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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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勒西郊。在纳粹德国的统治下，为了军事上、政治上、从而还有经济上的目的，这一广大地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统一了起来。这是由一个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以欧洲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超民族的大国，其昙花一现的兴亡过程，已在第5卷中作了记述。本卷所记述的，则属于世界史中的下一个篇章，内容是“希特勒的欧洲”废墟上发生了哪些演变。
　　“大联盟”消灭了德国的军事力量，粉碎了德意志的短命的欧洲帝国，组成这一联盟的三大国政府当时在描述他们经过力战而刚刚完成的这番事业时，都使用了同样的措词，而且就此一直使用下去。不光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就连俄国人，也把他们的这一共同事业叫做欧洲的“解放”；因为，时至二十世纪中叶，“自由”这个词，就象“民主”和“科学”两个词一样，至少在口头上是谁都得表示赞赏的。那时普遍存在着一种同情和信任的气氛，超越了当时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一切地理界线，在这种气氛下就得使用这种褒扬的字眼。可是实际上，在军事分界线的英美一侧和俄国一侧之间，对“自由”这个词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在德国军事上全面崩溃之后，按照三大战胜国事先达成的协议，两支胜利大军已沿着从波罗的海南岸到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军事分界线形成对峙的局面。西方盟国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从各自进驻前德军占领区的第一天起，就互不同意对方的自我标榜，说对方的作法并不是使早先沦于德军铁蹄下的当地人民真正得到解放。双方都指责对方建立当地的政权是滥用权力，这些政权并不真正表达当地的“民主”意向而是强加在名为“解放了的”各族人民头上、为他们新主子的利益服务的。在西方，人们无疑真的相信，在现已处于俄国军事控制下的原“希特勒的欧洲”的非德国地区，俄国人确是在这样行事；他们也同样真的相信，在现已处于西方控制下的其他非德国地区，西方各大国总是一俟军事条件许可，就立即把真正的、完全的政治独立权利归还给遭受希特勒荼毒的非德国人。西方人真心诚意地相信，他们的这种看法是符合事实的。可是他们不知道，对方俄国人内心真正的感受和想法，同俄国人嘴上所说的，是不是也那样表里一致，直到1954年动手写本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
　　其时，双方都还是继续使用“解放”这个词，不过含义则截然不同。含义不同是客观存在，恐怕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双方是没有分歧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就只好避免使用“解放”这一有争议的词，而代之以“重新组合”这样涵义明确、不致有何争论的字眼。不管人们所说的欧洲“解放”真相究竟如何，从1942年秋天“希特勒的欧洲”开始走上灭亡的道路起到1946年末，这段时期内欧洲确实发生了一次“重组”，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一时期之初，那个地区还是一个单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集团，被强行统一于一个欧洲大国的统治之下；而到了这一时期之末，那个地区的政治结构却已摆脱了德国的控制而“重新组合”，按不同的格局和不同的规模，纳入了另一种政治结构。到1946年底，西欧加上希腊已组成了一个新的超国家集团，其中心在欧洲之外的北美，而东欧除去希腊，则组成了另一个新的超国家集团，其中心同样也在欧洲之外——即在俄国。显然，欧洲的这一重新组合是一件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事。
