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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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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外界的反对，国内所有政党乃一齐团结起来支持德·瓦勒拉。1944年3月15日，在众议院进行的一场三小时的辩论中，德·瓦勒拉拒绝美国要求的行动得到了所有各种色彩的党派发言人的支持。两个月后，5月31日大选的结果，确认了公众对德·瓦勒拉捍卫爱尔兰中立政策的支持，那天，自主党因获得了大幅度增加的选票而重新掌权。
第四节 爱尔兰与战后世界
对许多爱尔兰人来说，中立政策成了一项与统一同等重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战争结束前发生的两件事清楚地证明德·瓦勒拉决心要把中立政策坚持到底。第一件事就是他拒绝作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将不允许轴心国战犯到爱尔兰来寻求避难。1944年9月21日，美国政府就此提出异议，10月9日，德·瓦勒拉回答说，他不能作出拒绝给任何人避难的保证，只要“公道、仁爱、国家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话”。但是，他指出：
从目前这场战争开始以来，爱尔兰政府的一贯做法就是，对于所有那些外国人，只要他们的出现与爱尔兰的中立政策相违背，或者对爱尔兰人民不利，或者是与爱尔兰人民希望避免损害友好国家利益的愿望不相符时，都一概不允许其入境。
第二件较难理解的事是，在获悉希特勒死去后，德·瓦勒拉决定去德国驻都柏林公使馆吊唁。毫无疑问，这种礼节性访问是符合外交惯例的，但对许多愤怒的旁观者来说——爱尔兰人也包括在内——却好象是对联合国家的一种平白无故的侮辱。德·瓦勒拉的行动说明，他和许多爱尔兰人已经在多大程度上给纯粹是权宜之计的中立政策加上了一种近乎神圣的内容。中立应该有的礼节必须遵守，哪怕是因此而违反了世人的良心，并使爱尔兰失去世界的同情。
欧洲胜利日以后，大多数从开战以来一直束缚着爱尔兰的种种限制被废除了。1945年5月11日，战时检查制度取消了。爱尔兰市民第一次能够从他们的报纸上看到轰炸伦敦的情景，读到有关德国惨无人道的集中营的报道。也是第一次在报纸上能够发表关于英军中的爱尔兰人因建立功勋而荣获七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事迹，以及其他有关表彰英勇行动的嘉奖。战争期间禁演的战争影片和新闻片在爱尔兰影院上映了。6月11日，英国政府解除了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旅行的禁令。数百名在战争期间被拘禁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获得了释放。但是，此后不久，由于被开释的那些人又重新策划阴谋和进行其他非法活动，爱尔兰政府不得不又重新拘留了爱尔兰共和军的“参谋长”麦卡蒂和该组织的其他成员。7月6日，德·瓦勒拉向议会要求延长政府的紧急应变的权力。7月24日，政府宣布援引危害国家法令第四条，可以不需经过审讯就拘禁任何嫌疑分子。
战争结束时，爱尔兰政府迫切希望恢复他们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地位。1943年11月，德·瓦勒拉说，爱尔兰准备参加“任何国际组织，只要它是在大国与小国之间一律享有主权平等的基础上，以实现集体安全和维护和平为宗旨的”。但是，爱尔兰不准备付出那些交战国所索取的代价，即放弃它的中立，或者仿效其他一些中立国，在最后一刻，为了猎取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而赶上潮流。因此，爱尔兰没有被邀参加1945年6月举行的讨论建立联合国组织的旧金山会议。7月18日，德·瓦勒拉在众议院中批评了在这次会议上所同意的联合国组织，因为在这个组织里，小国将只有极小的影响。
象其他小国的领导人一样，德·瓦勒拉带者厌恶和不安的心情估量着这个战后的世界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所有主要的决议表面上将是由四五个大国作出的，但实际上，是由三个大国美国、苏联和英国作出的，因为法兰西和中国仅仅是名义上的大国。而且，在这共管国际中两个主要大国之一是苏联。共产主义及无神论的俄国是德·瓦勒拉和他的天主教及保守的同胞所诅咒的对象。对苏维埃政府的恐惧和不信任可能是德·瓦勒拉在战前和战后制定其大部分政策的关键所在。国联破产后，企图把俄国拉进到一个反希特勒集团的努力，无疑增强了德·瓦勒拉的决心，要在一旦发生战争时继续保持中立。在战争后期年代里，德·瓦勒拉对德国人的政策——这使普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感到十分困惑不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苏联的恐惧。