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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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亚和匈牙利境内留驻必要的军队，以维持通向奥地利俄国占领区的交通线。
　　和约确认了停战协定的赔款，并把和会对莫洛托夫在纽约修改过的关于保加利亚赔款的那项建议也包括了进去。斯大林在1945年作出的让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赔款偿付期限从六年延长为八年的决定，也订入了和约。停战协定中关于把占领期间运走的“贵重品和物资”归还苏联的条款，在和约中得到了引伸和发展；和约还把那些规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应向它们战时占领的邻国归还财物的停战条件也包括了进去。对匈牙利的和约第十一条规定应将某几类文物归还给那些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分裂出去的国家，这些文物是1848年后“由于匈牙利在1919年前统治这些领土”而为匈牙利所据有的。另一方面，和约宣布1945年1月20日以后为萨拉希政府运往德国的可辨认的匈牙利财产应归还给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和约包括了巴黎和会上商定的一项特别条款，规定可以用双边谈判来替代停战协定中关于罗马尼亚向俄国归还财物的安排，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三个和约，把原先按照停战条件冻结在各该国家的一切德国资产都划给了苏联。在那些曾同这三个国家交战的国家领土上的罗、匈、保三国财产，应听由那些国家自由处置，但对芬兰的和约中，却有一条规定芬兰在国外的财产应予发还，在这一点上芬兰得到了优惠待遇。
　　和约的经济条款中包括一些防止德国利用东欧和巴尔干国家重新武装的保证条款。多瑙河的国际地位问题，在起草和约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争论，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在和会上，法国政府曾就英美和俄国双方的观点冲突提出过一个妥协方案，建议在和约中包括一项条款，规定多瑙河自由航行，同时规定在和约批准后六个月内召开一次由四大国和沿河各国参加的会议。虽然和会通过了法国这一提案作为向外长会议提出的一项建议，但后来在纽约开会时，莫洛托夫还是做到了使和约不提及召开会议之事，只是同意另外签署一个宣言，规定在和约批准后不久召开一次会议，由四大国和多瑙河国家一起商讨一项关于多瑙河的新国际公约。尽管如此，和约中确实还是包括了一些关于多瑙河航行自由和平等对待一切国家船只的条款。
　　和约的最后条款规定了关于和约执行的监督和对和约的解释，并且规定在和约生效之日起十八个月时期内，盟国及参与国应由美、英、苏三国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外交使团团长以及英苏两国驻芬兰的外交使节来代表。如对和约的条款发生争论，而各外交使团团长和所涉及的国家政府不能解决时，和约规定由争执双方和经双方同意选定的第三者组成调解委员会。
　　第八章　南斯拉夫
　　第一节　革命政权
　　南斯拉夫的“解放战争”，到1944年秋胜负已成定局，当时有一半以上的领土已清除了德国军队。这次战争不仅是一场民族战争，而且是一场内战；不仅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社会革命。由此而掌权的不仅是一班全新的人物，而且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机器。事实上，南斯拉夫的革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仅有的三个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之一，它后于俄国革命二十五年，先于中国革命五年。从此以后的年代里，不仅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就连巴尔干半岛的整个形势，都受到这一革命新政权的性质的影响。因此必须在这里对它的主要特点作概括的叙述。
　　南斯拉夫革命是由战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组织者所领导的，他们是一批具有列宁传统的职业革命家。这些人的社会出身有的是产业工人，有的是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多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但是，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那些职业革命家一样，他们已不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了。献身于党的干部都置身于阶级之外，社会之外；对他们来说，党就是唯一的社会。他们始终和他们所出身的产业工人阶级或知识界很不一样。这两个阶级都为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提供新人员，其中来自知识界的比人们可能想象的要多，而来自工人阶级的则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可是，党的新生力量绝大部分来自农民。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不仅南斯拉夫主要地是一个农民国家，而且战争大部分是在最僻远的地区进行的，那里居住的是最贫苦、最落后的农民。但是这场游击队运动并不是农民运动。同中国的共产党军队一样，南斯拉夫的军队也是一支由共产党牢牢控制并为他们的目标而运用的农民队伍。如同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利用农民，所凭借的是爱国主义这股力量。也如同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爱国主义宣传是有效的，因为它符合实际。爱国主义斗争并不因为被共产党所利用而减少其必要性。