　　在1942年到1947年之间，欧洲就这样被划分为一个俄国势力区和一个英美势力区，中间的那条分界线，同过去就有的那条分界线——不是军事、政治上的分界线，而是一条社会、文化上的分界线——颇为吻合，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地吻合。有一些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多，能力强，力量大，议会制政治稳固而有效，这类国家多半在英美势力区里，而另一类欧洲国家，中产阶级人数少，没有经验，软弱无力，议会制政治同当地传统格格不入，徒具形式，这类国家则大都在俄国势力区内。不过，俄国势力区却也包括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西方”式的国家，而在英美势力区也有两块地方是“东方”式的，一处是希腊，另一处是意大利南部。欧洲新的军事分界线和老的文化分界线之间这一局部的不吻合情况，本来也许是可以有助于弥合苏联与西方之间的那条正在迅速重新扩大的鸿沟的，要不是种种不利因素凑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把这种划分上的交叉现象所可能起的调和作用都抵消了的话。
　　二、苏联势力区内人口的强迫迁徙
　　自从宗教战争结束以来，在欧洲的天主教和新教地区，由战争引起的国界变动就不再伴随着人口的驱逐或交换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缔结的和约中，欧洲国界重划的规模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但当时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想到要强迫居民迁徙，以便使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符合于各国边界的新格局。即便是从1888年起由德国当局安置在波森和西普鲁士的那些德国移民，他们当初迁来时占用的土地都是从波兰族的土地所有者或佃户那里强行夺取的，在波兰国家刚一重建而着手把他们赶走时，他们还是从国际联盟那里得到了一些保护。巴黎和会不仅对驱逐少数民族的做法不予纵容，甚至还采取国际条约和宣言的形式，用法律制裁的办法，来支持少数民族应得的道义上的权利，从而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少数民族在占多数的异族人统治下生活还能过得去。
　　1922年，当土耳其境内信奉基督教的希腊族和亚美尼亚族的少数民族，由于希土间一场“战后之战”的灾难性结局而被赶出安纳托利亚和东色雷斯时，西方舆论很不愿意默认这一既成事实，更不愿意赞同其逻辑上的必然后果，即规定让希腊境内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按对调办法迁至土耳其，并把迁出一方不得不遗留下来的财产没收归公，作为给予另一方的补偿。对于这样一个在西方看来极不道德的野蛮行径，西方之所以就这样容忍了下来，其聊以自慰的一个想法是，发生这一野蛮行径的地点是近东，在那里，这类野蛮做法不幸还没有被废弃。西方的人们显然认为，象希土“人口交换”（对这件事的委婉的说法）那样的事是绝不可能在西方世界发生的，就西方世界而言，1685年取消南特敕令后胡格诺派教徒被逐出法国一事，要算是这类突出的野蛮做法的最晚近的一个例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大战以后欧洲人口大规模强迫迁徙的事实，不幸完全粉碎了西方的这一乐观的期望。诚然，在德国崩溃后的英美占领军和俄国占领军的分界线以西，第二次大战后同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并没有德国人或其他任何哪一国人被强迫迁徙，这是西方世界的可嘉之处。可是在另一方面，截至1947年7月1日为止，在奥得…西尼斯河线以西的德国领土上所收容的来自该线以东的德国人，却已超过了九百五十万人，也许已接近一千零五十万人。这些人都是从匈牙利，从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东部实际上已经并入苏联和波兰的那些地区逃亡出来或被驱逐出来的。其后，从德国东部没有被吞并掉的那部分地区也即苏占区里还源源不绝地有德国难民流出来，使流落在德国西部的德国人人数续有增加。在那里也还有不少非日耳曼族的流亡难民——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哥萨克人、甚至还有一些“大俄罗斯人”——其中一部分是战时被纳粹押送到德国做工，战后不愿返回业已落入苏联统治下的家园去的，也有一部分是在苏联军队西进时望风逃入西方占领区的。这类难民中，仅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就估计有三十万人左右。
　　这场移入德国西部的二十世纪的“民族大迁移”，是东欧居民被迫离开家乡的结果，此种现象发生于西方占领区与苏联占领区的分界线以东，其规模之大是史无前例的，在旧世界这一地区的民族分布图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公元375…675年左右的“民族大迁移”以来所未曾有过的。