德·瓦勒拉原想看到一个对德国宽容的乃至妥协的和平，为的是在战争结束时可以保持一些表面上的欧洲均势，以与俄国抗衡。如果德·瓦勒拉希望能使盟国相信这一政策是可取的话，那末爱尔兰继续保持同德国的联系，显然是有利的。鉴于后来事态的发展，可以证明在这个观点上德·瓦勒拉是正确的。但是，在当时所处的情况下，任何这样的愿望看来都是不现实的。在从前由职业军队为极其有限的目标而进行的战争中，那倒或许是有可能的。但在四十年代，若说民主政府的领导人能说服他们的人民——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相信曾被当作是讨伐邪恶的十字军的一场战争却应当在优待恶人的基础上结束，便简直难以想象了。况且这样一种企图，也是决不会受到曾在德国占领下的西欧国家的欢迎的。罗斯福和美国的主要的政策制定者们，以及许多英国人都认为，均势是一种过时了的概念。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世界组织上，而这个组织要能成功的话，就必须包括俄国在内。这样，一种妥协的和平就将意味着放弃他们所有的那些希望，即建立一个更好和更合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俄国将按国际大家庭的礼让，作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成员取得它的席位。离开这一点，就意味着大不列颠和美国将不得不自食其对俄国作出的他们不会对德单独媾和的诺言。
鉴于爱尔兰的历史和它的领土分裂仍未消除的状态，中立大概是德·瓦勒拉在战争开始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政策。不过，他曾经那样毫无妥协余地坚持中立的态度，是否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明智，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当战争结束时，他的确维护了爱尔兰在选择战与和上的主权，但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分裂问题已被搞得越来越难解决了。北爱尔兰人已下定决心不同他们的南方邻居联盟。而且，他们现在又得到了英国支持的保证。1945年5月13日，丘吉尔开了第一炮，在一次英国战史评论广播会上，首相抛掉了他在战争时期对爱尔兰表现过的政治家的克制风度，猛烈地攻击德·瓦勒拉拒绝英国使用爱尔兰的港口。爱尔兰政府被谴责与轴心国代表“调情”。丘吉尔说，如果不是出于北爱尔兰的效忠，英国为了确保它自己的生存早就应该把爱尔兰的中立置于度外了。5月16日，德·瓦勒拉以委婉的语气作了答复，但他重申了爱尔兰的中立权利，以及在继续保持分裂的情况下，爱尔兰不能奉行任何其他的政策的论点。
争取美国积极支持结束分裂局面的机会也已经错过了。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眼里，爱尔兰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以致不允许他们默认一个政府可以无条件地管辖这整个岛，因为在一场他们所投入的战争中，这个政府可能再次坚持中立。德·瓦勒拉显然不准备对一项与英国共同防御的政策承担义务，虽然他表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的话，是有可能达致某种安排的。在7月19日的一次关于对外事务的辩论中，他说，英国由于它帝国本身的利益，很可能被卷入一场与爱尔兰无关的战争。要制定一项只有当爱尔兰的利益被明显涉及时才适用的防御政策，即使对于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来说也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两天前，德·瓦勒拉就阐明了爱尔兰对英联邦的立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我们对外事务的政策上与英联邦国家联合一道”。他说，他准备坚持这一政策。这样，虽然德·瓦勒拉不愿意作任何让步，但他还是渴望把门半开着。在这两岛上主张英爱合作的支持者们努力证明爱尔兰的中立，事实上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为有利于英国的，这就证明，他们希望在两国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指出，英国已经由于爱尔兰为其供应粮食和在英国及北爱尔兰工厂工作的爱尔兰移民为其提供额外劳动力而受益。这两项贡献主要都是出自经济需要方面的考虑，因此不能完全把它看作是同情盟国的证据。不过，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男女确曾站在英国一边。除了那些在军队中服役者外，在英国战时活动的每一领域中，在英格兰和海外，都可以看到许多爱尔兰的男人和妇女。在爱尔兰，对盟国的同情表现在许多方面。迫降在爱尔兰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爱尔兰人把他们隐藏起来，并帮助他们越境进入北爱尔兰。对在训练或非作战飞行中飞机失事的驾驶员没有加以拘留，且为他们提供修理飞机的各种便利，只要他们在适当的时间内就起飞的话。传说有一支爱尔兰军的分遣队曾被派出去用炸药炸毁一排树，因为否则这些树木就会妨碍一架英国飞机在预定时间内起飞。来自英国危险地带的难民都受到欢迎。
