衰落；英国担心其他大国被石油吸引而渗透进来”。美国战后在中东的利害关系尚难断定。主动权操在莫斯科之手；一俟远东的战事结束，它的意图何在，便见分晓。
　　第七卷　大战和中立国
　　第一编　经济战
　　第一章　英国的努力（1939…1941年）
　　第一节　1939年的形势和前景
　　1939年以前重整军备期间，英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深信，在战争条件下，德国的经济是很脆弱的。德国方面，就它的四年计划大肆吹嘘，要保证达到一种自给自足的程度，使德国人民和战争机器都不再依赖外国的供应；而英国方面则正确地认为，德国要能这样摆脱依赖将是由于物资的储存，而不是由于使用代用品；严密的封锁将会逐步破坏它的经济资源。内维尔·张伯伦在1938年4月的伦敦几次讨论中告诉法国代表，在不久将来的德国战争中，封锁将成为英国最有效的武器。另一方面，希特勒在1938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说，他已完全成功地使德国不依赖他国，“封锁德国的这种主意，现在可当作一件完全无效的武器把它埋葬了”。
　　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之间经济战的进程，并没有使双方较乐观的预言家感到满意，有时专家们因此受到指责。事实的真相是，由于经常受到政治和军事事件的无端干扰，这个战场上德国的防卫计划与盟国的进攻计划都未能完全实现。究竟是不是误解了还是仅仅忽视了这个问题中的一些必要条件，这就很难说了。战争头二年，这一形势多半有利于德国。然而，英国尽管屡遭挫折，仍然继续深信经济封锁能起作用；虽然法国人通过封锁部同英国进行合作一直到1940年6月，但他们把主动权和具体执行权基本上交给了他们的英国盟友，而且他们似乎始终都认为英国是过于乐观了。德国政府竭力设法从他们毗邻的中立国那里取得经济援助，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他们对盟国的经济反攻，主要局限于用潜艇和水面攻击舰来袭击商船。法国沦陷后，美国的支持使经济攻势范围更大，效力更高，但在珍珠港被袭以前这种经济攻势一直主要是由英国策动和负责的。
　　1921年后，帝国防务委员会在伦敦经常考虑未来战争中的封锁问题，但在二十年代里（主要由于美国的态度），对于封锁在欧洲未来战争中的效用，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怀疑。从三十年代初起，德斯蒙德·莫顿少校（后来成为爵士）领导下的工业情报中心一直在为未来的战争奠定经济情报的基础。1936年下半年，这些相当一般性的研究工作就集中用以专门准备应付可能同德国进行的一场战争。“经济战”这个名词已在1937年被英国计划制定者们所采用，并于1938年2月成为政府的部门名称的一部分。这个政府部门将在未来战争中对德国施加经济压力。选用这一名称而不沿用“封锁”这一惯用的词，是有双重用意的。“封锁”一词有着某些别扭的涵义：国际法中“封锁”至今仍是指按十八世纪战争形式对敌方海岸、港口所设置的紧密包围圈，但在布雷、潜艇攻击与空战的二十世纪条件下，它早已成为不切实际的东西了。因此认为有必要另找某一新名词来表述能够切断敌人供应的那些复杂方法。同时也希望那个名词能表明，并促使人们对这个问题采取一种新的更积极的办法：即经济压力会成为而且也会被认为是一种进攻性的战斗行动，并将充分利用从敌后发动进攻的各种新手段，这些手段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使用过。总之，经济战的目的就是，使用一切方法来瓦解敌人的经济，使之不能继续作战。慕尼黑时期，经济作战部曾作过一次预备性的动员；在随后的十二个月中，它的计划经过修订和精心的制作，并于1939年9月3日正式成立该部，它有一个经过仔细挑选的工作班子，有一个明确阐明的纲领，还有大量收集来的德国经济情报研究资料。
　　大战的第一个冬天，在还不能指望其他盟国的军队取得早期胜利的时候，伦敦确实有一种夸大经济战潜力的倾向。出于同样的、但却更为深思熟虑的宣传上的原因，德国也夸大地报道了击沉盟国商船的事件。在整个“假战争”时期，人们曾设想过德国经济由于封锁而正在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在法国陷落后，英国三军参谋长们似乎过分地指望德国即将出现石油短缺和其他的物资匮乏，从而得到一些慰藉。但如果说这些希望毫无根据，那也是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化了。英国专家们认为，德国以其不足的资源来对付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它的经济情况是岌岌可危的，这种想法并不算怎么大错。他们的希望之所以成为画饼，是因为直到德国进攻苏联之前，还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
　　德国在1933年至1939年所作的准备足以发动1939年9月和1940年4…6月期间短促的“闪电战”。在这两个短暂阶段的激战中所取得的快速胜利，意味着德国的储备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压力。战斗中得到的战利品，以及从毗邻的罗马尼亚、瑞典和瑞士这样一些小的中立国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供应，足可抵偿它的消耗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