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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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工人赚的钱足以应付上涨的生活费用。从1937　年到1946　年，收入增加到原来的四倍，而生活费用却上涨到原来的十四倍。而且，政府打算用规定支付工资的最高现金限额来控制开支，但这个办法在现实的压力下不久就失败了。支付津贴和额外生活补助费的办法，逃避了这项法令或不理睬这项法令。
　　当通货膨胀的轮子以螺旋形上升的加速度转动时，工资的轮子比物价的轮子转得慢多了。虽然通货膨胀的程度同实际工资下降之间的差距，根据作为基点的年份来看似乎出入很大，但是有几件事是非常清楚的。生活费用从1937年12　月的基数104　上升到1946　年3　月的3，590　。例如，食品价格上涨了四十四倍，衣服价格上涨了三十一倍。零售价与工资之间的关系就更为重要。
　　如果以1930　年为基年，那么到1946　年底，物价上升了二十六倍，而工资仅上升十三倍。到1947　年，物价飞涨到基年价格的九十倍，而工资只增加到四十六倍。尽管以后物价和工资都上升了，但应注意到：物价与工资之间的比率仍保持原样——即二比一。对于有关的人来讲，物价与工资之间的差距越是持续得长久，他们的生活就越苦。根据经济安定部1947　年7　月的报告，东京每一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每月二千七百五十六日元。他们每月的支出是二千九百三十日元，每月亏空一百七十四日元。②据估计，他们的开支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五是在黑市上花掉的，因此，政府采取严厉的措施是恰当的。
　　大部分必需品继续实行配给，这使得总的形势进一步恶化。例如，为了增加出口量，对国内的布匹使用继续加以限制。因此，1946　年全年每人购买布匹被限制在二点六磅，比前一年的定量增加了百分之百，但是比战前的消费量十磅，就差得太远了。最后，得到吉田内阁的支持，作为刺激就业的公共工程计划，由于没法确定“一般工资”而失败了。工人们声称，都、道、府、县当局规定的工资比在其他地方可挣到的工资要低。结果是，到1946年年底，这个计划只解决了原来打算解决的失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公共工程计划，职业介绍所，或是一个效率低的物价与工资稳定机构，这些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五）对外贸易
　　生活费用的上涨和普遍的经济不稳定，由于日本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日本的出口）发展缓慢而进一步恶化了。外贸的实际发展情况反映了各盟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愿望相互矛盾。一方面，盟军最高统帅部渴望刺激尽可能多的外贸，以便减轻占领军需要进口物资的负担。另一方面，许多盟国都不愿让日本参加世界贸易，怕日本货价格低廉，要夺去它们的市场。同时，大家也认识到贸易是不可避免的，也希望派贸易代表到日本去，以便从这一潜在的有利市场中获取利益，并防止美国商业垄断日本市场。386　考虑到在适当监督下恢复外贸对战后的日本经济会带来明显的好处，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5年10　月9　日下令建立一个机构，负责接受、管理和分配进口物资，以及检查、采购、储存和运送出口物资到指定的港口。这项命令还规定，进口物资应限于满足人民最低限度需要所
　　必不可少的物资，而出口物资则应限于国内最低限度生活所不需要的那些物资。两个月以后，成立了贸易厅；
　　贸易厅控制进出口贸易，并且是日本政府和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外贸事务方面打交道的唯一机构。建立了一项五千万日元的特别基金，从这笔基金中以日元支付出口商。
　　日本的进口商则对进口物资以日元付人这一帐户，以补充这笔基金。由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理机构美国商业公司运出去的日本出口物资换得的美元，存在美国，用以偿付日本需要在国外购买的进口物资。
　　在制订每半年一次的贸易计划时（每次计划总是得到盟军最高统帅部和美国政府的批准），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发展生丝的出口上。日本在战前的贸易规模是：
　　1930—1934　年间平均每年生产生丝七十一万八千包，在同时期内出口五十一万六千包，据此，1946　年拟订的生产指标只有十四万包，被认为是保守的估计。第一批生丝在3　月份启运出口，但是仓库存货开始积压起来。那些制订贸易计划的人没有考虑到尼龙工业对丝绸市场发生的影响。结果，由于对日本过去的一种主要出口商品的需求减少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很快就出现了逆差。
　　除了关心对日本粮食进口的限制以外，远东委员会同时也对日本的外贸问题直接表示关切。波茨但公告规定，最终将允许日本参加世界贸易：据此，美国向远东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盟国贸易局，由参加远东委员会的各国派代表组成。该局的职能是就处理日本出口物资问题和作出妥善安排以便就进出口的问题同美国政府进行磋商并向它提出建议。关于政策问题，所有的建议都要得到远东委员会的同意。1946　年10　月10　比远东委员会批准了盟国贸易局的职权范围。此后不久，盟国贸易局举行了会议，主要研究了日本纺织品出口的分配问题，生丝的市场问题，以及与重新开放日本的对外贸易有关的一般问题。第二年，远东委员会批准了专门同外贸有关的三个政策决议。1947　年2　月，委员会要求增加出口物资的生产，以应付世界范围的物资短缺，尤其是那些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地区的物资短缺。日本国内的纺织品消费也受到限制，每人每年不超过二点五磅。
