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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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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人们认为苏联的整个体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都十分腐朽。
虽然在1939年人们很难估计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技术力量之低，大致相当于人们对它的1939年水平所作的最低估计，然而它对促成共同敌人德国的败北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也导致了它自身的战败。俄国历史中最近的这一史实，同它的固定地理特征联在一起，使人们在1939年就已经看得很明白，两个西欧国家如果能够争取到苏联作为盟国，那么这一个欧洲大陆国家对于它们可能具有明显的价值；反过来，如果苏联成为德国的帮凶或同犯，那么它对两个西欧大国所能造成的破坏，较之所有其他欧陆国家集合起来所能造成的还要严重。
苏联和西欧列强在相互合作以便维持均势、对付侵略成性的德国这一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但是光有共同利益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必然就会结成联盟；因为均势从来不是自动发挥作用的。粗看起来，所谓均衡可能象是纯物质力量不由人操纵在发挥作用，使用“均衡”这个词就暗示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拘泥这一明喻的字面意义，那么就很容易引起误解。仔细一看，就很清楚，实际上并不是无生命力量在发挥作用，而是人类在相互发生冲突的场合，人的因素和人的考虑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当一些国家共同遭到一个位于中央的侵略国的威胁时，它们便努力结成联盟，作为各外围国家的重要对策之一。这时人的因素的重大意义就呈现出来，或许主要就呈现在这里。如果几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能成功地结成防御性的联盟，那么光知道这一行将结成的联盟对它们彼此都有利益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即使它们全都清楚地知道这个联盟对于它们的生存是极为必要的，它们在心理上还是无法彼此达成协议，除非它们认识到除了共同的利益外，还要有一种以相互同情和谅解为基础的信任感。事实上，建立一个联盟需要有缔造一个联邦的那种有利的心理条件，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参加联盟谈判的各方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的心情。
这种心理上的条件往往成了俄国人和西方人进行合作的障碍，因为他们是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居民，他们的观点、理想、风俗习惯全都不同。俄国人皈依了拜占庭的东正教，而西方人则皈依了罗马的天主教。这种文化发源上的差异，产生了使得俄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分道扬镳的持久影响，而这种民族精神上的差别也始终没有得以克服。然而这一差别在1689年到1917年的二百二十八年间曾经被遮盖起来；因为彼得大帝于1689年在俄国取得政权以后，曾经推行了一项革命的政策，他的继任人又继续加以执行，直到1917年先是彼得的帝国政权被推翻，然后是接替那个政权的短命的自由政权被推翻。彼得的政策是给俄国社会配备上一个西方方式的外来上层建筑。虽然这种做法最后证明不过是在沙上建造一所屋子，基础不牢固，但是在这一建筑物存在的二百二十八年间，却大大促进了俄国和西方的合作。即使在最民主的社会中，公共事务，特别是外交关系，至今仍然是少数人占有的禁地，因此，俄国西欧化的影响未必传播得很广，也未必渗透得很深，使俄国至少在外交目的和军事目的方面有可能成为西方国际礼让社会中的有效成员。俄罗斯帝国1701…1702年并进了波罗的海东岸的爱斯特兰德省和利兰德省，并在1795年并进了库尔兰德省，这就加速了它进入西方外交社会的过程；因为上述三处都是信奉路德教的国家，自十三世纪以来就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组成部份。它们有一个日耳曼的贵族统治集团，同西欧其他国家的同类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中，这些“波罗的海的贵族”参加了俄罗斯帝国的政府，但他们的人数非常之少。俄国贵族统治集团渐进的西方化过程是相当有成就的，这就使这个集团首先和沙皇治下的波罗的海臣民通婚，其后又和俄罗斯帝国疆界以外的其他西欧人通婚。至于罗曼诺夫皇族，他们也与西方的王族通婚，直到他们最后事实上成为一个泛欧皇族的组成部分。