　　从中欧、东欧和俄国战前的民族分布图上，可以看出历史上一股向东推进的征服和殖民的潮流的痕迹，从公元772年查理大帝对莱因兰和易北河间异教的大陆撒克逊人发动第一次进攻时开始，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个世代，最后一批德国移民迁居在波森和西普鲁士原由波兰人居住的土地上，这股潮流还没有止息。根据1939年大战爆发前夕的民族分布图来看，可以看到有三股人口东侵的浪潮连在一起，一股是日耳曼人的浪潮，冲向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马扎尔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股是波兰人的浪潮，冲向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还有一股是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浪潮，冲向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以北大草原上的土耳其人，冲向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山区的土耳其人和芬兰人。每一股浪潮都激起了一些浪花，飞溅到浪峰的前头，有时竟老远的飞在前头——这就是由最早的移民所开辟的孤立飞地。例如，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东普鲁士、波兰西部、斯洛伐克、匈牙利的奥尔弗尔德平原、特梅斯瓦尔…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布扬克（比萨拉比亚的东南部）等地区都有过日耳曼移民的飞地；甚至东至伏尔加河，在萨拉托夫附近也有过一个日耳曼人的移民区，横跨该河两岸，人数在十九世纪达到高峰时曾有六十万左右。在科夫诺、维尔纳和利沃夫等地区则有波兰移民的飞地。而在乌拉尔河、额尔齐斯河、阿穆尔河、乌苏里江等沿河一带以及日本海海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有大俄罗斯人和哥萨克人的飞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的那股浪潮仍还存在，而且还在向东推进，波兰人和日耳曼人的浪潮则已消失了。
　　日耳曼人的浪潮从奥托一世在位时起持续到现代，算起来已不下一千年。一千年来这股浪潮一直侵占着斯拉夫人的地盘而不断推进，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在希特勒本人的命令下第一次作了后退。1939年，波兰的军事抵抗垮了台，两次大战间的那个波兰国家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和苏联两家瓜分之后，希特勒即同苏联政府商定，从苏联新的西部边界以内的苏方领土上，把所有的日耳曼族居民统统撤走，这个范围包括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加上两次大战间的波兰领土中居民属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东部各省。就这样，大批日耳曼人被迫迁离了他们在东欧的家园，其中有一些是从十三世纪起就世世代代住在那里的，希特勒命令这批人重新定居在已被他并入德国版图的那块波兰族聚居的领土的东南边界上，其用意是用他们作为一道“人堤”，掩护这道堤坝西北后方的那块波兰族聚居的领土，以便逐步使其日耳曼化。由于一个日耳曼族独裁者的教条主义政策而不幸受害的这些日耳曼人，还没有来得及在波兰完全安顿停当，向西作最后进军的俄国军队就赶了上来，于是这些人又不得不再次迁移——这一次，是迁入德国西部。
　　最大的一支德国难民队伍来自东普鲁士以及奥得…西尼斯河线以东的德国本土，计约七百五十万人。当丘吉尔决定同意以那条大致与波兰族聚居地区东部边缘相符的“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之间的战后边界时，他的心里其实也已经同意可以用一部分德国土地来补偿波兰的领土损失，借以安置从寇松线以东地区流散出来的多达三、四百万的波兰族难民，这块德国土地的面积应尽可能小些，但要容纳得下这许多波兰族难民，好让他们在那里重建家园；他也已经打算听任德国居民从德国所割让的这块土地，被赶到德国的其他各地去。事实上，让数目大致相等的波兰人和德国人各自离开乡土向西迁移的这个办法，看来最初还是丘吉尔自己想出来的主意；而且当斯大林要求以奥得…尼斯河线作为波兰的未来边界时，他之所以会默认，是因为他思想上认为议论中的那条河是指东尼斯河而言，而且相信这条线以东的那部分德国领土事实上已可以满足从波兰迁出的那些人的需要了。及至他发现斯大林心目中的那条河是西尼斯河时，他就力持异议，因为按照该项建议，被逐出家园的德国人数目比他先前设想的不知要大多少。可是，他的抗议是徒然的。因为，虽然根据正式的讲法，德国未来的东部边界问题须留待最后的和会予以解决，但波兰人和俄国人一朝进驻以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以东所有前德国领土上的德国居民都驱逐出去了。
