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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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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9日，法雷尔总统发表声明，宣称阿根廷目前已到了选举前的组织阶段，它将最终引导国家回到“宪法常态”。5月18日内务部长宣布政府将废止取缔政治活动的法令，颁布新的政党法，并设立一个选举法庭。5月底公布了组织政党的新条例。
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与国会选举促使法雷尔…庇隆政权的反对派更加积极行动起来，虽然他们的活动受到防止有组织的反抗的戒严措施所阻挠。这时那些反对政府限定价格政策的大实业家和大商人以及大部分大地主和畜牧主也纷纷加入了自由党和反对党左翼分子的队伍，扩大了他们的阵营。
7月6日当法雷尔总统宣布年底以前要召开选举大会的时候，选举的形势更为明朗了。因为阿根廷的大选通常在召开大会后九十天举行，所以大选大致在1946年3月举行。法雷尔说，“将没有官方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就在法雷尔宣布后的六天内，劳工群众大会在首都发动了庇隆的竞选运动。7月24日激进党的分裂派公开举行示威游行，邀请庇隆作他们一派的候选人。尽管庇隆没有公开承认自己准备接受总统提名，而且的确他也认为由他自己于4月份宣布无意接受总统提名是较策略的，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庇隆会接受他长期梦寐以求的总统提名。
反对党得到美国大使布雷登的全力支持。他把恢复民主制度，推翻军事独裁视为自己使命的主要目标。他不甘心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公开的演讲中，这位大使抨击阿根廷政府奉行独裁主义的法西斯政策，以及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采取行动以打击受轴心国控制的商行。布雷登在启程赴华盛顿就任代理国务卿之前的一次接见采访者时表示，他将不会改变对阿根廷的政策，相反，新的职位却将给他提供贯彻这项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布雷登说，两国的正式关系将视未来事态的发展而决定，言外之意要看选举的结果如何。
8月6日戒严状态解除后，相互对立的各派之间就开始了激烈的冲突。9月26日政府利用罗森将军策动的未遂政变再次实行了戒严，并逮捕和监禁了大批政府的对立派。
10月9日，内务部长宣布庇隆已经辞去所有的政府职务，这个消息震惊了全国。事实上是一批陆军军官逼迫庇隆辞职的，否则他们就要向首都武装进军。虽然庇隆被迫接受军官们的最后通牒，但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一次告别演说中宣称，他将不辞劳苦地为人民服务。他谴责布雷登干涉了阿根廷内政并“煽动了叛乱”。庇隆还说，在辞去劳工部长之前，他已经签署了一项法令，提高所有阿根廷工人的工资，并让他们分享利润。12日庇隆被捕，由法雷尔总统组成临时政府。
五天之后，庇隆胜利而归。搞政变的海军、陆军以及文官中的煽动者和支持者对组织新政府未能取得意见一致，而法雷尔则仍然忠于庇隆。庇隆主义的劳工团体组织了广泛的示威和罢工，大声疾呼要求庇隆归来，结果发生了骚乱。10月17日法雷尔向参加集会的群众宣布，临时内阁将由一个由庇隆的支持者组成的新内阁代替。当庇隆在玫瑰宫阳台上站在总统的身旁时，他受到了人群狂热的欢呼。10月22日政府答应在武装部队保护的各投票站进行光明正大的自由选举。31日颁布了允许各政党恢复活动的法令。
各旧政党以民主联盟的名义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合阵线反对庇隆，他们选激进派政客坦博里尼为总统候选人。一个新工党成立了，它则为争取庇隆当选而开展活动。庇隆的纲领包括一项改革农业、工业和社会的五年计划。在答应要改革的项目中，包括把土地归还给工人，改善劳动条件以及为阿根廷在工业上自给自足制定的各项计划。
庇隆的主要支持者来自穷苦阶级，他们自称为无衫汉，但其中也包括民族主义分子。庇隆还自称得到罗马天主教主教团的支持，因为在11月16日给教区教友的一封信中主教命令罗马天主教徒不要投那些鼓吹宗教与教育分离、国家与教会分离以及合法离婚的候选人的票。人所周知，民主联盟中的大部分政党是反对在学校里实行义务宗教教育的，而这一制度在军政府1943年掌权后就已经颁布法令实行了。