　　南斯拉夫共产党，就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成功地把前政权下简直从不接触政治的成千成万的人吸引到斗争中来，并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对于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那些不识字的山区人民来说，就象对于俄国和中国的农民一样，“解放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崭新而广阔的天地。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看重他们。这种情况在妇女方面比男子方面也许更为真实，特别是波斯尼亚或桑亚克的伊斯兰教妇女，尤其如此。在共产党控制下，陆续产生了一批很类似于俄国和中国的苏维埃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它们的样板一样，虽然大多是由共产党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却仍然是真正地、尽管有点粗卤地代表着以他们的名义行事的人民大众。它们所吸收的新人，并不限于一定的政治背景，而是一些具有天赋组织能力的人。新的男男女女通过这些委员会和军队而飞黄腾达，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军官和官吏。他们把一切都归功于党和铁托元帅，而且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始终忠于他们的领袖。入侵者摧毁了旧南斯拉夫的国家机器。帕韦利奇那个克罗地亚国的傀儡政府从未有过牢靠的基础。在游击队控制的“解放区”里，一个新的既是军事的也是民政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准备接管整个国家。这同中国1928年以后在毛泽东领导的地区所经历的过程基本上一样。它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幼稚的群众和政治上老练的职业革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从各方面来说，也曾经是列宁一生事业取得成就的关键。
　　人民解放阵线（战争结束后改称人民阵线）是共产党控制的“群众组织”，其目的是在政治上把群众动员起来。在这一阵线的那些表面上显要的领袖人物中，甚至还有一些曾经是战前政党的成员。他们参加了阵线，提高了阵线的地位，但是，他们过去所属的那些政党，并不在阵线以外另有独立的组织。表面上似乎有两个例外，但也仅仅是表面上而已。一个是残余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它的党员中有几个是南斯拉夫议会的前议员，另一个是德拉戈利乌布·约瓦诺维奇博士领导的（塞尔维亚）人民农民党。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巨大声望对共产党人相当有价值，它过去那些激进的口号同共产党战时提出的口号很相适合。约瓦诺维奇在塞尔维亚有一批为数较少但很重要的追随者，他的名字也对共产党人有用。但是残余的克罗地亚党的那些领导人是顺从共产党人的，而当约瓦诺维奇试图另外执行一条独立路线时，他发现他的党的基础已经削弱了。
　　在南斯拉夫解放区，人民委员会行使了地方权力。在铁托的部队于1944年秋天和1945年春天先后进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平原地区和大城市时，产生了伤脑筋的问题。来自山区的解放者，拿自己颇为重视的那种英雄行为和艰苦经历同那些在敌人占领下毫无作为的被解放者的消极状态作比较。而城里人则往往看不起山区人，认为他们是半开化的农民，永远不会理解复杂的城市生活。管理城市的人，一部分来自山区，一部分是敌人占领城市时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共产党时刻提防和控制着的非党专家。这些新的权力机构，能象战时山地解放区里的人民委员会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为数极少。共产党政权在英勇奋斗的日子里曾经有过的那种自觉性和地方主动精神都迅速消失了。
　　这个革命政权的一个奇怪特点是，共产党尽管无可怀疑地控制着其他一切权力机构和“群众组织”，却一直是退居幕后的。同那些不是靠共产党人的行动而是靠红军的成功而得到解放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截然相反，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不想引人注目，也并不花很大力气去发展大量新党员。报刊上简直不大报道党的活动。甚至连党机关的所在地也不公布。总之，共产党几乎就象当年遭受亚历山大国王政府迫害时那样行动诡秘。1948年南共同共产党情报局破裂时，这一诡秘作风也成了被指责的一条罪状。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确实有可能认为，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这样隐秘，它没有象它本来应该做的那样有力地活动。可是，这并不是事实。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的控制，远比几个邻国的共产党对“群众组织”或对它们当时所属的“党派联盟”的控制牢固得多。
　　第二节　政治上的巩固
　　1945年3月联合政府的组成，至少在西方的舆论看来是铁托和国王彼得之间、苏联观点和英美观点之间的一种妥协。国王同意任命三个摄政——斯尔扬·布迪萨夫尔耶维奇博士（塞尔维亚人）、安特·曼迪奇博士（克罗地亚人）和杜尚·塞尔奈茨博士（斯洛文尼亚人）。政府中包括四个流亡回来的著名政界人士，即前塞尔维亚民主党领袖米兰·格罗尔，担任副总理；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伊凡·舒巴希奇和尤拉伊·舒特伊，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不管部长；塞尔维亚农民党的瓦萨·丘布里洛维奇，担任农业部长。
