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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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种健康的局面。共产党人——虽然他们不论在朝在野都无疑地将扮演他们那种现已习惯了的“别有用心”的角色——无论如何总还是有着明确的目标的，可是那些右翼的反对党派（自由党也应算是其中之一），看来目标既如此模糊，所依据的概念又如此陈旧过时，因此很难提出一般选民会感兴趣的东西。
　　例如反革命党，它至少在理论上并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争执，然而仍在拼命地同1789年法国革命的传统作斗争。虽然它自称在社会问题上持有民主的看法，但它那种刻板的加尔文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沙文主义的味道，几乎无可避免地使它打上了一个极端保守的政党的烙印。舍默尔霍恩曾这样谈论它：“它尽管原则上讲不保守，却或多或少躲在保守的阵营里。”但他接着又说（这些话很足以表明他的看法老练成熟）：“我认为，没有一个党派敢公开自称保守，这种情况对荷兰的政治是有害的，因为我深信，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保守主义同它的对立面一样，都可以起有益的作用。”从理论上说，第二个新教政党基督教历史同盟应当算是典型的保守党派了，因为它是从反革命党分化出来的，是由反革命党中那些对该党在1900年前后日益增长的民主倾向表示不满的成员组成的。然而，这个新党到头来恰恰在宣传劳工立法改革这一点上，试图把调门唱得比它的母党还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第三个新教政党国家改革党，象反革命党一样，主张在政治生活和立法方面严格按加尔文教派的原则行事，在印尼问题上也和该党持同样的立场；就这些方面而言，它是另一个实际上保守的党派。但是，尽管存在着一个所谓“全国基督教阵线”范围内的松散的联盟，新教徒的派性仍然破坏着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团结，破坏着他们作为一支政治力量的有效性；不管怎么样，他们只能是共产党和自由党的不稳的伙伴。
　　自由党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更有条件来加强反对派的力量。原来的自由国家党一度曾经是抗衡那些属于两大教派的教条主义政党的一股重要的、有影响的力量；可是经过不断的分裂，它的力量大为削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它只能指望百分之五的选民支持它。接着，在战后，又有许多自由主义者被吸引到新成立的工党里去。然而，1945年3月建立了一个“自由党”，吸收了原自由国家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大部分成员，以及其他一切具有自由主义思想而又不乐于参加工党的人。自由党举着个人自由和自由竞争的旗帜；它主张自由贸易；它虽然在原则上并不拒绝社会立法，却反对国有化，反对限制自由企业。可是在1946年选举中，这一新生的自由党仍然只赢得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的选民的支持。它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中间派的政党，理由是，它既反对天主教党的“教条主义”，也反对国有化和国家干预；但这种说法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角色已经由当时联合执政的工党与进步的天主教党人之间的联盟所担任了。
　　荷兰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对于战后荷兰情况所发生的变化的主要批评是，局势过于平静、过于单调了——尽管经历了战争和敌占的巨变，尽管在殖民帝国内发生了造反，国内开始时也有过向往改革和进步的热忱，政治生活却仍回复到了几乎令人失望的常态，或者不如说是回复到了战前的原状。因此，当美国宣布了那个帮助反对共产主义的杜鲁门主义时，荷兰财政大臣利夫廷克几乎带有哀伤的情调宣称：“我们生活的地方离政治风暴中心还不够近，因而没有条件取得政治贷款。”然而，发生了这么多真正的变化而在外表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改动，这实际上也许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同样享有的那种政治上的顺境的一个象征。