整个大陆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场选举。尽管精神抖擞，生气勃勃而富有魅力的庇隆与才貌平庸的坦博里尼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民主联盟仍然相信他们会获胜，如果选举是公正举行的话。虽然仍旧保持戒严状态，但报章杂志却获准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提出批评，所有的政党均准予举行集会。可是许多民主党派的集会却被庇隆派的武装人员所驱散，而亲庇隆的警察部队则袖手旁观，不作公正的处置。
与此同时，身为华盛顿代理国务卿的布雷登，为了忠于自己的诺言，继续攻击庇隆是西半球和平与团结的威胁。同时他还试图争取其他美洲政府的支持。选举原定在1946年2月24日举行，在举行前二星期左右的时候，布雷登断定这已到了采取更直接行动的时刻。2月11日，一份通常称作蓝皮书的备忘录递交给了其他美洲国家的代表。十二小时后，这份备忘录就公布于世了。蓝皮书的内容是根据轴心国在阿根廷活动的情况汇报，包括盟国占领德国后发现的情报。阿根廷政府被控在大战期间曾给德国以援助，并在自己的国家里给纳粹团体继续提供庇护。庇隆被点名为主要通敌者之一。
在大部分选举活动期间，庇隆一直主要强调，他在反对贪婪的地主和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运动中作为贫穷受压迫者的一名战士所起的作用。他慷慨地向工人们许下了诺言，并发布了法令，立即给工人们切实的好处。布雷登的公开干涉反而给庇隆提供了新鲜的武器，使他成为拥护阿根廷自由和独立以摆脱美国佬蓄谋控制的人。庇隆声称，阿根廷的选民们必须在2月24日投票，要末选布雷登，要未选庇隆。
同过去标志竞选运动时的恫吓和派系斗争的情况形成对照，那天的投票却是平静而井井有条，完全实现了武装部队将能保证选举公正举行的许诺。统计票数的工作花了六个星期，但到3月中旬已很清楚，庇隆的胜利已成定局，除非在尚未计票的几个选区内形势突然转向。最后的选举结果表明：庇隆已经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他的党在十四个省政府中获胜了十三个，在国会里也取得了胜利。庇隆支持者之所以赢得胜利，实得力于反对党派内部的分裂，而它们的党派休战只限于选出一名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而已。
（二）阿根廷选举在美洲大陆产生的反响
庇隆的胜利使美国政府中的拉丁美洲政策制订者陷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布雷登和国务院曾寄希望于庇隆为民主派人士所击败。他们可能在理论上采取三条政策中的一条：（1）承认新政府和同阿根廷建立正常关系；（2）不承认和公开反对；或（3）承认，但保持疏远和不友好的关系。他们不准备考虑第一条政策。第二条是排除在外的，除非美国准备单独行事。不论英国政府还是主要的拉丁美洲政府都不想要孤立阿根廷。
拉丁美洲国家不安地看到，曾经一度在墨西哥城和旧金山弥合了的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争执又死灰复燃了。虽然多数的美洲政府并不比美国政府对法雷尔…庇隆政权更有好感，但公开与之决裂是不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况且，美国的高压行径更引起了它们早先对北美的干涉和霸权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愈加坚持它们早先的防卫手段，即不干涉和步调一致的原则。看来似乎越来越清楚了，美国是准备抛弃这两项原则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公开地宣称，在外交事务上不干涉的政策，并不意味着赞同当地的暴政，并且呼吁拉丁美洲国家联合起来同法西斯政府进行斗争。
拉丁美洲政府对于对不干涉原则的任何修改的态度，在它们对乌拉圭于1945年10月提出的建议的反应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乌拉圭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拉雷塔，在一封致其他美洲共和国的照会中提议，采取集体行动以对付侵犯了包含基本人权在内的民主原则的政府。虽然，这提议当然并未提及阿根廷，但显而易见，法雷尔…庇隆的军事独裁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政府。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拉丁美洲政府也是如此。
贝尔纳斯立即宣布美国政府“无条件地赞同”乌拉圭的提议。相反，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不是在外交上不作肯定表态，就是反对这个提议。它们不准备接受对它们内部事务的干涉，不论这种干涉是单方面的或是多方面的。此外，它们害怕虽然干涉表面上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美国可能利用它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对一些弱小国家施加压力，以提供它所需要的支持其进行干涉的多数票。这些国家的疑虑由于国务院官员的声明而更加深了，声明指出，要在美洲国家间的协议中取得完全一致是一种做不到的想法，决议只应该由真正的多数表决通过。