　　可是实际上，这同波兰的解决办法相比，甚至还说不上是西方与东方、共产党人与流亡者之间的一种妥协。米科拉伊奇克回到波兰后，至少暂时能够重新组织他的农民党并举行群众大会。而回到南斯拉夫的流亡者，是决不能这样做的。他们可以用执政党联盟一分子的身分讲话，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他们一度领导过的党的成员，也可以从他们党的纲领里提出一些符合人民阵线正式纲领的极广泛的民主原则的要点来。但是，他们不能重新建立他们的党组织或单独召开群众集会。他们抗议说，他们一直受到由共产党牢牢控制着的、无所不在的保安警察的钉梢。作为回敬，对方指责他们正在设法获得“战时通敌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支持。政府的选举法草案建议把一切犯有同敌人“主动或被动勾结”罪行的人统统剥夺选举权。格罗尔认为这条法律势将被广泛解释为把一大批实际上是爱国的、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人都剥夺选举权，因此他在8月18日辞去了政府的职务。选举法于8月23日以三百七十票对十六票在临时议会通过。9月初，格罗尔同塞尔维亚激进党、农民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组成了一个竞选联盟，声称他将推荐一批反对政府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铁托表明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他同彼得国王的妥协的。8月7日，这位元帅在人民解放阵线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极力主张废除君主政体。第二天，彼得国王从伦敦作出答复，把三个摄政“免了职”。他还呼吁“各伟大盟国”进行干预，下令推迟那时正准备在秋季举行的选举。国王的行动对南斯拉夫的事态演变进程丝毫不起作用，也没有引起各大国的任何反应。
　　9月间，据宣布外交部长舒巴希奇有病，不能进行原来计划的一次出国正式访问。几天后，获悉他已被软禁，英国大使想去看他而未获同意。10月8日，他和舒特伊一起辞去了政府职务。华盛顿半官方的评论认为，这是雅尔塔协议所产生的联合政府的告终，原先答应的关于自由选举的条件没有得到履行。但是，西方国家没有继之以采取任何正式行动。对舒巴希奇的辞职，铁托的答复是在10月13日报纸上发表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舒巴希奇在玩弄手法，为外国干预南斯拉夫内政制造借口。这位元帅坚持说，他已经严格认真地履行了对舒巴希奇的一切诺言，并且按照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后所提出的一切要求行事。
　　9月底，格罗尔获准出版一份持反对立场的报纸《民主报》。由于受到阻挠和暴力行为，使报纸的发行发生了困难，但它一直出版到选举的前夕（那时选举已定于11月11日举行）。10月间，又出现了一种持反对立场的报纸《人民呼声报》。这是克罗地亚农民党二十年代的领袖斯特潘·拉迪奇的遗孀出版的，目的是要反映该党的见解。报纸出版了两天就被禁止。在选举前的竞选运动中，反对党（格罗尔领导的塞尔维亚集团和克罗地亚农民党）既不能举行集会，散发宣传品，也不能同各地的地方代表联系。11月初，格罗尔在《民主报》上号召他的支持者抵制选举。英美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指出有显然违反铁托…舒巴希奇协议的情况。11月11日举行了选举。投票站上另设一只票箱，供投票人表示反对政府的意见，虽然这时已没有什么反对派的候选人名单可供投票者选择了。当时有一批英国议员，由K·齐利亚克斯带领，并且有几个曾经同游击队联系的前英国联络军官作为报纸特派记者，跟他们在一起，观看投票的进行，他们宣称并没有什么不正当行为。官方宣布的选举结果是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的选民投了票，其中百分之九十点五投票赞成人民阵线。
　　11月29日，南斯拉夫全国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纪念亚伊采大会两周年的那一天，新议会正式宣布南斯拉夫为共和国。
　　1946年1月31日，议会正式通过新宪法。这个宪法完全以苏联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为蓝本。公民权利义务的提法很相似。议会及其主席团的权力相当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权力。法院和检察官制度也是从苏联搬来的。地方政府机构是人民委员会。1946年5月25日另外颁布了一条关于规定地方政府职权的法律，清楚地说明，这些委员会的职能将同苏联的苏维埃一样，成为共产党控制的中央政府的从属工具。它们将相当于战时那些比较自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委员会，犹如1936年的被阉割了的苏维埃相当于1917年时比较自发、比较有代表性的苏维埃。
　　南斯拉夫宪法与苏联宪法相比，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肯定地也是同外交政策最直接有关的相似之处是它的“联邦”体制。南斯拉夫共和国划分为六个组成“联邦”的共和国，相当于苏联的各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们的苏联样板一样，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政府隶属于而不是平行于中央政府。事实上，宪法规定的体制并不是联邦，而是一种可以把某些权力下放给地方当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而且，权力下放的实际价值是很有限的，因为各共和国政府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而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组织起来的。
　　尽管如此，“联邦”这种组织在政治上是重要的。新政权公开承认南斯拉夫是几个不同民族之家，这是战前历届政府所断然否认，或者很勉强地承认的，它们的臣民们很怀疑政府的诚意。新政权明确表示它要消灭一切基于民族血统或家庭宗教信仰而对个人的歧视。甚至许多不喜欢共产党组织政府的理论和实践的公民，还是对新政权在这一点上所表明的要制止那种严重损害了旧南斯拉夫的、具有破坏性的民族纠纷的决心，有着良好的印象。
