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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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一致公认的权威核心。比利时抵抗运动没有产生堪与戴高乐相比拟的人物。回国来的比利时首相于贝尔·皮埃洛毫无革命气息；不存在什么皮埃洛神话。皮埃洛是一个诚实、疲惫、软弱的人，只希望把他的国家带回到“美好的旧时代”。法国的《人民报》（1944年11月30日）写道：“这恰恰就好象在我们新生的法国来个达拉第重新执政一样。”按常理说，国王可以——实在是应该——担当起国家领袖的角色。但当时实际上这个角色可以说是由他的兄弟查理亲王部分地担当着。国王本人失去了当领袖的资格，因为他没有肯参加或援助抵抗运动，同时还因为他在其他方面名声也不好。皮埃洛政府也并不比他更有资格些，因为尽人皆知，他们在国家刚被占领的时候，在对德国人和对国王的态度上，曾动摇不定，他们是不孚众望的，他们的权威是有争议的。在其他被占领国家，元首或政府也有暂时流亡国外的，但对他们的权威始终不曾有过怀疑，因而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能够给人民提供指导。
　　所以，没有什么奇怪，一般比利时人在政治问题上本来就抱有的怀疑主义大大膨胀起来，使他们变得难于对付，使他们对战后试图把正常政府的那具“马笼头”轻轻套到他们头上去的那些人心存疑虑。不过，如果说比利时人的多疑和难以驾驭使试图重新统治他们的旧主人深感吃力不讨好的话，他们的这些品质也会对任何想当他们新主子的人产生相当大的怀疑，不管后者伪装得多么民主。比利时民族总的说来比法国人更笃信天主教，而一般的比利时人同一般的法国人比起来，对共产主义所抱的本能恐惧心要大得多，识破共产主义的活动策略也要早得多。德国人在占领期间关于共产主义祸害的宣传，无疑是有些影响的，除此以外，有一些比利时抵抗运动组织肯定是带有右派色彩和反共色彩的。不仅如此，解放后，形势诱使共产党人过早地摊了底牌，这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并不真正得策。从共产党人对他们在比利时和法国遇到的两个类似挑战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中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他们在比利时的地位并不象在法国那么稳固。当戴高乐决定解散民兵，打破抵抗运动部队对民事生活的控制时，法国共产党人提了抗议，但还是让了步，满足于暂且等待时机；可是当皮埃洛采取同样步骤时，比利时共产党人却觉得时间不容再等待了，就进行了反击，结果失败了，衰落了。然而，皮埃洛政府的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的，因为，这场斗争的结果使他们同共产党人一样威信扫地，其后不久，他们就因斗争中所受的损害而下台了。
　　人们原可以指望，通过这次事件会产生某种程度的政治稳定，由主张温和与循序渐进的力量组成政府，作为这种政治稳定的基础。可是就在这一决定性时刻，早就被认为是国家隐痛的王位问题公开爆发了，重又彻底毒化了政治气氛。在此之前，君主应超然于政党政治之上，一向是一条普遍承认的原则，同时也从来没有人对君主政体作为一种制度长期存在下去的问题提出过异议。而现在，天主教党公开站出来支持利奥波德的立场；当范阿克尔联合政府不同意国王重登王位时，各天主教党大臣就退出联合政府，自愿放弃行使他们凭战前最后一次选举，以及凭战后第一次选举而无可怀疑地拥有的很大一份权力。拥有如此大的力量而不“当权”的天主教党，必然给那些由于他们的退出而不得不继续执政的人的工作带来有害的影响。自由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合起来只能在国会中拼凑一个很勉强的多数；自由党和社会党在人员组成上是十分不纯的；而在所有这三党之间，除了反对国王利奥波德这一点外，很少有什么使它们联合一致的共同之处。所以，由这些政党成员组成的政府注定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不可能在任何方面执行有力的政策；因而，当天主教党最后同意承担起它应负的那份责任时，它的各个敌对党派所感到的宽慰并不象初看起来那么不近人情。
　　同时，自由党和社会党都已失去了不少地盘，虽然社会党仍然是国内第二大党。自由党往往在两个方面失去地盘，在左的方面输给社会党，在右的方面输给天主教党，而社会党则往往在左的方面输给共产党。但比利时共产党从来不曾达到象法国共产党那样大的力量；共产党在比利时并不象在法国那样是“可怕的选择”。在法国，政治冲突可以说成是赤色分子与反赤色分子之争；但在比利时，则可以更正确地描绘成为“右翼”利奥波德分子同反“右翼”利奥波德分子之间的斗争——国王已由于右派的拥护而成为右派的代表。使比利时的情况比法国更为糟糕的一个因素是，这个国家居民种族上的不统一——而且这种情况，从它本身方面来说，确实就象共产主义幽灵一样可怕；因为，这一种族上的隔阂，并不是同政治上的分歧无关，并不能缓和后一分歧，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存在，使国家沿着双重的裂痕，分裂得很深而且很明显。
