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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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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我们应该说，你们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和你们充当反共十字军的谈论听起来不真诚。我们本来是相信共产主义危险的，但是你们无节制的坚持的主张（加上你们的其他行动）反倒使我们开始考虑我们也许面临更为迫近的危险。我们疑心反共公约是一纸聪明的宣传，用来掩盖你们反对我们的各种计划，照我们看来，你们同俄国之间的类似点和差别点同样显著，你们同它都是极权主义国家，彼此抄袭对方的作法，并从相互依存的对立辩证法中得到好处。你们同我们所理解所尊重的民主原则都同样相距甚远，确实，这也是我们总的对同俄国实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缺乏信心的基本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介入国际紧张局势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我们确实认为是无益的。我们的做法是经验主义的，我们一直希望建立一个遵守法律的社会，在其中我们可以各自按照自己的见解为人类的共同利益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眼前和你们轴心国冲突的原因。我们承认你们所谈的经济问题确有相当道理，特别是近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经作了不少事情来满足你们。我们准备同你们讨论修订条约，重新分配地球上的资源——或者至少是使你们能较容易地取得这些资源的问题。但是除非你们真诚地接受谈判原则，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开始讨论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生活在等待着你们的侵略行为和你们造成的既成事实的环境中，我们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信任可言，正常的外交交往的手段也就不可能起作用。我们认为现有的根据凡尔赛和约建立起来的国际法律和秋序的体制，尽管在许多方面还不完备，因而是脆弱的，但却是宝贵的；我们还认为尊重它，并逐步使它完善，这比之靠暴力行动来危及我们共同利益，并破坏正义赖以建立的秩序基础，是走向正义的更为稳妥得多的道路。”
轴心国。“但我们的经验说明，我们从来没有通过如你们所说的外交交往的正常手段，通过各种会议，一言以蔽之，也就是通过等待你们来获得我们认为的正义。我们倒是通过强大到足以自行取得而得到了正义。（有些时候，你们召集会议对我们的行为作口头谴责，这样满足了你们而无损于我们；不过近几年来由于我们更加强大，你们表现出更加愿意原谅和宽恕我们的行为——这是我们欢迎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这种依靠自己力量保护自己利益的程序，实际上要比你们所说的‘外交交往的正常手段’要正常得多。确实，我们感到这场辩论，我们自始至终谈的是事实，谈的是主宰历史和创造政治实质的力量；而你们谈的是理论，谈的是法律抽象概念和道德的乌托邦。我们是现实主义者，也许我们比你们对国际关系的性质了解得更清楚。人类的生存取决于外部斗争的法则；根据自然法则人类总是强者统治。我们没有制订这条法则，我们也不是第一个按照这条法则行事的；我们看到它的存在，而正是你们自己提供了先例。你们不能指望在恰好占上风时阻碍历史的进程；至少你们不能期待不那么幸运的国家也赞同你们的希望。很明显，自由民主已经精疲力竭，并在衰退，本世纪一切至关重要的运动都是反自由主义的。我们认为，你们——英国人、法国人，还有美国人也一样——建立帝国的过程是牺牲了西班牙的世界帝国，或是牺牲了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看来在本世纪要以有利于象我们这样新兴而有活力的国家来重演这段历史进程了。现在留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你们是否准备随着历史潮流前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就准备考虑你们的合法利益，或者是你们以自私而无益的阻挠导致我们之间迎头碰撞，对此我们当然乐于避免。”
苏联。“当你们把‘历史进程’和毫无结果的帝国主义斗争混为一谈时，这就又一次有必要强调对这种进程作稳妥而科学的解释。确实，西方国家的霸权不是历史的顶点，它只代表了资产阶级秩序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这种秩序的分崩离析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正是其自身的矛盾造成分崩离析，还因为正是那些矛盾之中产生了逐渐壮大的、代表未来的力量。但是法西斯主义，不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上，都是侵略性的，它企图削弱工人阶级，尤其是在俄国的，要再一次地奴役他们，它奉行一种以巨大破坏和人类受难的时代来改变世界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它在工人阶级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它的最早行动就是著名的不兼并，不赔款，立即实现和平的法令）一直坚持斗争，以避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年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置身于帝国主义中那些反对立即打仗的分子的前头，因而在积极领导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起着历史性的作用。”