　　第四章　丹麦
　　第一节　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丹麦已经获得了也许是世界上最成功、最进步的社会民主国家的名声，而且，虽然它在战争期间也遭到了一些邻国所遭受的许多苦难（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没有遭受这些苦难的全部），可是到战争结束时，它同这些邻国不同，国家生活和各种制度的结构大体上还保持完整无损。这一可喜的局面也许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同别的西方国家的历史相比，它在政治上走上健全稳定发展的轨道是很晚近的事，而且这些成就是付出了巨大努力才取得的，丹麦人对之记忆犹新，从而使它得以胜利地熬过敌人占领的折磨。换言之，丹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处于一种革命的精神状态：它在被占领期间并没有准备去奴颜婢膝地屈从纳粹的压迫，在解放后的最初年代中也并不感到有共产党图谋夺权的危险。正由于丹麦改革家们的这些成就，丹麦这座国家大厦已被打扫得如此清洁卫生，那种很易于滋生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不满的病菌已很难找到几个没有打扫过的角落来建立它的孳生地了。
　　丹麦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之所以解放得比较晚，它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之所以比较迟，那是由于1849年它在民主政体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未免过早，也过于突然。当然，那个时候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已经在出现民主外貌的一些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仍然保留着，可是就丹麦来说，却是为时太早，因为它势必从专制制度一下子直接转变为民主，而大多数有关的其他国家，早已在这之前的一系列发展阶段逐渐甩掉专制制度了。
　　就象别的一些实行议会制过早过猛的国家一样，丹麦先曾于1660年走向另一个极端，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世袭的专制君主政权。这个在理论上说来是专制的政权，在其后期却采取好几个走向议会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极为重要的步骤，而在1849年，国王还居然让这个国家有了一部民主的宪法。然而，这一措施，却在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那些人中间，压出了一阵反动，这阵反动之强大，足以使宪法条文几同虚设，并把民主自由的实现推迟了达半个世纪之久。继这一挫折而来的转向专制政治的倒退，不仅与西欧当时的一般发展趋势完全脱节，而且也加剧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增强了享受不到特权的那部分人的激进倾向，而当时，激进主义正由于种种其他原因而在到处得势。另一方面，这一倒退也有它激发进步运动的好的一面，这些进步运动，正因为是在反抗精神中产生的，就显得格外有力。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一在其他方面说来是政治倒退的时期中，有一些制度诸如平民中等学校、工人教育协会、合作社运动、工会运动和新闻自由等，却都成了积极推进社会下层群众的公民教育的力量。
　　1901年，进步的下院战胜了反动的上院，从此开始了一个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革的不断前进的运动，结果，不到二十年，丹麦就成了一个模范的民主国家。下面这一事实很能突出表明丹麦在民主方面进步的持续性——以及它的独一无二的好运气：1915年当欧洲各大国都在倾全力于战争时，丹麦人却修订了他们的宪法，这次修订除有其他内容外，特别是把选举权扩大到了所有年满二十五岁的人，包括妇女在内。战后，从1920年起，他们陆续把大庄园产业划分为小块土地分配出去，结果，终于产生了两万户个体经营的小农场。