　　第二节　国家的分裂
　　（一）种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上的分野
　　历史上使法兰西民族分裂的主要是阶级的分野，可是分裂比利时这个民族国家的却是种族和语言上的分野，这一分野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宗教和文化上的分野，以及同某些地区的划分相吻合的。佛兰芒族的那部分居民在宗教上清一色地信仰天主教，在政治上大多是保守的，在外交政策和文化方面的总方向上则倾向于反法。另一方面，操法语的称为瓦隆族的那部分居民则往往抱有反教会的观点，在政治上是激进的，在外交和文化政策上是亲法的。从地区分布上看，操佛兰芒语的那部分国民完全集中在王国北半部，操法语的那部分则集中在南半部，而布鲁塞尔则是处于分界线佛兰芒族一侧的一块由两族杂居而以瓦隆族居民为主的飞地。战后，这些原来就已严重的分裂因素由于加上了王位问题而更加严重了，因为，佛兰芒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护利奥波德国王，而瓦隆人则几乎也是完全一致地反对国王。
　　在这两部分国民相互摩擦的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相对位置的逐渐颠倒。这个变动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在二十世纪初期曾有过一个佛兰芒问题，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却有了一个瓦隆问题。1830年，当比利时诞生为独立国家时，政府权力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以巴黎“七月革命”为先驱的资产阶级掌权时代，在比利时（如同在西方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则刚刚开始。那时，比利时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佛兰芒族资产阶级的大部分人）都只讲法语。的确，当时法语所处的地位竟优越到这样地步：在比利时独立初期，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法院、军队和中央行政机关都只使用法语。这种情况后来逐渐有所变化，但改变得太慢，也太迟，因而没有能阻止佛兰芒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变得日益强大，而且从大约1930年前后开始，带上了一种鲜明的法西斯的性质。而与此同时，它已为佛兰芒语争得了平等地位；而且，又因为佛兰芒族人口的增长比瓦隆族越来越迅速，佛兰芒语和佛兰芒观点渐渐在全国占了优势。
　　因此，现在轮到操法语的瓦隆人成为受委屈的一方了。瓦隆人争辩说，在一种全世界通用的“体现着伟大文化的语言”，同佛兰芒语那样只局限在一个小的地区——甚至不足以供商业上和科学上使用——的语言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他们声称，他们对学习佛兰芒语并不象佛兰芒人学习法语那样感兴趣，因而他们要求至少在他们自己地区的政府机关和学校里单独使用法语。他们还抱怨说，他们的工业在安特卫普港和有较好交通条件和日益占优势的法兰德煤矿的吸引下，有迁往法兰德的趋势（以前，重工业完全集中在垄断着煤矿开采的瓦隆尼亚）。最后，瓦隆人还抱怨自己的利益受到佛兰芒族农业生产者的侵犯，因为后者的家庭一般较大，可赚到较多的家庭补贴，这又转而使他们能够以接受较低工资来抢掉瓦隆族工人的饭碗。事实上，瓦隆人不满的总根子是怕在人数上被佛兰芒人压倒，从而在政治上陷入不利的地位，因为，在一切取决于简单多数的民主制度下，他们是很容易在投票中被击败的。
　　在占领期间，佛兰芒族方面和瓦隆族方面都曾有过一个勾结德国人并得到德国人支持的政党，纳粹还设法通过对这两个党施加有害影响，助长了甚至严重激化了比利时这一原有的种族对抗。导致战败和被占领的种种事实，都成了两族间恶言攻击的话题。瓦隆人宣称，正是由于受了佛兰芒人的影响，利奥波德三世才于1936年拆散了同法国的同盟，马奇诺防线才没有能沿着比德边境延伸，因而才使法国和比利时在大战爆发时都处于防御不良的境地。瓦隆人一般还都认为，佛兰芒人对德国人作战只是半心半意的，有几个佛兰芒族的团甚至欢呼过希特勒。瓦隆人还说，是他们在敌占期间为抵抗运动提供了骨干，而佛兰芒人中则有很多德国人的合作者。战后，瓦隆人深怕佛兰芒人又将设法强使国家奉行一条亲德反法的政策，并且担心，正是这种意图促使佛兰芒人赞成亲德的国王重登王位。