西方国家。“虽则我们自然不同意你们在陈述你们的理由中所用的术语，我们还是承认你们的话里有某种程度的力量。我们确实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近年来历史的分析，在某种语气上对我们似乎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使我们愿意相信，把我们同你们分开的只是方法上的分歧，而不是目的不相容。但是对于我们近期目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高兴地认识到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极其迫切地争取和平。这样促使我们希望，如果轴心国坚持用非和平手段来实现它们的目的，有可能在维护我们的共同安全中同你们合作。我们应该对轴心国立即说清楚，如果它们最终诉诸武力，我们将以武力来对付它们。的确，从1914年以来，反对把战争作为政策手段已经成为我们既定的方针之一；我们对战争的反感如此之大，以致有些时候乐观情绪可能影响我们的判断，反而鼓励我们去发表言论，好象我们认为战争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是错觉的活（这还要看你们轴心国决定做什么），那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头脑相信或许如此，但是我们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不光彩。尽管如此，不要误会。归根到底你们会看到，我们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同你们一样坚决。我们认为有必要说这番话，以便你们不致弄错。”
轴心国。“我们很高兴，你们亲口承认自己有马克思主义的癖好。我们经常想到自由民主制的衰微，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这种民主天然地要倾向共产主义。至于你们偶尔表示蔑视的宣言，则是民主的通常形式，而我们懂得应该作何评价。我们已经注意到，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你们的决心显得动摇了，而我们很自然地持有这种意见，你们终究准备默认在世界上建立一个较为公正的秩序了。”
西方国家。“你们又在犯另一个错误，比第一个错误更为严重，如果你们断定我们近年来如此委曲求全地寻求同你们和解完全是由于力量薄弱的话。多亏你们讲得坦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基本分歧完全暴露出来了。刚才你们说到你们自称所代表的力量好象是历史上仅存的‘事实’；但是我们认为道德和人类的良心也是应该同样予以考虑的事实。我们认为文明不在于仅仅对活力、推动力和意愿的大肆宣扬，而是在于对其控制；不在展示和积聚武力，而在于使之服务于说理和法律的习惯，从而尽可能减少使用力量。因此我们近二十年内同你们打交道所根据的前提就是：另一次大战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难以估量的灾难；对文明的考验就是能否避免这场灾难。”
苏联。“在你们提到‘你们的基本分歧完全暴露出来了’的这一点上，从客观的观点来看，似乎正是你们和法西斯国家的基本相似点表现出来了。你们的感情从形式上看无可指摘；而同你们的实践相比较时，这种感情的价值就变得昭然若揭了。你们准备同法西斯国家进行和解，你们为避免另一次大战所作的努力，完全是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而不是牺牲你们自身的利益。你们的不干涉政策是向侵略者连续牺牲了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地利，而现在是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有理由知道这一点，因为只有它才尽力推行你们为之自庆的集体安全政策。在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期间，只有苏联采取了坚定而真诚的立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自那时以来只有苏联还在尽力争取反对德国侵略的集体行动。你们用不干涉政策而废弃了集体安全政策，你们借助不干涉政策只求保卫自己，而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不加区分。关于这个，用不着苏联从道义上分析，因为不干涉政策明确地显示资产阶级政客在实际上根本不承认人类的道德。只是有必要指出，这样一种一切为己只顾私利的政策，虽然人们对资产阶级国家不能抱任何其他指望，却是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估计，并将必不可免地加速它声称要防止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轴心国。“我们同这场日内瓦机构支持者之间的争论并无关系，除却这场争论证实了我们认为日内瓦机构无用的看法而外。但是我们断然否定作为西方国家的论点基础的那些假定——西方图家还象过去一样仍然是文明的保卫者和解释人。这种有意识的，不费力气而又优越的假定尤其令人作呕，因为它已经变得陈腐而虚伪了。你们这些提醒我们尊重国际义务的不可侵犯性的人，却在1918年停战以后不履行对德国的保证。你们这些告诫我们要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国际问题的人，却从未通过国际联盟以这种方式解决过重大国际问题，而你们中最大的国家还拒绝参加国联。你们这些谴责我们争取生存空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在欧洲的范围内没有诉诸武力就已顺利实现）的人，却拥有辽阔的空旷领土。这些领土土质肥沃，矿产丰富，其人口密度，同我们相比不足挂齿。你们这些把世界上的一切动乱都归罪于我们的人，却无视自己在爱尔兰、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印度和拉丁美洲接连不断的暴行、流血和压迫的记录。”