　　这些成就表明，在丹麦是左的情绪和左翼党派占着优势，可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丹麦未曾有过一个党派能够单独在下院中拥有多数议席。这一情况是实行了一种复杂的比例代表选举制的结果，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议席分配得很散，每个少数党派都能无遗漏地得到代表，因此除成立少数党政府外，只有组织联合政府一途。事实上，从1920年至1929年，丹麦就是由少数党政府统治着——两届自由党政府和一届社会民主党政府，而从1929年至1940年则由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所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需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的合作，才能保证法案在议会中通过，但幸而这一点常常证明是可以办得到的，因此政治上的派系斗争并没有堵塞进步的道路。例如，在1933年，当丹麦也象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世界经济萧条所引起的劳工风潮的困扰时，社会党、激进党和自由党通过所谓坎斯勒加德协定，共同保证采取一些被认为是应付当时局势所必要的措施。又如在1937年，通过政党间类似的合作，对初等教育进行了一次彻底整顿。大约就在这同时，所有政党还曾联合起来对宪法作进一步修订；可是，虽然它们设法使议会两院都通过了宪法修改案，但议会的这一决定，依法需要有公民投票中百分之四十五的票数赞成才能得到批准，而在1939年的公民投票中该法案却以极微小的票数之差没有能赢得所需的百分之四十五赞成票。
　　在这段时期内，原来是第一大党的农民党（农民自由党）已把这一地位让给了社会民主党。甚至在1849年国王批准第一部宪法之前，丹麦经营个体农场的农民就已作为自由民主主义的旗手而大露头角了；1870年起，他们的政党（当时称为“统一左翼党”）在下院拥有多数议席达一个多世代之久，虽然保守派内阁仍凭着宫廷和上院的支持而继续掌权。1901年下院的无上权威得到承认之后，农民党就取得了其应有的执政地位，组织了几届内阁，实行了许多改革，但是，农民日益富裕的经济情况逐渐地改变了他们这个政党的性质和观点。它对社会改革的同情开始衰退，到了1920年，它的纲领中主要就只剩下对于曾使农民富裕起来的自由贸易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制度表示向往的内容了。而且，虽然在丹麦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城市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该党对城市工业中的尖锐问题极少关心。严重的城乡对立一直是丹麦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农民党虽然在乡村地区仍有很巩固的地位，却愈来愈不能同它在城市中的原有支持者保持良好关系（原先是它的民主政策把他们争取过来的），结果，一个叫做激进党（激进左翼党）的新党就发展壮大起来了。
　　激进党虽然一直是四大政党中最小的一个，但因为它有来自知识界的杰出领袖，同时因为它在其他政党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很快就成了丹麦的一大势力。这个党中那些颇有点教条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民主主义者——一批有文学修养、宗教上抱有自由思想、主张和平主义的人物——成了既是替城市中的手艺工人，也是替地位较低下的农业工人和租种农场土地的佃户们说话的发言人，这些农业工人和佃户感到自己受农场主的剥削，而且农民党又不理睬他们。最后激进党终于因社会民主党的得势而黯然失色，但有一个时候这两党曾携手合作，从而凑成了一个执政的多数派。
　　社会民主党在农村居民中有少数追随者，但它主要依靠的是城市工人的支持，随着城市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和影响的扩大，该党的威望和重要性也相应提高，一直到它成为丹麦的第一大党。然而它的大多数领袖却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运人物，它的纲领也一贯是温和的。表面上它的最终目的是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但它一贯愿意谋求一些眼前的不越出现有社会结构范围的改良措施。最重要的是，它始终下定决心不同共产党打交道——除非得到共产党所永远不会提供的那种保证。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左翼势力居支配地位的那段时期内，第四个大党人民保守党是经历过一番盛衰变迁的。这个党作为旧时“右派党”的后继者建立于1916年，多少以同时代的英国保守党作为它建党的样板。在二十年代，有一个时候该党曾被人怀疑有法西斯倾向，但在后来的十五年中凭着党首脑克里斯马斯·默勒巧妙有力的领导而消除了人们的这一印象。