　　与此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保护下复国之后，大概有数达二百七十五万名的日耳曼族人被逐出捷克斯洛伐克；另外大概还有十七万八千名日耳曼族人被逐出匈牙利。至于罗马尼亚境内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则并没有被正式驱逐出境，但是在1951年，某些地区的日耳曼族居民中凡体格健全的男子都被集中起来，遣送到苏联去做工。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割让给罗马尼亚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又还给它的那块前匈牙利领土上的马扎尔少数民族，则由俄国人作主保留在那里，这有点象苏联卵翼下的一个保护国，它成为俄国人干预罗马尼亚内部事务的一种工具。
　　芬兰在1944年9月第二次投降之后，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芬兰族居民就因此而不得不第二次抛弃家园，再度易地安置，这一次终于定居在芬苏新边界以西的芬兰领土上了。
　　遭遇最为悲惨的，则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民族——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有一部分人在大战期间被遣送到德国去做工；有一部分人则在战争后期俄国人第二次占领这三个国家之前设法渡过波罗的海，逃到了瑞典。可是，俄国占领时还留在这三个国家里的那些中产阶级居民，后来显然就全部被放逐到俄国去了，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则为大俄罗斯和其他殖民者所填补。俄国人有意通过这一不人道的办法，竭尽一切力量，把这三个民族各自的民族生活都给扼杀了。这一非日耳曼族的新兴中产阶级原产生于农民阶级，是两次大战间在这三个国家发展起来的，至此即告消灭，回顾1700…1721年“大北方战争”中爱沙兰和利夫兰这两个波罗的海省份最初并入俄罗斯帝国时，该地日耳曼族中产阶级和地主贵族阶级的遭遇，两者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俄国的吞并，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来说，不但不是宣告了他们的死刑，相反倒是让他们得以进入有利可图的内地，使他们都发了迹。波罗的海贵族可以在俄罗斯帝国的军界和官场大展其才；而资产阶级则在波罗的海口岸同俄国内陆间的日益扩大的贸易事业中大有可为。这一历史对比，正是这二百二十年间文化倒退的一个可悲标志。
　　东欧的这几起破坏性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其总的结果是一笔勾销了一千年来日耳曼族、波兰族和立陶宛族的征服和殖民活动在民族分布上的影响，使民族分布图又大致恢复到了公元1200年以前的原状。这样，就只有在奥地利，日耳曼移民的后代和日耳曼化斯拉夫人的后代还得以保有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南岸和东岸一带，日耳曼人从十二世纪末叶以来建立的各个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中，也仅有卢卑克一处仍为日耳曼族的聚居地。斯德丁、但泽、哥尼斯堡、美美尔、利鲍、里加、累发尔这些城市，无论就其名称或就其居民来说，都已不再是日耳曼的了。西里西亚的首府布雷斯劳，过去七百年来一直为日耳曼族所居住，到后来发展到人口比当时的英国城市谢菲尔德和美国城市休斯敦还多。布雷斯劳这个名字本来就一直表明它原是个斯拉夫城市，而现在它又重新成为一个斯拉夫城市了。在一个斯拉夫民族和另一个斯拉夫民族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十三、十四、十五世纪时，非斯拉夫族的立陶宛大公国和斯拉夫族的波兰王国曾征服了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广大地区，其后成立了一个愈来愈波兰化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征服这些地区所得的好处最后也都归于波兰人一方，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一样彻底地扫除了这段历史在民族分布方面的影响。
　　民族分布图上的这些变化是不可能复原的了，哪怕部分的复原也是办不到的，除非以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代价，而且甚至要以所有被卷入的人们再遭受空前浩劫为代价，包括那些参加或被迫参加在名义上胜利的一方的人们也在所难免。不管这段可怕的历史的下一章会是什么样子，在1954年的今天看来，1939…1946年间的那一场“民族大迁移”总是一个重大事件，很可能要在旧世界的这西北一隅的历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国界的变动