西方国家。“公开外交的缺陷（我们创造了这种外交形式，而你们却加以歪曲滥用），是把外交来往降低到不同语言的留声机节目的同声竞赛。我们已经真诚地想重视你们的观点，并设法满足你们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走了多远的分心考虑，最终有可能因认识到你们无意体谅我们而激愤得置诸脑后。”
苏联。“你们错了：公开外交不是威尔逊而是苏联政府倡导的，它在十月革命之后随即公开了帝国主义的秘密条约。但是外交形式没有政冶力量重要，而了解是从事实而不是从争论中推导出来的。为什么西方国家放弃集体安全的声明而采取不干涉政策呢？因为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论是侵略的还是非侵略的，作为最后一着，都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怀有恐惧，对苏联怀有敌意。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时起，西方国家政府就不断地向法西斯主义讨好，因为西方各国政府代表了产生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同样社会势力。因此德国的纳粹革命后第一个外交反响就是意、德、法、英四国公约计划，通过排斥苏联该公约无疑是针对苏联的。从那时以来，西方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是纵容和鼓励侵略。在西方大国准备牺牲小国和弱国来满足法西斯国家的贪欲后面，隐藏着把法西斯国家引向苏联的希望。四国公约的政策和不干涉政策一起在慕尼黑会议上达到了顶点，当时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道在会上安排瓜分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再一次有意排斥苏联。上述事实的教训是无可逃避的。苏联完全能够吸取教训和保卫自身的利益，那也是整个人类的利益。苏联要通过当前外交和政治形势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1939年3月15日大国之间争论的情况。那时由于西方政策的愚蠢，德国政策的专横无理和反复无常，俄国政策的不可测知，力量均势显得是极不固定的。大国关系陷入等边三角形之中，而且不同的观察家可以使他们各自相信，通过西方国家同俄国结盟来包围德国，或是由俄国同德国结盟来压倒西方国家，或是由西方国家同法西斯国家结盟来反对俄国的利益，都是天命所归。上述联合中的每一种在历史上都有先例，所以德国人能指出法苏条约和作为国际联盟成员的俄国政策；西方国家能指出德苏联盟源于拉巴洛条约；俄国人能指出《我的奋斗》的纲领，慕尼黑会议，四国公约，1918至1920年协约国对俄国的干涉，以及协约国根据1918年停战条约利用德国军队防止布尔什维克入侵波罗的海国家。上述的每一个联合都各有其从利害关系出发的论据，其中的两个联合不出三年就戏剧性地实现了。
第三个联合——西方国家可能牺牲俄国来同轴心国结盟——从来不曾象另两个联合那样真实，因为这个联合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对力量均势的任何计算中，都有两个决定性因素。首先是轴心国正在领先。只有轴心国是扩张主义而又有侵略性的，西方国家和俄国一样都采取守势。对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目的，连最极端的苏联说法也承认非侵略性民主国家同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区别。以李维诺夫在日内瓦和以迈斯基在伦敦为代表的苏联官方政策，五年来所根据的正是假定苏联和非侵略性民主国家在维护和平的事业中具有共同利益。相反地，对俄国政策最具敌意的西方解释是看到了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和鼓动国外的骚乱，而不是俄国的领土扩张。确实，当时那些最害怕作为革命国家的俄国的人几乎有意夸大它的军事弱点。这在当时是他们特有的错误。
其次，1939年3月15日大国之间的主要利害冲突是西方国家和轴心国之间的冲突。德国夺取捷克斯洛伐克首先是法国的一大失败，因为从1919年以来正是法国而不是俄国在东欧占有优势。这种情况使得法国的大国地位而不是俄国的大国地位立即处于危险状态。西方国家或轴心国为一方，同俄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利害冲突还是潜在的。德国同俄国之间的冲突就现有形势看只差一步，而西方国家同俄国之间的冲突则还差好几步。