遗憾的是，爱尔兰在战争年代里的孤立地位，给国内外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爱尔兰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一项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在国内又实施了严格的检查制度，从而使爱尔兰人民与外部世界思想感情的潮流隔绝起来。曾鼓励爱尔兰人在经济上、文化上和精神上培养起一种自信心。爱尔兰宛如一株经过大力修剪的树木，唯一留下可自由成长的嫩枝只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枝茎，簇拥着一枝独立、统一的盖尔人的爱尔兰的花朵。在这个凯尔特族人的黄昏图景中，只能隐隐约约地分辨出外部世界的轮廓。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幻梦已显得比当今世界的严酷事实更为真实了。
第四章 介于盟国和轴心国间的西班牙
第一节 1939年9月的形势
（一）内战的后果
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年的内战（1936年7月至1939年3月）。这场内战同时又是一场宗教的、阶级与阶级间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间的、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间的战争，双方都进行了残酷的鏖战。据说，在这三年内，在战场前线，由于处决和屠杀或是由于饥馑、疾病和空袭，约有一百万西班牙人丧生。获得胜利的国家主义者对于共和主义者始终仇视，共和主义者中有二十五万人依然被监禁着，大部分人在等待审讯。几千名共和主义者已被枪杀，十万以上的人被放逐，社会秩序全靠警察国家的方法来维持。许多歹徒和游击队依然消遥法外，不参加这两大派间的政治斗争的大部分人民的最大希望是西班牙不再回到1936年至1939年的恐怖时代中去。
国家主义者政府似乎不致有遭到推翻之危险，除非西班牙因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而陷于混乱，或者建立起来的支持这个政府的不稳定的联盟趋于瓦解。人们已可清楚地看到了内部的不和与猜忌，特别是在那些由军队、地主、商人、极端的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和支持唐胡安王子的不太反动的君主主义者组成的较守旧的右翼集团，以及那些原来是一种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式运动的长枪党之间，他们把信仰经济与社会激进主义同憎恨马克思主义与蔑视资产阶级民主结合起来。而长枪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完全协调的。在内战期间，长枪党运动在数量和实力上已迅速增长，它当时在由所有各国家主义政治党派于1937年4月合并成的单一政党中已居统治地位。在1939年8月重新组阁时，长枪党党员又使传统主义者吃亏而获得了胜利；他们在首都和各省市的政府机关内占据了要津；他们的领袖中有一个名叫拉蒙·塞拉诺·苏内的，他是内政部长，长枪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又是佛朗哥的妻弟，因而他很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文职人员。这个野心勃勃和目空一切的塞拉诺·苏内直到1937年方才成为长枪党党员，他与其说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在外交事务上已经大量插手，因此，他要取代最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贝格贝德尔上校的职务，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他一直在竭力发展同轴心国的合作，但是他实际上很害怕德国的侵入，这种恐惧心理他在1939年6月罗马的一次宴会上所作的演说中显露出来。然而对于法国和英国，他却表示了根深蒂固的敌视，据说是因为这些国家驻马德里的使馆曾在1936年拒绝给他的兄弟们以避难权。