　　和这些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欧洲国界的变动，就不如人们可能预料的那么大了。
　　在西欧，变动既少且微。在1946年的巴黎和会上，西方各大国和苏联对于事关他国的局部性问题作出决定时，所考虑的首先只是这些战胜国自己争夺世界霸权的迫切需要，因而一致拒绝了南蒂罗尔奥地利族居民要求纠正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时，把他们的家乡割让给意大利的不公正的做法。这个做法虽然涉及的人数和土地面积都比较小，其不公正的性质，却是臭名昭著的。但在1946年，西方各大国和苏联谁都不肯为了使南蒂罗尔归还奥地利而甘冒把意大利推入其对手怀抱的风险，因为在国际斗争的棋盘上，意大利的潜在价值显然大于可怜的奥地利“卒子”。石勒苏益格地区的丹麦…德国边界，也照旧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20年石勒苏益格公民投票结果而划定的那条原线，不作变动。当初德国人占领丹麦时曾克制了自己，没有重新吞并丹麦的北石勒苏益格；而现在，丹麦人也反过来表现了克制，还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没有打算重新吞并南石勒苏益格，没有趁德国这一失势和受辱的倒霉时刻来为丹麦捞点好处。除了西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法意边界有一些微小的调整以外，西欧唯一的领土变动是萨尔地区脱离德国，同法国联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还象第一次大战后一样，坚持要求取得萨尔，这再一次典型地表明，他们缺乏丹麦人那种审慎明达、善自克制、两次没有要南石勒苏益格的气度。1935年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确凿无误地证明，萨尔在民族感情上是不折不扣地、不可动摇的向着德国的，正如阿尔萨斯…洛林之于法国一样；萨尔目前的这种处理办法肯定要给未来的法德关系带来不幸的后果，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其他各地都同萨尔当地一样人心激愤，而且还因为萨尔地区矿藏丰富，工业发达，人口稠密，使它具有一种远非其小小面积所能显示的重要性。
　　在东欧，就喀尔巴阡山脉和多瑙河下游以南的那一部分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变动之少且微，也是值得注意的。在“希特勒的欧洲”的建立过程中，南斯拉夫曾被分割为各个小块，现在则又重新合并了起来。特别是，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奥地利、匈牙利间的边界都恢复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同样，匈牙利同罗马尼亚间的边界也恢复了两次大战间的原状。因而，东南欧两个最大的争夺对象，马其顿和特兰西瓦尼亚。现又都重新回到了两次大战间的原主人手里。同1939年前的原状相比，东南欧只有四个地区有所变动，那就是南部多布罗加、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布拉迪斯拉发桥头堡和威尼斯…朱利亚；而在这四个地区中，三个地区的变动是符合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如果可以假定（虽然这种假定不是经常都很站得住脚的）当地的居民总是愿意并入他们本民族占多数的国家，而不愿意并入异民族占多数的国家的话。
　　南多布罗加是罗马尼亚于1913年从保加利亚那里偷偷夺去的，1940年由轴心国交还给了保加利亚，现由俄国人作主仍归保加利亚所有。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则由捷克斯洛伐克让给了苏联，它同两次大战间波兰领土中的一些乌克兰族聚居的省份一起，并入了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于是，除了在寇松线以西的波兰领土上还有一个人数很少、不难调整的乌克兰少数民族外，所有的乌克兰人现都已联合在一个国家的疆界之内了，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在让出当时由它管辖的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乌克兰族地区的同时，得到了一块小小的领土，这就是在多瑙河以南，布拉迪斯拉发对岸的一个桥头堡。据认为，这一变动所依据的地形方面的理由，要比反对这一变动的居民种族方面的理由更充分。
　　至于威尼斯…朱利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没有任何异议的情况下，把该地区中的南斯拉夫人集居区大部分从意大利划出来移交给了南斯拉夫，这样就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