　　六个共和国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一个自治区（相当于苏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一个自治省。后者是西南部的科索沃…梅托希亚地区，居民大部分操阿尔巴尼亚语。前者是伏伊伏丁那，其中包括斯雷姆地区、巴奇卡和巴纳特。斯雷姆在历史上原属克罗地亚，但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巴奇卡和巴纳特在1918年前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在伏伊伏丁那的当地人口中，属于日耳曼族的那部分（约四十万余人）都已逃离或被逐，他们的土地给了从南斯拉夫较贫苦的地区迁来的农民。属于匈牙利族的那部分人（近五十万人）则许其居留，并答应他们享有同其他公民一样的平等地位。这一宽容的态度，同共产党支配下的佩德罗·格罗查博士的罗马尼亚政府所采取的态度相类似，同捷克政府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态度则成为显著的对照。对伏伊伏丁那两个较小的少数民族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也给予平等地位的保证。
　　克罗地亚共和国包括历史上著名的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斯雷姆不在内）。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的边界一如以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想从意大利取得领土，前者着意在威尼斯…朱利亚方面，后者则在伊斯的利亚方面。门的内哥罗要求另外成为一个共和国，是以历史传统，而不是以语言、宗教或民族上和塞尔维亚人不同为根据的。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自成一个共和国，对于一个无法通过划分政治边界以符合种族边界来解决的问题，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波斯尼亚共和国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三个民族集团相互保持平衡。这一解决办法，不能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每一方都认为这是对方为了要消灭他们而策划的。不过，人们也许会怀疑，即使报喜天使亲自出马，不知双方是否都能满意。
　　在所有的试验中，最有兴趣的也许是建立马其顿共和国。战前掌权的塞尔维亚政治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马其顿人不是“南塞尔维亚人”。可是，大家都知道，很多马其顿人都极其同情保加利亚，保加利亚长期以来以马其顿自治的口号来掩盖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从1941年到1944年期间，保加利亚兼并了马其顿，使人们大失所望，因为索非亚政府当时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决不容忍自治。南斯拉夫共产党从解放战争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看法，认为马其顿人既不是塞尔维亚人，也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一个不同的民族，必须在未来的南斯拉夫范围内有他们自己的自治地位。这个问题一度曾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个地下共产党之间的一个争论，但是，南斯拉夫的看法取得了胜利。铁托很快就把他的计划付之实施。他的行动非常不受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欢迎。这行动还引起了国际问题，因为从1913年起，历史上的马其顿的某些地区就已分别成为希腊和保加利亚两个国家的一部分。这些问题以后还要提到。
　　德国战败时，切尼克队伍大部分已退出南斯拉夫。可是，米哈伊洛维奇将军自己仍带着一小批追随者留在波斯尼亚。1946年3月间，据宣布他已被俘。6月底，他以叛国罪受审。这次审讯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很多争论。在西方，特别在美国，人们在抨击南斯拉夫政府时，都强调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即米哈伊洛维奇并不是德国的代理人，而是一位塞尔维亚爱国者，他营救过好几十个在南斯拉夫上空被迫跳伞的盟国飞行员。南斯拉夫政府在反驳时，强调了一个同样无可置疑的事实，即米哈伊洛维奇指挥的部队在他本人知情和同意下参加过意大利和德国军队攻打游击队的联合军事行动。如果南斯拉夫政府想同西方国家修好（西方国家以前曾真心诚意地支持过米哈伊洛维奇），或者想对一个由于他自己始终不了解的政治力量（一如他在法庭上最后一次发言中所说的由于一阵“旋风”）而被卷入对敌“合作”的人表示宽大的话，他们是可以饶他一命的。可是，铁托在1946年7月间似乎把西方国家视为敌人，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很想为他们在切尼克手里所遭受的一切损害报仇。因此，米哈伊洛维奇于1946年7月17日被枪决了。
　　在铁托自己的人民阵线内部，仍有一些人反对他的政策。塞尔维亚左翼农民党领袖约瓦诺维奇是作为人民阵线的候选人而被选入议会的。到了1946年夏，他已认识到人民阵线的广泛民主纲领并没有履行。7月间，他在议会发表演说，批评政府政策的三个方面。第一，他声称，农民的利益正在遭到牺牲，塞尔维亚的农民合作社在战前起过小小的、但却是有益的作用，现已完全屈从于中央政府的意志。第二，他反对检察官制度。象它的样板苏联检察官制度一样，它拥有使所谓的司法独立完全失去意义的权力。检察官有权“要求捍卫合法性而反对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有效判决”，这就是说，如果他认为不符合国家利益，或换言之，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就可以推翻法院的裁决。第三，约瓦诺维奇批评政府向苏联一面倒的对外政策，要求象人民阵线正式声明中所说的那样，同三大盟国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