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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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薜摹４映范〉汉投嗟驴崴谷旱旱骼吹母鞲鍪κ贾瘴幢唤馍ⅲ踔琳庑┎慷右脖桓奈投樱堑淖氨冈蚋四纤估蛴位鞫印Ｒ恢迩俗笥业摹澳ν谢慷印痹�1943年12月间投入战斗，初次交火就遭受严重伤亡，随即从前线撤了下来。这支部队后来改组成为意大利解放军团，为数约二万二千人，在1944年的夏季战役中表现良好，并且被扩充成为六个“战斗大队”（总数约五万人），其中有些大队参加了攻入伦巴第的最后进军。三十万意大利陆军中的其余人员则用于清除地雷，从船上卸货，赶骡车和开卡车运送补给品以及其他非战斗的、但往往是危险的工作。从停战到1945年8月31日止，陆军伤亡总数是死二万零六百十六名，伤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名，失踪一万七千一百七十一名。除正规陆军充当劳动队伍外，还有三十三万五千名民工在船坞、补给修理站为盟军工作，英美军中的意大利战俘也有许多志愿充当“合作者”，这是享有比战俘较多自由的非战斗性辅助人员。
第七节 国内政治
（一）各个反法西斯政党和国王 1943…1944年
墨索里尼垮台之前就已在意大利全国各地（遍及战线两侧）重燃起来的政治活动之火继续在发展，这一发展同布林迪西的那个影子政府并没有什么关系。到停战协定签订时，已经有了许多政党，有的是原有政党恢复活动，有的是新建的。社会党在法西斯主义上台时曾是左派的主要政党，不仅在产业工人中而且在北部和中部意大利比较穷苦的农民中都曾拥有大量的追随者，现在却有了共产党这样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社会党内以前的改良主义倾向和极端主义倾向相互冲突的历史还将在战后政治中继续下去。行动党建立于1943年初，但推动它的精神力量却来自更早一些的由卡洛·罗塞利创建的“正义和自由运动”。这是一个以大学校为基地的知识分子的党，它继承了马志尼的共和自由主义和反教会自由主义的传统，并且兼有一种更合乎现代精神的对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兴趣；它表现出一种天真的轻信，认为一旦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就可以通过一个自由的政府和一项实行根本改革的政策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受旧时代污染的新意大利。在一些历史较久的政党看来，行动党人很象是反法西斯运动中的一批肆无忌惮的人，但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却比谁都毫无逊色。天主教民主党所继承的是法西斯上台以前的人民党——一个中间偏左的政党，信仰天主教，但并不属于教会。天主教民主党后来成为解放后的意大利的三大政党之一，但变得比它的前身右得多。中间偏右的是自由党，它以同样的热情主张经济放任和政治自由，因而更多地带有十九世纪的而不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时代特色；它不仅是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的党，而且也是有产者的党。就是以上这五个政党，再加上一个在北方并不活动的、中间偏左的小党劳工民主党，联合组成了一个联盟；参与策划推翻墨索里尼的就是这个联盟，停战协定签订后在德军占领下的意大利各地组成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也是这个联盟。
国王曾坚决主张不让所有这些政党参加第一届巴多利奥政府，的确，这个政府甚至拒绝承认任何政党的合法地位；后来当他在盟国强迫之下邀请这六个政党参加布林迪西政府时，它们都拒绝在国王在位时参加政府。其后六个月中，国王的退位问题，君主政体的前途问题，以及如果国王退位，应以怎样的方式在战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君主政体存废之前暂时保留王权的问题，主宰着意大利的国内政治，并在各政党之间引起了严重的分歧。天主教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中有些是共和派，有些是君主派，而君主派中也有许多人希望国王退位，认为这是保全王朝的最后机会。社会党、民族主义党和共产党都是主张共和政体的，但共产党一开始就表现出没有其他两党那样坚决。
随着流亡人士陆续从美国回来，有一些新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其中之一是“自由意大利”运动的一位领袖、1920…1921年时曾任外交部长的卡尔洛·斯福扎伯爵。斯福扎在向美国政府申请准予返意时曾表示，在全部德军被逐出意大利以前，他愿意支持巴多利奥政府；途经伦敦时他会见了丘吉尔，给丘吉尔留下的印象是，可以信赖他将同巴多利奥和国王合作。然而，当他还在美国时，他就已说过赞成国王退位的话，而一到了意大利，他首先拒绝了巴多利奥要他出任外交部长和副首相的建议，接着又拒绝了国王请他出任首相的建议。从此丘吉尔就认定他不适宜担任公职。
克罗齐和南方其他一些反法西斯领袖的态度是，如果国王退位而由摄政团以国王六岁的孙子那不勒斯亲王的名义代为执政的话，他们愿意参加政府。这个建议华盛顿是赞成的，但丘吉尔不同意，罗斯福因而又回到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即如果国王不愿退位（他是极不愿意退位的），巴多利奥政府应维持到罗马解放为止。然而，英国和美国的新闻记者和那些负责政治战的军官们却往往同情反对派远甚于同情政府，而盟国的广播和意大利政界领袖所收到的国外表示友好的函电也都令人感觉到，在意大利国外反对国王和巴多利奥的情绪是多么强烈。
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关于布林迪西政府的争论在新的一年里再度爆发。1944年1月22日，当盟军在安齐奥登陆时，美国国务院建议不要让国王返回罗马，应放手让“自由派方面的各种力量”立即建立起一个代议制的政府。丘吉尔则坚决主张盟国在能够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以前应当支持国王和巴多利奥，他再一次提醒罗斯福要对反对派有所警惕，特别是对斯福扎。2月11日，当事情已很明显，不再有希望在安齐奥取得速胜时，罗斯福才对丘吉尔表示，在军事形势改善到可以不必担心意大利部队发生变乱以前，美国将不做任何引起政治方面变动的事。