当时在讨论中最重要的一项美洲国家间的协定是取代查普尔特佩克决议的西半球防务条约。经一致同意美洲各政府应于1945年10月底在里约热内卢集会讨论这个条约。在会议预定召开日期前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东道国巴西政府说，国务院希望推迟会期，因为美国政府不想与阿根廷现政权商谈防御条约。其他拉丁美洲政府在作出这项决定后才被告知，因此对事先没有和它们商量就采取这一重大步骤感到不满和不安。虽然，美洲政府间关于缔结条约的谈判继续下去了，但如果包括阿根廷政府在内，美国政府就不打算商订条约，因此是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的，而主要的拉美国家则反对把阿根廷排除在任何谈判之外。
布雷登不仅未能说服大多数拉美政府支持美国对阿根廷政府采取一项坚定政策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而且他的强硬政策还遭到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人士的反对。他的敌手包括睦邻政策的支持者和不干涉主义者，害怕英国在阿根廷竞争的商业界以及日益增多的持这种观点的一批人，即认为来自西半球纳粹的危险比起共产主义的威胁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切望所有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抵制这种新的危险。
在这种处境下，布雷登见风转舵了。1946年3月27日，他说，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政府的外交关系将予以保持，但他重申美国政府不准备签订任何将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西半球军事协议。显然他仍旧希望同其他美洲国家或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达成一项协议而把阿根廷排除于外，但已愈来愈明显，任何这样的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美国政府关于蓝皮书中所揭露的问题采取相应行动一事曾向巴西和其他主要南美国家发出函件，到4月初才迟迟收到它们的答复。大体上他们同意巴西的观点，这一观点发表在4月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巴西外交部长实际上说，大战已结束，阿根廷新政府已经过自由选举产生，巴西政府极想签订一项互助条约，但认为，这样一项条约除非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所有美洲国家都参加签署，将是一纸空文。由于拉丁美洲的答复以及美洲各国间进一步协商的结果，美国国务院更改了它的立场，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准备考虑让阿根廷参加防务条约，倘若阿根廷政府在肃清轴心国影响方面履行其义务的话。
整个1946年，斗争一直在继续着。布雷登在几条战线上进行了一场英勇但不能取胜的战斗。布雷登在国内的最强大的敌手是新任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乔治·梅塞史密斯和陆军部。美国军事计划制订者都渴望在制订西半球防御计划方面与拉丁美洲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他们的防御计划包括所有美洲共和国的训练、组织以及装备的标准化。1945年10月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调整军事力量的报告，1946年5月杜鲁门提交国会一项美洲国家军事合作法案，这个法案体现了防务委员会的许多建议。这个议案如果通过的话，将能通过以美国的现代军备交换拉丁美洲现有不标准的装备而使装备达到标准化。陆军部担心如果不允许阿根廷政府从美国得到武器，则他们将从英国或俄国得到。6月份，前阿根廷陆军参谋长范德贝克将军为争取得到军需用品访问了华盛顿。代理国务卿告知阿根廷使者，在阿根廷履行它肃清轴心国影响的义务以前，美国政府不准备出卖武器给他的政府。