　　默勒领导人民保守党，对该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他那进步的，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政策给了该党以蓬勃的生气，但却使党付出了分裂为两派的代价：即分裂为接受默勒主张的进步派和抵制这种主张的正统派。默勒的目的，是要清除残存于人民保守党内的反动精神的一切痕迹，消除人们心目中关于它受“大金融资本”收买的一切怀疑。他还希望这个党能够在政治上摆脱对另一个中产阶级大党——农民党——的依赖，并建立起它在中派政治力量中的地位。他支持防务措施，并主张采取积极的改革政策，认为这是反击社会主义的最好办法。他在大战前夕同其他政党领导人合作，共同草拟了一个新宪法草案，但没有能使广大保守党选民跟着他一起行动，这一宪法草案终于在一次全国公民投票中被否决。
　　第二节　解放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恢复
　　战争期间丹麦被德军占领以及丹麦人反对占领军的抵抗运动的逐渐发展，导致了国家团结的加强，而不是象在法国和比利时那样加深旧有的矛盾或产生新的分歧。在丹麦，认贼作父同德国人搞合作的事，总的说来要比其他被占领国家少得多，因此在本民族内部引起的仇恨情绪也少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国家被占领时，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都比较健全。尽管国王和政府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曾同德国缔结过一项条约，但人们并没有对此提出多少严厉的批评，因为国王和政府后来的举动表明，就连这一次屈服于高压的行为也是出于爱国的动机，而且这次屈服在时间上和范围上也都不是漫无限度的。丹麦从没有内奸卖国分子掌过权，1943年举行议会选举时，本地纳粹党人只捞到百分之二的选票。丹麦不得不等到1945年5月5日德国军队投降之后才获得解放，可是一经解放，它就异常迅速地恢复了立宪政府。国王不用从流亡地回来，他本来就在国内，声誉完好无损；议会也还存在着，它虽然在不久前暂停活动，却是新近在1943年才选出的，而且在它的一百四十八名议员中，有一百四十三人是公开反对纳粹主义、反对德国统治的。再有，甚至在德军撤离之前，早就商定了一个内阁名单，其中有不少抵抗运动代表人物参加，因此能够毫不迟延地由这个内阁把国家接管过来。
　　在物质方面，尽管有德国人的劫掠和本国人搞的怠工破坏，丹麦的生产能力还几乎是完整无损的，工业农业都是如此。战争结束时，国家肉类仓库内堆满了食品，只等布雷的海洋恢复通航，就可以装运出口。所以，丹麦不存在黑市问题，不过为了帮助不那么幸运的其他国家，它曾自愿实行过定量配给制。工业装备着高效率的现代机器（德国人为求增加生产，曾供应新工具）；因怠工和德方报复而造成的破坏大多是可以修复的。另一方面，丹麦没有任何原料可言，只有依靠进口，特别是煤和焦炭。战前它每月要从英国进口四十万吨燃料，在被占领期间则从德国得到燃料，最低时每月也有十二万五千吨。可是在战后，由于船位和原料都普遍缺少，就不能指望维持这样规模的进口了。
　　因此，丹麦解放后所能获得的工业用煤和家庭消费用煤，反而比被占领时少。而且，使它感到沮丧的是，它出售黄油和熏猪肉所得的价格竟不如战时德国人所付的那么高。当时欧洲物资普遍缺乏，丹麦的农产品本来很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卖得空前高价，但由于煤和航运全部控制在盟方几个大国手里，丹麦人不可能大做有利的买卖。而且，英国和德国以前是丹麦的最好主顾，也是它原料的最大供应国，可是现在这两国都被迫大大削减进口，丹麦也不得不自动地跟着紧缩进口。所以，丹麦在战后初期阶段所遭遇的经济困难，是由于外部原因，而不是它本身条件所固有的内部原因。
　　第三节　解放后政治方面的事态发展
　　丹麦虽具备较健全的政治社会条件，但仍不免象它的一些邻国一样，在获得解放之后同抵抗运动发生麻烦。首先，在抵抗运动今后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以及在处理通敌分子的问题上，都有着通常会发生的那种紧张关系。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在一些已知有通敌分子或怀疑有通敌分子的工业部门中发动了罢工，有人还试图给所有议会议员统统加上通敌分子的罪名，虽然在丹麦提出这样的指控要比在其他国家更没有理由。另外，在丹麦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吸收抵抗运动的代表参加内阁被说成是企图收买抵抗运动或捆住它的手脚。当警察重又担负起他们的职责，而且有通敌嫌疑的人只能在警察监督下加以逮捕，作了这样规定之后，警察同抵抗运动成员之间也产生了紧张关系。丹麦境内存在着三十五万名德国难民和伤员的事实，以及解放以后又发现了一些过去所不知道的德国人的罪行和德国人搞宣传和间谍活动的渠道（甚至也有红十字会在内），这些也都是进一步引起摩擦的因素。的确，丹麦的抵抗运动总的说来要比挪威的抵抗运动更富于革命精神。