1944年1月28…29日，六个政党在巴里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公开要求国王立即退位，要求组成反法西斯的联合政府，并在战争一结束就召开制宪会议。当他们要求盟国支持这一政策时，不仅新任地中海战区盟军最高司令英国将军亨利·梅特兰·威尔逊爵士赞成给予支持，美国政府也表示赞成。而且，2月20日国王同意了一项新建议，即国王不退位，而是把权力授予他的儿子作为副摄政；这项决定立即通知了英美政府，虽然在意大利国内还是严格保密的，这显然是因为国王仍然坚持在他未回罗马以前不退位。
2月22日，丘吉尔又一次在下院声明支持国王和巴多利奥，从而使六党抱有的希望化为泡影，对此，意大利的共产党、行动党和社会党在那不勒斯安排了几次抗议示威。然而，美国政府却对美国驻意大利的代表们说，不必把丘吉尔的演说看作是对六党要求的最后回绝，协商一致后作出的盟国答复还有待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来发表。罗斯福同丘吉尔在这个问题上又争论了一个月，仍未能达成协议；3月24日，赫尔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谘询委员会。
谘询委员会里的英国代表最后同意，应告知国王现在已是他引退的时候了。然而，直到苏联政府插手干预之后，这一僵局才告结束。3月3日，罗斯福透露了苏方要求把一些意大利军舰交由苏联处置的建议，使人们整整惊讶了几天；继此之后，苏联政府于14日宣布已同意与意大利重建外交关系。苏意两国政府都没有在这次宣布之前通知盟国管制委员会或谘询委员会，因此，美国国务院提出了抗议。莫洛托夫解释说，关于对意大利的处置，一直没有人同苏联进行过充分磋商。英国和美国并不立即同意大利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但它们在这方面确是跨进了一大步，分别委派诺埃尔·查尔斯爵士和亚历山大·柯克先生为各该国的高级专员兼派驻谘询委员会（现已由阿尔及尔迁到意大利）的特别代表。柯克本人还带着大使衔。3月28日，发生了一件甚至引起更大轰动的政治事件：意大利共产党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莫斯科寄居多年之后回到了意大利。4月1日，共产党建议，不论国王退位与否，六党应当立即参加政府。其他政党除同意外别无选择，因而于6日向公众披露了设置副摄政的计划，12日正式宣告成立副摄政制，从罗马解放之日起生效。六党联合政府于4月24日就职，巴多利奥留任首相兼外交部长。
（二）“六党执政” 1944…1946年
6月4日的罗马解放，除了导致6月5日国王移交权力给王储外，还带来了一次政府改组。罗马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拒绝在巴多利奥领导下工作，于是仍由原来这六个党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政府，而罗马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劳工民主党人伊凡诺耶·博诺米则成了新政府的首脑。好不容易说服丘吉尔同意这个改变，却又在拟议任命斯福扎为外交部长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个更为尴尬的局面，因为梅森·麦克法兰对这项任命的否决立即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后斯福扎就任了不管部部长。新任各部长都必须保证遵守当时尚未透露的停战条款。
从1944年6月起至1946年6月选举时止，共有四届政府先后当政。1944年12月组成的博诺米第二届内阁内有共产党人，但不包括行动党人和社会党人；组阁时斯福扎的任命又一次遭到英国人的否决，这次否决适值希腊和比利时也都在发生政治纠纷，加在一起促成了整个这次战争中英美之间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之一。北方解放后，行动党人费鲁乔·帕里组成了一个远较博诺米政府为左的六党内阁，帕里是抵抗运动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他的背后有意大利北方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一强大的（虽然是短命的）权力机关的支持；但是，由于自由党人转而反对他，也由于他自己作为政治领导人缺乏经验，终于在11月24日被迫辞职；12月10日，天主教民主党领袖阿尔契德·德·加斯贝利沿着比较保守的方向改组了“六党执政”政府，特别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此。
“六党执政”有着某些明显的不利条件：各党不管其实力大小，在内阁里都占有同等地位，而且各党间平衡得非常均匀，甚至有一个时候一位正统派的经济学家在国库部负责总的经济政策，而一位共产党人则在财政部主管税收。而且“六党执政”的时候，正是日子很不好过的战争最后一年和继此之后的那段几乎可以说更使人痛苦失望的时期，那时重建工作刚在困难重重中开始，而旧时代的种种腐恶已在悄悄地死灰复燃，来嘲弄抵抗运动所抱有的很高期望。这个时候最危险的特征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不仅是由于共产党的鼓动，同样重要的也是由于贫困和社会不公正这样一些无可回避的事实。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之一是游击队员的复员。游击队员中有很多人，也许多达五十万人，只是偶尔帮助过一下抵抗运动，或者参加得很迟，只来得及赶上最后总起义，或者甚至更迟；但是也有二十万左右男女队员，服务于抵抗运动的时间相当长，相当负责，足以称得上“战斗的游击队员”。政府对待他们并不是很慷慨的，也没有能及时地关心解决他们的疾苦。左派坚持要把大量这样的游击队员吸收到辅助警察部队或陆军中去（虽然军事当局怕共产党渗入，极不愿意吸收他们）。许多游击队员，如果能找到工作的话，是乐于重返平民生活的，但是抵抗运动里当然也有恐怖分子和带枪的好斗分子。而且，游击队员的装备有许多始终没有上交给盟国或意大利当局，据信这些装备被那些遍布于意大利北方的共产党人和右派游击队藏匿起来了。