　　在过去，分离主义的或革命的倾向只出现在佛兰芒族那部分居民中，但现在，当人们看到国家解放仅仅一个月（1944年10月）就有人发动一个瓦隆族独立自治运动，也完全不感到意外了。这个运动的机关刊物《高卢报》，主张建立一个由佛兰德、布鲁塞尔和瓦隆尼亚三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国家；但其他一些个人和团体提出的方案则表达着不同程度的民族要求。其中最温和的只要有某种程度的分权就满足了，它建议成立一个由对等数目的佛兰芒族议员和瓦隆族议员组成的“地域制参议院”，以抵消众议院中佛兰芒族的多数。比较激进的一些方案则建议完全独立或者同法国合并。主张同法国合并的论点是，比利时既然没有能起到中立的缓冲国作用，最好还是把它的经济财富和军事力量同法国的联合起来，从而加强法国，使它更能保卫自己。主张完全独立的人则担心法国同瓦隆地区合并会造成外交上的复杂情况，同时还考虑到法国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家，不可能给瓦隆尼亚发挥其独立性留有适当的余地。
　　大战前，佛兰芒势力的兴起和瓦隆亲法势力的下降，使生性倾向于亲佛兰芒和反法的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得以重新奉行过去的中立政策，抛弃同法国的同盟，并培育同德国的良好关系。在1940年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内。比利时国内对英法很有一些不满情绪，有些方面的人士认为，英法抵御不住德国人的进攻是“出卖”了比利时。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这种态度有了转变；解放后，皮埃洛和他的外交部长斯巴克都一再重申（用后者的来说）：“英国的友谊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时他们坚持认为法国必须恢复其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大邻邦的地位。
　　关于1944年11月英国人帮助政府平息骚乱的行动的失实报道，使公众的亲英情绪有所冷却，而比利时的左派则想方设法助长了这一趋势。共产党和社会党人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想要使比利时的战后外交政策有一个主要“面向大陆”的方针，并同苏联和法国发展密切关系（这些人士认为法国是“够格的朋友”，因为它已急忙地同苏联结了盟）。法国自己这时正在公开地向比利时求爱，希望在它对德国提出的要求方面以及在它想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国家共同体的计划方面得到比利时的支持。对这样的政策，佛兰芒人自然是不会赞成的，因为他们不仅憎恨共产主义和苏联，而且对法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一向抱有怀疑。
　　这里正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教在加重国家分裂方面所起的作用。苏联和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是公认的无神论的鼓吹者；可是法国，虽然极大多数居民是天主教徒，却是自由思想家和伏尔泰精神的老家，而这些东西以及它们的影响，在虔诚的佛兰芒天主教徒看来，正是法兰西文化的标志，也许表现在比利时法语地区的甚至比表现在法国本身的更多。所以并不奇怪，对比利时天主教党（一个基本上是保守的政党）的支持极大部分来自这个国家的佛兰芒族居民，而自由党和社会党则往往发现它们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瓦隆族居民。然而，这样的笼统概括是需要小心地加上一些限制条件的。例如，人所共知，比利时实际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人数远远超过投票赞成比利时天主教党的选民人数。这同荷兰的情况从来就不相类似，在荷兰，天主教政党在国会中几乎正好反映着该国天主教徒人数方面的力量。在比利时，选票总数中天主教党能控制的也许有三分之一，而依据最稳健的估计，该国人口有三分之二是信奉天主教的。该党的支持者极大多数是佛兰芒人，但即使在佛兰德，也有许多天主教徒支持自由党和社会党，这一比重在瓦隆尼亚还要高些。另一方面，天主教党也有一些支持者并不是实际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但他们赞同该党的保守纲领。
　　（二）政治上的分野