虽然长枪党已变得很有势力，但陆军依然是西班牙最强大的力量，身任总司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党魁四职的佛朗哥将军，自1936年10月以来，一直以他的沉着顽强的毅力保持了他的地位，而正是他的这种沉着顽强的毅力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然无恙。他向他敌对的国家主义者集团所作的让步都摆得四平八稳。譬如，他在1939年8月任命了几名新的长枪党部长后，就又任命了一名陆军军官为该党的书记。有一年多的时间，该政府几乎在名义上有两个外交部长，而每逢两个敌对的集团中的一方有一名主要的代表被解职时，一般地跟着就会有另一方集团中的一名主要代表被解职。联合政府就是采用这种方针取得了稳定，尽管效率很差，而由于各党支部同正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重床叠架，事情就搞得愈来愈糟了，另一方面，不久之后又建立起来一种由国家…辛迪加公司组成的统治集团，更加剧了这一混乱状况。另外不幸的是，许多原来在这样的时期满可对国家做出有益贡献的人，死的死，流放的流放，监禁的监禁，或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予任用。无疑国家在社会服务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总的说来，这个政权腐败而又无能，并充满着勾心斗角，对于它那些怀有更大理想的拥护者是惨痛的失望。
行政管理上的混乱以及倾向于自给自足与管制经济的长枪党同具有较正统观点的其他一些国家主义者之间的不协调，使这个因社会革命和战争而遭到蹂躏和破坏的贫穷国家的经济建设更加困难重重。由于缺乏国外进口的原材料，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不光需要进口大量食品，而且也必须进口为国家主义者打算实施的发展计划所需的各种设备。按照西班牙政府缺少黄金和国外资产的情况，要偿付所有这些进口物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此，在这初期恢复阶段，向国外政府要求信贷就至关重要了。
（二）外交政策及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
国家主义者压根儿无意专心致力于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一开始他们就坚持西班牙“志在”海外“帝国”。他们所渴望掌握的领导权，一部分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西班牙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影响，是要通过同有血缘关系的西属美洲各国建立较密切的联系以得到增强，同时它也对阿拉伯世界表示了一种友好姿态，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比西班牙更有资格赢得同穆斯林的相互谅解的。另一方面，西班牙准备全面扩充其陆、海、空三军，并准备建造四艘三万五千吨的战舰，民族主义者也对收复直布罗陀以及扩张其非洲的领土表示了兴趣。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说到要把葡萄牙并入他们的新帝国内。据暗示，西班牙在下一场战争中将不大可能保持中立，而且不应该忽视上帝已赐给他们的战略优势。当时还是外交部长的霍尔达纳伯爵，在1939年4或5月间对新任命的英国大使莫里斯·彼得森爵士说，西班牙无意染指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塞拉诺·苏内接着在6月访问罗马时不但要求直布罗陀，而且还要求法属摩洛哥，可是，他又明确表示，西班牙在二、三年内将决不会从事战争。佛朗哥在齐亚诺于7月拜访他时，坚持要保持不少于五年的和平，他对于这一点，比对于西班牙到头来将难免被卷入一场全面战争一点尤其更为强调。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佛朗哥还提醒德国情报机关西班牙没有作战准备。
国家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和重整军备工作，很受害怕共产主义俄国和国内“共产主义”的动乱的影响。如果我们只要记住这一点，即对西班牙政府和许多决非极端国家主义者或轴心国的拥护者的西班牙人来说，这个文明世界的真正敌人是俄国而不是德国，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一旦这一设想成立的话，西方大国和轴心国之间的这场战争看来可能只不过是强权政治的一次灾难性转变，或者充其量不过是一场为俄国人火中取栗而被引入歧途的十字军运动罢了。