在可能举行地方选举以前，市长和市政委员会是由各省省长征得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意后从六党党员中选拔委任的。然而，省长们自己是由盟国军政府或意大利政府任命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职业文官，同当地的抵抗运动毫无关系。盟国军政府据说甚至任命过这种人去接替代行省长职权的抵抗运动领袖，或比这更糟，还任命过一些同法西斯有瓜葛的人。作为重建正常的议会制政府和准备选举的第一步，政府召开了一个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45年9月25日在罗马举行。协商会议的成员是由所有各个党（不限于参加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那几个党）、各个工会、各个专业人员协会以及退伍军人组织等提名的；某些反对法西斯的前议员也被邀参加协商会议。可是，在协商会议和市政委员会之外，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各省市中的组织系统网实际上形成了另一个临时行政机构，对国王和政府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的确，根据与盟军达成的协议，北部意大利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从4月25日起至1945年6月盟国军政府接管时为止，曾经统治过伦巴第。民族解放委员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各党——共产党、社会党和行动党——原希望在未举行大选以前让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广泛的行政权和立法权，甚至司法权；但是，为减轻右派的顾虑起见，于1945年6月间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商定即使在选举以前，各民族解放委员会也只应有谘询的权力，而在选举之后就只能保留这些委员会作为党派间的一种联络机构。1946年7月经作出决定，索性把它们全部解散了。
地方分离主义也是一个不能不估计在内的问题。在西西里，以安德里亚·菲诺基阿罗…阿普里尔为首的分离主义运动，在某几个负责民政事务的西西里裔美籍军官的赞助怂恿下，显然一直在向两个占领国当局接近，表示友好。意大利当局最后取缔了这个运动，并不得不于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间派兵去对付分离主义者的队伍。在瓦莱达奥斯塔也有类似的运动。总的说来，许多意大利人也都感到现在是改变一下那种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时候了，这一中央集权的制度还是在十九世纪中，当意大利的许多情况各异的地区被统一起来时由皮埃蒙特人强加给这个国家的，后来中央集权方便了法西斯统治，而法西斯党人又大大地扩展了中央集权。到1946年底，西西里、撒丁和瓦莱达奥斯塔都已获准采用了特殊的地方自治制度。至于南蒂罗尔，除了国际方面的问题外，还有地方自治方面的问题，以及威尼斯…朱利亚的情况，都将在下文说明。
最近，1948年的意大利宪法把全国划分为十九个大区，除行政权外还各赋予立法权。天主教民主党以前虽曾是地方分权原则的有力支持者，但并不急于要冒在国内建立一些共产党国家的风险。实际建立地区自治制度的立法被长期拖延着，到本书执笔时，除西西里、撒丁、瓦莱达奥斯塔以及包括南蒂罗尔（阿尔托…阿迪杰）和特兰提诺的一个大区外，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实行地区自治。
（三）1946年的选举和共和国的建立
1946年6月2日举行了制宪会议选举并就君主政体问题举行了公民投票。制宪会议的五百五十二个席位中，天主教民主党得二百零七席（八百零八万三千二百零八票）；社会党得一百十五席（四百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九票）；共产党得一百零四席（四百三十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二票）。包括自由党在内的民族民主集团得四十一席；行动党（已开始分裂，最后于1947年12月解散）只得七席；而古格利埃尔莫·齐安尼尼的那个新冒出来的平民党却获得了一百二十万九千九百十八张选票和三十个议席（该党致力争取的对象大体上也就是1919…1922年间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的那部分下层中产阶级分子）。市政选举在1946年3…4月间举行，但米兰以外的其他各个大城市不在此列（它们到10…11月间才举行市政选举），南蒂罗尔和威尼斯…朱利亚也不在内。在这些选举中占优势的仍然是6月大选中领先的那三个党，在许多地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是结成联盟参加竞选的，他们赢得了多数大城市。平民党在罗马和南方各地的秋季选举中表现得不错，但此后就湮没无闻了。
公民投票结果，赞成共和政体的占一千二百七十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票，赞成君主政体的为一千零七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四票。少数票为数也不小，这也许是同5月9日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让位给他儿子的这一行动有点关系的。北方倾向于投共和政体的票，南方则倾向于赞成君主政体，但各个区的详细投票数字表明，南方投票赞成共和政体的远较预期的为多。公民投票结果初步公布后，乌姆贝托国王不愿立即同意宣告成立共和国，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气氛，直到他在政府的压力下终于在6月13日离国后，气氛才缓和下来。政权的改变是以相当和平的方式完成的。28日，制宪会议选举那不勒斯的一位律师、无党派人士恩里科·德·尼古拉为临时国家元首。