　　为了指导盟国贸易局，并为了减少在进口物资的来源地或出口物资的目的地方面可能存在的歧视，委员会规定了外贸计划的目标。它建议，决定进口物资来源地的两个主要因素应是生产该项物资的成本最低以及对该项物资的需要最小的国家。出口物资应运到能充分使用所购物资的国家，运到使日本能够以出口物资的收入来购买其所需要的进口物资的国家，运到拥有购买力很强的货币的国家。最后，在1947　年7　月24　日，远东委员会批准了在政府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上指导日本贸易的一些政策，其有效期直到今后允许私人和私营企业进行贸易时为止。出口和进口的政策基本上与前经批准的一样。盟军最高统帅部也被授权在日本使用黄金和贵重金属作为获取外国贷款来恢复日本的和平经济的信贷基础。此后不久，远东委员会根据战前的商业活动情况，确定了参加商业活动的各国的定额；到1948　年11　月，政府间的贸易己为私人贸易所代替了。然而，在这整个时期中，外贸商人经常对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提出异议，经常要求重新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他们认为）会大大刺激日本的对外贸易。
　　考虑到上述种种限制，在开头两年中对外贸易的实际数量比较小，就不足为奇了。在占领的头十五个月中，进口的总数反映出麦克阿瑟着眼于粮食和肥料的需要，以防止不应有的疾病和骚动。粮食进口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油和肥料占百分之九。生丝是主要的出口物资，占388　出口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七。战前的重要出口物资棉纱和布匹只占百分之一点三。　出口物资与进口物资的价值，分别是1936　年的出口与进口物资价值的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十九。投降后外贸方面接着出现的两个不幸的特征是：进口大大超过出口；贸易集中在日本与美国之间。出口物资的百分之九十六运往美国，进口物资的百分之六十九来自美国。这种情况同日本在1930—1934　年间的贸易布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时，日本的进口物资只有百分之二十四来自美国，而向美国出口的物资只占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三。因此，日本现在（1945—1946　年）
　　面临着严重的美元短缺。从下表可以看出，同样的倾向在第二年仍继续存在。
　　在1947　年，出口物资总计为一亿七千四百万美元，等于1930—1934　年间出口物资的十分之一。进口物资上升到五亿二千六百万美元，等于1930—1934年间进口物资的四分之一。虽然贸易的总的情况比前一年有所改善，但出口与进口间的差额却增加到三亿五千二百万美元。缺少美元信贷的情况，随着对美国依赖的略微减少而有所缓和。但是这个有利情况，由于扩大了同亚洲的没有美元信贷的国家的贸易而抵销了。1947　年，从美国进口的物资达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二，而向美国出口的物资只占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十二。要使日本的战后外贸对改善日本的整个经济地位作出显著的贡献，就必须大大增加出口，大大减少进口，特别是减少从美元市场的进口。而且，要使贸易持久下去，必须在亚洲寻找更多的市场。
　　（六）停滞的工业生产
　　从根本上来讲，日本的经济病态是物资有限而需求过大所造成的，不管是粮食、肥料、煤炭、消费品或其他工业品都是这样。除非工业生产增长，否则，要解决由于物资短缺而引起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不幸的是，到1947　年春天（投降后的大约十八个月），日本的工业恢复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向前发展。对于这一事实，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许多日本企业界的领导人物责怪整肃计划。
　　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官员则暗示，在远东委员会对赔款问题和工业水平问题作出决定之前，不能期望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工会和左翼政治家们批评吉田内阁和日本的保守势力，怪他们不肯实行控制；其他人认为，私营企业在确切知道拟议中的经济改革对它们有怎样的影响之前，不愿采取主动。政府不时发表听起来颇有诚意的关于努力增加生产的声明；吉田则固执地认为，只要煤炭和肥料的生产指标能够实现，日本的许多经济病态就会不治而愈。不管原因是什么，在1947　年春天，各处都缺少物资，这是明显的实际情况。1946　年的工业生产指数只占1930—1934　年平均指数的百分之三十一点八；到1947　年2　月，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四；到1947　年8　月，上升到百分之四十点五。
　　这些生产数字与远东委员会所规定的标准相差很远。关于日本的和平需要问题，远东委员会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美国认为有必要明确，需要什么样的生产水平，才能将已经开始的各种政治改革继续下去。