这一时期西班牙同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友好的，除了西班牙对这三个国家中的二个有领土要求之外，还有其他若干原因，诸如：国家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仇恨，他们把西班牙之所以被挤出大国行列的责任归咎于西方这种自由主义；他们认为无论英国和法国都不情愿容忍一个强大的西班牙控制海峡；他们对不干涉政策以及共和主义者从这三个国家非正式得到的支持，至少是在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的默许下的支持感到不满；他们害怕西方民主国家目前正力图颠覆国家主义者的政权；他们希望推翻英美的“经济帝国主义”；他们同美国争夺在拉丁美洲的领导权。但是，所有这些敌意并不是针对一方面的，因为在所有这三国中，始终都存在着反国家主义的情绪，而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它后来在大战年代里的政策上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同美国和英国的贸易能为西班牙提供其迫切需要的原材料、粮食和信贷，而且也可能使它不必过分地依赖德国。英国为谋求重新开放贸易所进行的试探在大战爆发之前一直没有得到西班牙的响应，但是，早在1939年5月，西班牙却已要求美国为它购买棉花给予进出口银行的信贷。美国政府当时提出了某些条件——保证美国商业界获得公平的待遇，撤销扣押美国国家电话公司的资产，释放在为共和主义部队服务期间被俘虏的美国公民——虽然这些条件并未能完全得到满足，美国还是于1939年8月提供了一笔一千三百七十万美元的信贷，为卡塔兰棉织厂供给一年的棉花。在电话公司的争端问题解决之前，美国政府不想签订一项贸易协定，但是，他们对于私人贸易并未加以阻止。
（三）西班牙与轴心国
国家主义者之所以必然倒向德国和意大利，是因为他们具有反民主的政体，害怕共和主义者的反攻，以及对西方大国的不满与要求。此外，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尤其是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处于对轴心国大大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些关系远远不如当时在西方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密切，而且，这三个大国的利益在许多地方都是互相冲突的。佛朗哥在内战期间谨慎小心的领导已引起了他的支持者的恼怒，同时，西班牙人既害怕德国的经济渗透，又不能忽视纳粹对天主教会的态度。尽管德国人孜孜不倦地拉拢长枪党党员，并在某些地方颇有成效，但是长枪党党员中的许多人甚至还宁愿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为他们的典范。建立一个借以同德国优势相抗衡的“罗马…马德里轴心”的想法，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尽管这一想法犹如墨索里尼用以约束极权国家的乱七八糟的其他方法那样，还不外乎是一种幻想，可是，西班牙人并没有忽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机会。轴心国彼此间的关系照例是交替使用两面三刀的欺骗或谨小慎微的改正的手法，根据他们天生的敌对情况和希特勒吹嘘的“独裁者弟兄”而摇摆不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虽则不时进行磋商，但这两国政府的行动却远远不是步调一致的。
当时西班牙政府尚未与德国或意大利缔结任何一类的军事同盟。他们一直在恪守1939年3月27日签署的反共协定，并在1936年11月28日与意大利，1939年3月31日与德国分别缔结了秘密条约（与德国的条约代替了1937年3月20日签订的议定书）。这两项协议都规定了双方要进行磋商和合作，而且一旦在双方中任何一方卷入战争时要保持善意的中立；双方中任何一方都保证不缔结旨在针对另一方的条约。意西协定甚至还规定，那些可能还有这种作用的现有条约应置之不顾，而且，万一发生战争，中立的一方应在供应方面帮助交战的一方，并允许其使用港口、航空系统和其他运输工具，同时对条约签订国的敌方拒绝提供任何这方面的方便。意大利在1936年11月似乎就已考虑到缔结这个协定在使自己不受到集体制裁上是划算的。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或其后不久，意大利要求使用巴利阿里群岛上的基地时，却遭到了拒绝。
1938年9月国家主义政府宣布，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将恪守中立。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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