如果轴心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是主要冲突，那么俄国作为第三方就掌握了势力的均衡。从1938年9月到1939年8月，世界政治的中心问题是，俄国将走哪条路，因此在德国夺取布拉格之后的六个月里英俄谈判成为“外交史上的悲剧核心”。因为德国的侵略的直接方向是对着西方的利益而不是俄国的利益，德国可以向俄国提供西方国家不具备的直接好处——把它从即将来到的战争中排除在外。西方国家在请求组织一个防御联盟，而德国只要求中立。“英国能向俄国提供什么呢？”德国外交部官员施努雷1939年7月在柏林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这样说。
至多是参加一场欧洲大战，受到德国的敌视，但是连一个对俄国有好处的结果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又能提供什么呢？中立，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如果莫斯科愿意的话，德俄可就彼此的利益取得谅解，就象以前一样。这种谅解会对两国都有好处。
这里总结了各种因素：德国正在领先，它的直接利害冲突是同西方国家，俄国把握着平衡，德国可以向它提供从迫在眉睫的战争中排除在外的最大好处。西方国家不能比德国出价更高，除非它们能说服俄国同它们结成防御联盟将彻底防止战争。这是集体安全的老话了；西方国家过去的所作所为的记录使得俄国不大可能会再接受它。
俄国脱离西方国家，退居外交上行动自由的地位，这在慕尼黑以后立即开始了。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讲话。他宣称慕尼黑的绥靖时期已经结束。（这一天是捷克内阁撤销梯索在斯洛伐克政府中的职务之后的第二天，是布克尔和赛斯…英夸特在布拉迪斯拉发进行干预，命令西多尔宣布斯洛伐克独立的前一天。）他把法西斯国家描绘成侵略者的军事集团，但他把德国对乌克兰的计划解释为“英法美新闻界煽起的一阵喧嚣”，而且表示苏联要同一切国家加强贸易关系。（这可能是对德国做出的一种姿态。）他把西方国家说成是非侵略性和民主的，但是谴责它们的不干涉政策，而且表示苏联不会被战争贩子卷入冲突中去，他们惯于让别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这可能是对西方国家的警告。）这篇讲话当时在德国经过仔细研究而且被认为是令人鼓舞的；五个月以后在德苏条约签订完毕，里宾特洛甫在克里姆林宫同苏联要人们饮酒庆祝之时，莫洛托夫“向斯大林举杯，说到正是斯大林——通过他今年3月的讲话，为德国所充分理解——才造成政治关系的转折”。这就成为苏联政治家赞扬德苏条约和声名狼藉的德国政治家试图委罪俄国来开脱他们自己的那个演说的官方传说，这种马后炮式的解释夸大了斯大林对德国作出的姿态，因为那篇讲活也同样可用来证明他的政治家风度，如果事态向另一面发展而俄国同西方国家结盟的活。事实上那篇讲话是小心谨慎的，并没有承担义务，讲话强调了俄国的超然态度，而且表示它准备同任何一方进行谈判。1939年3月15日，还不能说对德国的正面活动已经开始，就所能估计的事情而言，成败利钝犹属未定；正如德国那时作为侵略者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俄国作为力量均势的掌握者或许也同样地拥有最大的行动自由。
这种不固定的三边力量安排，不仅使未来战争中的阵线分野难以肯定，而且还表明这种结盟既是暂时的又是不可靠的，尽管当时只有很少人看到这一点。不论谁是战争中的胜利者，都只会是不和谐的，专为打仗而建立的国家联合。如果在俄国的合作下或善心中立的情况下，轴心国击败了西方国家，那么轴心国和俄国也不太可能在战后为世界和谐有序的未来而建立起国际组织。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德国在西方国家的暗中鼓励下征服了俄国，那下面就该轮到西方国家了。即或轴心国不靠援助全靠自己力量先后击败西方国家和俄国，并在它们之间瓜分世界，那么很快就会真相大白，轴心国是以掠夺为目的的偶然性联盟，德国和日本很可能为独霸问题进一步争斗。而如果西方国家联合俄国打败了轴心国，这种不相配的又各怀疑忌的伙伴的未来合作关系，只有那些不顾苏联的拜占庭…马克思意识形之同西方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鸿沟的人才能设想。
第二卷 大战前夕 1939年
前言
本书原计划作为这一套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最初一段时期历史的《国际事务概览》特辑的第一卷，它所涉及的是从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起直到大战开始为止这五个半月期间的历史。原拟在那卷导论性的《1939年3月的世界》于1952年出版后不久就让本书问世。但当初稿实际上已告完成时，有关英国和德国对外政策的官方文件开始公布，于是决定在一切有关的文件汇编能够加以利用之前，本书暂缓出版。出版本书而不去考虑正在陆续公开的官方资料，那将会使它在问世之前就已经变得陈旧过时。
编者谨向各撰稿人表示谢意，他们承担了在时隔多年之后再重行修订原稿达一项外加的、有时又是十分繁重的工作。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延搁已经使有些撰稿人不可能再修订其原稿；在这种情况下，这项必要的工作已改由编辑部同人来予以完成。
特别是，在本书初稿撰写时期担任助理主编的阿什顿·格沃特金先生，他已不能再行修订他自己所写的关于苏联政府同德国和同英法两国的关系那一章；因此他的原稿由托因比夫人根据已能得到的、更加充分的资料重新改写。
关于德国这一章的初稿原是由《概览》战时编的编辑部准备的，后由M·泰勒夫人修订完成；对她，编者特别表示感激，因为这项工作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的。
编者认为把《概览》战时编各卷书名按其逻辑的次序开列在下面，对于读者或许是方便有用的。这一书名单大体上代表了这套丛书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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