　　将这些生产水平决定下来之后，超过水平的生产力大概可用于赔款。其他国家则倾向于：不管对赔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可以为日本规定一个最大限度的生产水平，盟国将不允许日本的工业发展超过这个水平。这些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是：1947　年1　月23　日，远东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关于日本和平需要的确定”的政策声明。这项声明规定：日本的和平需要大体上限制在1930—1934　年间日本的一般生活水平。它同时还规定：
　　“确定上述政策，不应理解为事先为某一特定工业规定某种具体水平。”
　　因此，战后的日本工业是否应该有一个最390　低水平，这个棘手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显然，这项政策并未授权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积极步骤把日本的生活标准提高到1930—1934　年的水平。然而考虑到当时的工业生产远低于这一水平，这项政策是向日本实业家作了保证，他们可以将当时的工业生产增加到原来的三借，到那时才能将物资或劳务用来作为赔偿。
　　（七）麦克阿瑟对经济状况的直接关心
　　在远东委员会采取上述行动之前不久，麦克阿瑟的经济顾问们说服了他，要他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以确保对日本经济的严密控制。此外，麦克阿瑟也确信吉田政府是没有兴趣进行有效的控制或是采取一项制止通货膨胀的政策的。结果，确实有这样的危险存在：经济形势可能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致对政治改革方面已经取得的一些进展会发生一种即使非灾难性的也是有害的影响。因此，1947　年3　月22　日，麦克阿瑟写信给日本首相，预先提醒他，未来的粮食进口计划是按最低标准订的。
　　他还补充说，它们“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食物，并公平地分配这些供应品为先决条件的，而这些都是日本政府的责任”。他还说，日本政府必须控制工资和物价，必须对短缺的商品实行并保持严格的定量供应计划，并进行公平的分配。在信的结尾，他说：“当前的形势要求日本政府通过经济安定部尽早采取有力步骤来拟定和实行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对经济和财政的管制措施，这是必不可少的。”麦克阿瑟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进一步注意和关心，表现在1947　年4　月2　日和16　日盟国对日委员会对于稳定物价和工资的整个问题的讨论中。从经济意义上来说，麦克阿瑟的直接关心立即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结果。首先，吉田正面临选举，而在虚弱的经济情况下老百姓正在变得难以驾驭，因此吉田在给麦克阿瑟的答复中许诺“推行大米配给制，将煤的产量增加到每月三千万吨，制定一种商品分配的新办法，并用平衡预算来制止通货膨胀”。特别是宣布了不再用居民组织作为各地分配的代理机构，并将予以撤销。更为重要的是，促使经济安定部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尽管经济安定部从1946　年夏季起就已存在，但吉田和他的同僚并未给予支持。迟至1947　年2　月，该部仅由少数几个成员组成，而大多数干练的人员仍然留在旧的各省、各控制协会以及各专业分配公司，这些单位对管理机构具有充分的实际权力。另一方面，1947　年6　月上台的片山内阁对进行有效的管理表示积极的关心。旧的分配制度被废除了。曾被吉田拒绝任命到经济安定部去的和田博雄，成了经济安定部的新任长官，他给自己的机构配备了能干的人员。于是经济安定部制定了严厉的紧急措施，于当年夏天在整个日本实行，以一种崇高的但是无效的努力企图遏制在古田统治下已变得无法控制的有害的经济力量。这项计划包括发表一份关于实际经济情况的坦率的报告。这个报告向人们警告说，自从1946　年3　月币制更换以来，仅出现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好转迹象，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危险却不断地恶化，日本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困难。官价从百分之二百提高到百分之三百以保证制造商的利润，政府雇员的基本工资提高到每月一千八百日元。
　　然而，这些努力并不足以使片山内阁解决吉田制订的各项政策所造成的困难。在吉田内阁下野之前一个月，日本银行的纸币发行量达到一千零五十亿日元，一年之内上升了百分之七百以上。那一年政府的赤字约为七百六十亿日元，而1947—1948　年度的新预算要求支出一千一百四十亿日元。这些费用可能将来自通常的岁入和从资本税征集到的四百三十亿日元。实际上，片山面对着六百五十亿日元的赤字，这不得不用进一步的通货膨胀来解决。到1947　年底，纸币发行总额达到二千一百九十亿日元。此外，他感到伤脑筋的是许多公司拒绝付税，而收税员又懒懒散散，不愿合作。通货膨胀、提高工资和增加工业生产等各项基本问题，都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第八节　基本的经济改革
　　（一）引言
　　在被占领的头两年中，无数实际的经济问题不断地困扰战后的每一届内阁，其中最严重的一些问题来自经济改革计划。早在威争时期，同盟国就确信日本的侵略行动和军国主义不仅是由政治力量引起的，也是由经济力量引起的。因此，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经济改革的计划也开始了，其目的在于摧毁日本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并防止军事力量的复活。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强调农业、工业以及劳工界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这项政策主张解散大的企业公司和银行，并鼓励人们在和平工业中就业。这项政策最重要的结果是：土地改革计划的制定，工会的迅速建立，有关赔偿问题的没有得出结论的讨论，以及解散财阀即家族集团的计划的制订。