　　比利时各主要政党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面貌，比它们的纯粹政治方面的属性更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政治属性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不清。当战争和被占领状态结束时，在比利时如同在法国一样，人们有着一种看法，认为现存的各政党只不过代表选民的投票习惯而已，同较为深刻的民意动向很少有什么关系。
　　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这些政党以及它们的政纲为什么都如此不能适应呢，如果不简单地回顾一下它们各自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在比利时独立后的最初五十年间，只有天主教党和自由党两个政党，当时政治斗争的主题是教会对教育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自由党人主张建立一个以法国革命的理想为准绳的世俗国家。在这段时期（也正是法语和瓦隆族影响上升的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自由党掌握着议会的多数，统治着国家。接着有一段时期，两党的地位颠倒了过来。从1884年到1914年，天主教党单独执政；而且，虽然互争高下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相对地位并没有立即随着颠倒过来，佛兰芒人却得以在这一比较有利的气氛下大力推进其争取平等地位的要求，最后并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社会党（比利时工人党，建立于1885年）则在使自己巩固起来，成为一个由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合成的强有力的联盟，而自由党想恢复其多数党地位的一切希望则愈来愈化为泡影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的一次宪法修改，实行了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比利时的政治生活由此转入了新的一章。结果是，天主教党和社会党成了几乎相等的两支力量，而自由党则被远远抛在后面，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党拥有明显的多数，比利时进入了一个联合政府的时期。有时三个政党联合执政，但更为经常的是——特别是当社会、经济问题惹人注意时——天主教党和自由党联合执政，共同对付在野的社会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三党在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通常是联合一致的。可是在防务政策上，天主教党人对法比军事协定很不热情；社会党人则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合作上，反对增加军事负担；而自由党则主张采取有力的防务政策来对付德国侵略的威胁。
　　语言问题也在这段时期内获得了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所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义务教育制的实施和选举权的扩大刺激了佛兰芒人争取语言完全平等的雄心。另一方面，因为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试图（虽然没有成功）用支持佛兰芒人要求的办法来赢得他们的同情，这些要求在某些人士中，特别在自由党内，则遭到白眼。同时，在佛兰芒民族主义的前线党的成员中（该党反对比法军事同盟，自称是“在野的天主教政党”），除了有几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人合作的“活动分子”外，也包括着一些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压力下，甚至天主教党本身也感到不得不更突出地强调语言问题，更突出地强调传统上对法国的怀疑。