（四）共产主义的挑战 1946…1947年
7月12日，德·加斯贝利重新执政，其内阁不仅包括天主教民主党人和其他两三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留在内阁里近一年之久。然而，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都已在摆开阵势准备“冷战”了。天主教民主党在各大党中是最靠近右派的，它所吸引的选民有许多是想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也有许多是那些认为危险主要来自左派的人。反共成了把该党内部两个极端——大小雇主及地主等的既得利益为一端，主张改革者和较穷苦的人为另一端——连系起来的一条最坚固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纽带。不久就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改革这一迫切而重要的问题上）暴露出意见纷歧。在意大利，倾向于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天主教徒不象在法国那样有力量（加斯贝利本人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许多属于温和左派的知识分子则觉得接受不了一个天主教的党，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挤压在黑色和红色两大磨石之间。那些较下层的、较少关心政治的选民，特别是乡村中的选民，在作出政治取舍方面，反应就远没有那么迅敏：要是选举日适逢星期天，在去做弥撒的同时顺路投共产党的票，他们是不会觉得有什么错或甚至有什么奇怪的。1946年选举时教会曾插手反对共产党，而在1948年和1948年以后的各次选举中，教会卷入党派政治的程度就更深了。1949年7月，教会宣布共产党人很可能被开除教籍。虽然天主教民主党仍然否认它是教会人士的党，但在1948年以后，该党的选民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靠天主教行动会——一个听命于教会的非神职人员的组织——进行的，就象它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来源靠它党员中的富人一样。
意大利共产党当时是苏联以外最大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在1945年12月有一百七十六万二千零五十六人，1946年6月有二百十二万五千人），虽然法国共产党在1946年选举中得票比它还多一百万张左右。“所有正派的工人……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如何”，都可加入共产党。知识分子、天主教徒、妇女、退伍军人、前法西斯分子等都受欢迎。共产党在某些农民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1946年共产党员数占当地人口比重最高的两个区是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前者是肥沃的农业区，有着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无地雇工，后者虽远没有那么贫困，但那里的农民寄希望于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土地改革，使他们从佃农变为自己田园的主人。在皮埃蒙特，共产党的力量强；在伦巴第则是社会党的力量强。共产党员总数中，南方人所占的比重在1947年时只有五分之一，在1946年和1948年只占八分之一。在开始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很不重视，甚至有报道说，该党的主要知识分子孔切托·马凯西教授曾于1945年4月间公开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没有教条的经济社会纲领，而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糟粕”。
的确，共产党从其早期——特别是从它最优秀的组织者和思想家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1937年死于法西斯监狱）——继承了一种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入党的许多知识分子中重又出现。两三年后，似乎对那些“主张‘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犯错误’的人”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在当时的共产党报刊和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一些颇能反映出这方面情况的长篇大论，谈的是党内自由讨论在使马克思主义“活的理论”适用于每个国家特定时刻的具体情况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怎样才能使党员们的思想同党的指示命令“协调起来”等等。
1943…1946年间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不难解释的。它在法西斯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保存着秘密地下组织，使它在抵抗运动方面有一个飞跃的起步，其他的党则因完全缺乏经验而在丧失优秀成员。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工作效能，在对意大利的解放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党树立了很大的声望，而且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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