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阿根廷做出了几个和解姿态。8月，查普尔特佩克决议和联合国宪章都在阿根廷国会两院被批准了。同月，据报道，庇隆已告诉众议院，在另一场战争中人们将会看到阿根廷同美国结盟。遗留下来的德国学校被关闭了，并对在蓝皮书中提到的几个德国人采取了行动。但是，政府未能将几名被指控的较著名人物加以驱逐，其中包括庇隆的亲密私友路德维希·弗罗伊德。他经阿根廷联邦法院宣布免除其被控的共谋罪。
6月，阿根廷在美国的冻结资金被解冻了。然而，到年底，华盛顿政府内部关于把阿根廷也包括在西半球军事条约之内并向庇隆提供武器是否明智问题的争论仍未决定，而为拟订防御条约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则已一再延期召开了。
（三）英阿会谈
发现庇隆总统在谈判中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如我们所知道的，阿根廷在美洲之所以能实行一种独立政策，多半是由于它同英国有着密切的财政和经济关系。庇隆按照自己的经济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政策，极想减轻自己国家对英国的依赖。1946年6月至7月，英国代表团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商讨有关财政和经济问题，包括续订1936年的商业条约，但他们发现谈判非常难于进行。
谈判的要点是：关于战争期间阿根廷在英国所积累的大量冻结英镑的余额问题，英国在阿根廷拥有的铁路的前途问题，肉类供应和续订英阿商业条约问题。英国渴望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一个全面的解决。但是，阿根廷政府由于英国需要它的牛肉而处于优越地位，因而在它们被冻结的英镑余额问题没有得到满意解决之前，不准备在其他几个问题上签订协议。
最后，在英国就冻结英镑和提高肉类价格的问题作了让步之后，才在9月17日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解决了阿根廷英镑余额、肉类购买合同和英国在阿拥有的铁路问题。双方进一步同意应立刻开始讨论，为签订一项新的贸易条约作准备，以及在这些讨论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旧条约中各项条款的有效期应延长至该年年底。
第二节 拉丁美洲的政治趋势
在巴西，1945年这一年标志着已统治该国十五年的热图利奥·瓦加斯威信的部分衰落。自从1937年解散国会和建立新政府以来，瓦加斯实行了完全的独裁。当时通过的宪法中的主要条款，从来就没有付诸实施。但是，瓦加斯的独裁大体上说来还是宽容的，大多数巴西人起先还愿意接受对他们行动自由的种种限制，作为恢复法治的必要代价。在战争年代里，他们再次忍受了瓦加斯权力的扩张，认为有必要这样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不满情绪日益滋长。瓦加斯在维护他的独裁统治的同时，想以许诺战后在和平安定的适当环境下举行大选的办法来制止批评。虽然瓦加斯认识到在巴西恢复较为民主做法的需要，但是，他所想象的民主形式，并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放任自由的十九世纪式的民主，而这种曾包含在1891年巴西宪法上的民主结果只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腐败和一片混乱。
1937年的宪法是遵循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路线的。它所规定的条款使政府有权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瓦加斯认为，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他很想为他的国家取得更多的经济独立；并且认为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由国家来计划和指导国民经济，而且，必须对外国资本和企业实行严格控制。在战争年代里，瓦加斯意识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必要。这种合作必然意味着允许美国在指导巴西内部事务方面有相当的决定权。巴西人尽管切望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现在感到，由巴西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已到来了。随着和平在望，他们很想重新控制他们的空军基地并送走北美的“占领军”。他们相信巴西增高的威望和地位，使它足有资格在处理大陆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对阿根廷的政策中，他们并不打算接受美国的指示，因为他们确信，同他们南面的邻邦恢复良好关系是很必要的。在这些情况下，1944年夏天，瓦加斯决定撤掉他的外交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纳的职务。因为阿拉纳是一位主张同美国密切合作的强烈鼓吹者，并且被许多巴西人看作是一个受北美影响太深的人物。无疑，在瓦加斯看来，阿拉纳有可能成为他的政治对手这一事实也有一定的影响。阿拉纳是平民党的领导人，他相信在巴西应当恢复自由民主，并反对瓦加斯的政治观点。