　　在丹麦，也象在其他国家一样，虽然共产党人在抵抗运动中取得了很显著的地位，但其他政党成员也从一开始就在抵抗运动中站稳了脚跟，共产党的影响和威望从未显得有可能压倒传统的政治党派。1932年以前，共产党在丹麦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发言权，但三十年代的经济动荡，使它得以在哥本哈根、埃斯堡和奥尔堡等地的海员和码头工人中争取到了一些追随者。1932年，它在下院赢得了两个席位，党领袖阿克塞尔·拉森占有其中之一。那时拉森是一个不妥协的革命派，他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背叛工人阶级，骂他们否定自己的过去。后来，他遵照发自莫斯科的普遍号令，突然改变态度，转而奉行人民阵线政策，鼓吹同社会党合作。在1939年的大选中，该党在下院中的代表从两席增加到三席。大战爆发时，拉森根据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签订后发来的新指示的精神，重又对政府和其他政党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的确，在德国对丹麦的占领开始之后，他和他的党把自己看作是唯一的“反对党”，事实也确是如此。德国进攻俄国后，别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遭到德国人逮捕，拉森则“转入地下”，同保守党领袖克里斯马斯·默勒合作出版抵抗运动的刊物《自由丹麦》。1942年11月，拉森也被德国人逮捕，后被押送德国监禁。
　　解放后，拉森回到丹麦，他完全遵循当时共产党的方式，对其他党派表现出一种和解的姿态，参加了早在德国人撤走前就已任命了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中有九个阁员代表各传统政党（四个社会党人，两个保守党人，两个自由党人，一个激进党人），另有九个阁员代表抵抗运动，其中两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两个是丹麦统一党的领导人，这两个党当初都各自以党派的名义参加抵抗运动。
　　社会民主党人维黑尔姆·布尔以丹麦第一大党领袖的身分被任命为首相，克里斯马斯·默勒任外交大臣。还有几个大臣被赋予广泛而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力，以应付刚解放后最初一段时期内的特殊情况，其中有：摩根斯·弗格，教授、精神病医生、共产党员，他在丹麦国土上领导抵抗运动的英雄业绩使他几乎成了传奇式人物，现在他担负了使“抵抗运动正规化”的任务；弗罗德·雅各布森，社会民主党人、教授、抵抗运动的军事领袖，现在负责“逮捕与起诉”事宜；阿克塞尔·拉森；亨里克·考夫曼，曾以丹麦驻美公使的身分在德国侵略丹麦一年后宣称自己是“自由丹麦”的代表。此外，还恢复了共产党原有的权利，让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占有三个席位——这是该党遭德国人取缔之前在议会中的席位数。
　　在这解放后第一个夏季的和解气氛中，拉森试图同社会民主党谈判两党合并，对方要求他发表一个毫不含糊的关于信奉民主的宣言，他拒绝了，因此使谈判归于失败；接着在1945年秋天举行的大选中，共产党从社会民主党那里夺取了许多席位。于是拉森带头对大选后成立的自由党（即农民党）政府进行猛烈的反对，特别在政府接受了马歇尔计划援助，政策上显得愈来愈倾向于同西方大国结盟之后，更是如此。
　　经过战争和被占领，丹麦并没有出现新政党，原有政党的性质也没有多大改变，虽然各党间的力量对比起了一些变化。的确，这次战争对丹麦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这从丹麦纳粹党的遭遇中就能看出，因为人们可以有理由地预期，这个党对德国人占领期间事态演变的反应总要比其他政党强烈些。1935年，当时刚成立的这个党获得了约一万五千张选票，但没有取得议会席位；1939年，它获得三万张左右选票并取得了三个议席；可是在1943年，当时丹麦完全处于德国纳粹支配下，该党获得的选票却仅增至四万三千张，取得的议席仍只有三个。这部分地是因为广大国民坚决支持当时联合执政的各党，部分地是由于德国人并没有支持丹麦纳粹党领袖弗里茨·克卢森（克卢森此人，说得委婉些，是一个碌碌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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