　　正如上述的政治和行政方面的改革一样，每项经济改革的创议、制订和执行，不论是哪一党派执政，总是在进行着。自然，以片山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些改革中的许多措施比以前几届内阁更为热心，而在最初的几个月中，行政上的迟缓和拖延是比较严重的。然而没有一个内阁敢于以自己的政治前途来冒险，而公然反对盟军最高统帅部所发动的任何一项改革。这些经济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的影响和效果是逐渐增大和持续不断的。有些事情，比如土地改革，早在1945　年12　月就通过了改革条例，然而直到1947年仲夏才广泛地执行起来。它的全部作用将不可能在一代的时间内感觉到。
　　最后，由于这些改革是盟军最高统帅部推动的结果，因此，要判断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会永远被日本人民和政府所接受，还为时过早。然而，到1947　年年底，已经能看出：土地改革393　和解散大财团的计划已经被接受了，尽管是相当勉强地接受的。
　　（二）土地改革
　　日本土地问题的严重情况并不是战争的直接后果。这是一个老问题。土地太少而大多的人口想在这里勉强维持生活。人口急剧增长，而很少数的人却占有与人口
　　比例不相称的大量土地，这两点使得问题更加严重了。结果，有百分之七十的农业人口部分地或全部地依靠租来的上地生活，每年要例的地祖达到当年收我的一半或一半以上。对日本的占领和盟国的政策，使激剧的土地改革成为可能。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于减轻农民特别是佃户的确苫，让耕地的人有机会占有土地，并在比较公平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在和田博雄（他后来任经济安定部长官）被任命为农政局局长以后，第一次把一个强迫将土地转让给佃户的计划提交内阁审议。1945　年12　月9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一项指令，要求根绝“那些长时期以来损害土地结构的恶弊”。这项指令还要求在三个月年提交给盟军最高统帅部一个规定把土地转让给耕种者的计划。此后不久，内阁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要求地主把超过十至十五英亩的地产都卖掉！颁布这一法律，或许是想采取迅速的行动，以防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更为严峻的命令。1946　年4　月，日本政府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指令，拟订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计划，提交盟国对日委员会审议。盟国对日委员会对日本政府这一计划的主要反对意见是：（一）将大至十二英亩半的土地归入免于转让之列，这就实际上意味着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会受到土地改革的影响；（二）其他一些关于例外的规定，使人很有可能逃避土改；（三》行政机构臃肿，不能保护农民的权益；（四）对农民要求的初期信贷数和现金付款数定得太高。于是，盟国对日委员会对于土地改革纲要的批评意见，连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具体建议，一起提交给吉田内阁考虑。
　　经盟军最高统帅部不断施加压力后，在1946　年10　月终于制定了两项关于土地改革的法案。第一项法案规定了可以转让给新主的土地和实施转让的方法。这项新法律规定“不在乡地主”必须将他们所有的土地都出售给政府；在土地上居住的非耕种者可以保留二英亩半，在土地上居住的耕种者所保留的土地应限于七英亩半——
　　北海道除外；在北海道的上述两种人，可以允许他们保留四倍于基本额的土地。原租佃的农户有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可以一次付清地价，也可以分期付款，分三十次付，出百分之三点二的利息。土地的售价，水稻田规定为其租金的四十倍，旱地则为其租金的四十八借。政府既充当买地代理人，也充当卖地代理人。成立都、道、府、县和国家的土地委员会；由选出同等名额的地主和农民组成，
　　负责执行土地改革纲要。第二项法律是根据1938　年的“土地调整法”修订而成，这项法律禁止地租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并要求此后租地都要订立书面租约。新法规通过以后一个月，土地改革纲要就开始实施了，但是必须先进行广泛的教育，使大家认识新纲要的重要性和意义，才能希望纲要生效。
　　据认为，这一纲要在三年内执行完毕后，可以使三百万名部分租地或全部租地的耕种者获得五百万英亩的土地。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项官方声明曾说明这项新法律的意义，说“它是日本在建立一个经济上稳定、政治上民主的社会的过程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这一纲要将在这里制定这样一项基本政策，即耕种土地的人将获得其自身劳动的收益。”
　　但是，在土地改革纲要贯彻执行时，有些弱点就变得很明显了。首先，通货膨胀使政府为购买土地而支付的代价等于没收。土地售价是以1937　年确定的地价为根据的，所以地主所得到的最高价格是每英亩三千九百十二日元。据估计，这笔款子相当于一年农作物收成价值的百分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