　　随着希特勒的崛起，佛兰芒民族主义运动的亲德偏向变本加厉，那时前线党已为佛兰芒民族主义党所取代，这是个极权主义性质的组织，它所吸取的精神鼓舞——以及它所需的资金——愈来愈多地来自德国纳粹党。另一方面，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天主教党内部另一个不满分子集团在莱昂·德格雷尔的领导下从天主教党分裂出来，组成了另一个法西斯色彩的政党——资金也由它的外国的样板提供——称为雷克斯党，它的支持者大多来自瓦隆族地区。这两个法西斯政党都特别规定只吸收天主教徒成员，而两党在敌占期间又都曾同德国人彻底合作。因此比利时的反教会人士就觉得完全有理由确认天主教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反动的同义语。战前，教会曾否定过雷克斯主义，说它同正统的天主教义不相容，但是在佛兰德，佛兰芒民族主义党的惊人发展促使天主教党采纳了民族主义党的部分纲领，并在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范围内同它结成联盟。这样，在比利时佛兰芒族地区天主教和反动这两个东西比已往任何时候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而天主教党战后在“王位问题”上的态度则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联系。
　　天主教党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严格的等级组织所造成的，该党把这种硬性的等级组织强加给它的成分极为庞杂的成员，为时已很久了。全部权力集中在年老的一代人手里，这就促使较年轻的人离开党而另组象雷克斯党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那样的反对派。甚至在战前，该党领袖们就已觉察到这一问题，曾试图改变党的结构，使其能适应不同语言集团的需要和不同社会阶级的相互矛盾的要求。但尽管如此，它仍然由一批老派的天主教极端分子、极端保守分子控制着，年轻一代很少有什么表达民主思想的机会。
　　战后，天主教党作了另一番更为坚决的努力，以扩大它的基础，使它的观点重新具有活力，并洗涤它的法西斯主义的污点。
　　这个时候，欧洲有这样一股思潮：想摆脱“教派式政党”的观念，不要让宗教上的细小分歧介入政治，并试图建立一些以广泛的基督教义为基础而又能适应较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进步概念的新的政党。比利时人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虽然在程度上比不上某些其他国家。1945年6月，一个天主教…民主主义的年轻人集团自立门户，另建了一个叫做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党；这个新党否定有教派联系，突出宣传它民主的一面，试图以此来抢走天主教党手里的那张王牌。可是，1945年8月，天主教党改名为天主教社会党，从而抛掉了它那具有约束性的教派帽子，而且还诱人地暗示它对当时的社会化潮流有所让步。实际上，它现在公开宣布的宗旨是：它的纲领将是“社会化的”和进步的，而它的精神源泉则是天主教的。它将反对“大企业”操纵国家生活，但同时它也反对国有化。它反对阶级战争，赞成以家庭观念作为立国的基础。它主张两种语言享有平等地位，反对地区帝国主义。它甚至拒不承认天主教会对它有任何指导或监护之权，虽然拒绝的口气是极为委婉恭敬的；它争辩说，重要的是，在不涉及信仰和道德的事情上不要由教会公开地对各个天主教政党发号施令。一批天主教青年作家在1945年11月的《新评论》上撰文发挥了这一论点，他们主张让天主教徒分属几个党，让选民们能够在几个天主教政党之间有所选择，说这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些想法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比利时大主教（红衣主教范·罗埃）谴责了这篇文章。他宣称，天主教徒如不保持团结，将失去其全部力量，他警告他的教徒不要“社会化”，理由是，共产党的主要战术是试图分化天主教徒这一伟大多数，如果可能的话用经济划线来进行分化。
　　在最后这一点上，天主教党没有理会红衣主教的警告，却并未因此而招致什么恶果，因为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社会化”了，可是这并没有导致分裂。从批判的观点看，可以认为该党的改革主要是想用一种比马克思主义更崇高、更古老的信仰来为劳动者说话，从而破坏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据以立足的基础。然而，即使从这个观点来看，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一改革有利而不是有害于增进该党的力量和团结。因为，虽然该党的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暂时地被它的一个支派（新近成立的比利时民主联盟）的初期胜利夺去了一些光彩，但不久该党就恢复了原有的权威，而从它分裂出去的那个支派则迅速衰落下去。这是红衣主教关于单一的具有天主教特性的党的那种思想的胜利，是那些希望有一个广泛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