1944年底瓦加斯判定，实现他诺言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除夕的一篇演说中，他宣布了举行大选的意图；1945年2月22日，放宽了新闻检查；3月，解除了1937年实施的关于政党的禁令。另外还对自由做了许多让步，包括释放共产党领袖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在内的彼监禁的政治犯。5月28日，颁布了新的选举法，并且定于1945年12月2日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被选出的国民议会将负责起草一部新的宪法或者修改1937年的宪法。
联合起来的各反对党组成了一个全国民主联盟。推举戈麦斯将军为他们的总统侯选人。戈麦斯的支持者网罗了各色人等，包括大多数报界人物、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和瓦加斯政权前的幸存者。戈麦斯还得到了希望在经济上保持殖民地式经济的咖啡种植者的支持。在这种经济下，巴西人可用主要出口作物换取进口产品，因此这些人能从戈麦斯的低税政策中得到好处。另一位竞争的候选人杜特拉将军则主张高税政策和继续瓦加斯的鼓励民族工业的政策。这两位候选人都具有保守的思想，并且都主张加强巴西的军事力量。
瓦加斯声明不竞选总统，并希望他的支持者投杜特拉的票。然而他仍然被怀疑暗中打算继续留任。他对杜特拉的支持被许多人看成是一种分化反对派的一时权宜之计。一群瓦加斯的崇拜者结合起来了，取名为克雷米斯塔，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他们的英雄竞选第三任总统。他们还竭力主张，选举应限于选出一个制宪会议来起草一部新的宪法，而总统选举则应推迟到新宪法制订之后。当然，这将意味着暂时延长了瓦加斯的任期。普列斯特斯也主张推迟总统选举，他在工人和联邦雇员中间颇有影响。事实上，一般都认为，瓦加斯同普列斯特斯已订有密约。这段时期政治气温迅速上升，而且并没有因为9月美国大使在里约热内卢发表讲话，表示选举应该按原来计划进行而冷静下来。
10月29日，瓦加斯撤换了警察总局长，代之以自己的兄弟。不管瓦加斯怎样设法继续当政，三军首脑是并不想袖手旁观的。10月29日，他们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牒，要求瓦加斯辞职，而由最高法院院长暂时行使总统职权。第二天瓦加斯宣布辞职，安详地告老回乡了。
选举于12月2日按时举行，结果杜特拉将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瓦加斯由工党提名，又回到里约热内卢，出任他家乡南里奥格朗德州的参议员。新的国会成立之后立即开始工作，从事起草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在1946年9月18日正式公布。它是1891年自由色彩的宪法和1937年宪法之间的折衷产物。后者的极权主义性质经过修改，给了国会更大权力，但同时许多有关劳工和民族主义的条款仍被保留下来了。
战争结束使其他许多拉美国家的政府发生了变动。战争年代中的趋向是由当政政府继续掌权，原封不动。1945年至1946年发生的那些变动则是通过不同的手段实现的，有些是和平的，有些是革命的。它们在程度上也各不相同，有的引起了政府的政治色彩的明显变化，而有的只限于重点和人物的改变。
1945年，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执政政府都被具有比较自由倾向的新政府所代替，虽然他们取得政权的方法有所不同。在委内瑞拉，由梅迪纳政府安排的选举被民主行动党成员发动的革命所遏制，因为他们知道，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他们要与政府机器相颉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叛乱在10月15日爆发，并在首都进行了几次战斗后，以革命者胜利而告终。梅迪纳总统和他的政治僚属们被放逐，在一位文职人员，罗慕洛·贝坦科尔特领导下成立了一个七人政权机构，他宣布该机构只是临时性的，即将尽速进行制宪议会的选举。
在秘鲁，选举在1945年6月10日如期举行。当选的总统候选人何塞·路易斯·布斯塔门特得到了主要由自由主义和左翼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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