因此，当十九世纪的一位沙皇会晤他的姻弟兄奥地利皇帝或姻姊妹英国女王时，当十九世纪普鲁士的一位外交官会晤他的俄国同行及波罗的海…日耳曼血统的姻弟兄时，双方都感到非常亲切，毫无拘束。西方当然知道，覆盖在俄国生活上的那层熟悉的外表不过是薄薄地遮住一个黑暗的深渊的虚饰而已。“俄国农民”、“俄国皮鞭”、“大屠杀”以及“西伯利亚”等等才是俄国不愿外扬的家丑。但是任何一位西方君主、政治家或外交官都能够同他的俄国对手打交道，而毋庸理会俄国的底层社会；至于理会到这种现象的西方自由人士，他们也可以从中得到宽慰，因为他们知道，自从1825年以来，俄国人中就有一项改革运动在进行着。这似乎预示，俄国那块藏污纳垢的地方迟早要被俄国人涤荡干净的。另一方面，俄国当然也有一批老于世故、醉心斯拉夫文化的人和一批昧于世故的基督教徒，这些人强烈地非难西方的“邪恶的实利主义”，正如同西方自由人士强烈地非难俄国的“野蛮行径”一样。但是从1689年到1917年，俄国这支反西方的势力始终未能掌权。执政的俄国反动派和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派是一样倾向西方的。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亚历山大沙皇和英国的乔治三世于1812年就防御拿破仑问题磋商联盟事宜时就不存在有任何严重的心理障碍，而俄国和两个西欧国家在截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的二十年间就共同防范德国侵略问题进行磋商时，也并不存在有任何障碍。在这两次谈判中，为应付西欧一个侵略国家而结成的防御联盟中的西方成员国家，没有一次因为吸收俄国参加而感到疑虑不安。促使俄国易于纳入起初是包围法国后来是包围德国的周围大国的防御圈的心理状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失败的前夕突然改变了，这对德国具有一种潜在的未来利益。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竟会破坏俄国和西方在前两个世纪中所形成的联系，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很奇怪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起源于西方的思想意识。它的创始者是两位莱茵兰人：恩格斯和马克思。前者的大半生是在曼彻斯特一家工厂中消磨掉的，而后者的大半生则是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度过的。这个西方学说在1917年被归国的俄国流亡者带回俄国，这些人在西欧度过了大半生，一向生活在与他们自己的思想相同的西方人中间。列宁象他之前的马克思一样，也曾经是英国博物馆里的一位读者，当时他正在期待一个似乎不大可能的机会。谋求把俄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模式变为一个西方式的人间天堂；在他回国掌权到他逝世的短暂期间，他发动了一场强大的运动，要把帝俄农民整个转变为工业劳动者，使他们在和同时代西方人一样的环境下生活和工作。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列宁，和他之后的斯大林，真正地把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向前推进了一个很长阶段；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们却在使俄国非西方化；因为他们实行的共产主义虽说来自西方，但它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却是一种可憎的异端；因此，由于布尔什维克以共产主义来代替东正教作为俄国的官定信仰，他们事实上就是以一种源出于西方的思想来向西方宣战。当共产主义总部由西欧移至莫斯科时，当西方共产主义者不再作为曾经一度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流亡者一起向西方和俄国宣传一种西方信仰的同道，反而成为一种俄国信仰在西方的传播者时，共产主义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支反西方的力量。与此同时，曾在西方流亡并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苏联的第一代共产党掌权者，就一去不复返地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移居到了克里姆林宫中；当这一代人被年轻的、在俄国接受已经适应俄国环境从而已经俄罗斯化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另一代人所代替时，俄国和西方就非常疏远了。
在1939年，这种形势的变化有利于希特勒而不利于西方大国。1939年8月23…24日俄德之间的“盗贼公约”是相当容易签订的，因为这个公约本来就不准备持续很长时间。任何一方都不是在真诚地行事，任何一方也不认为对方是真诚的。一项交易暂时对双方都有利，这就足以使缔结这样一项公约成为可能。至于苏联和两个西欧大国之间没有取得成功的谈判，则存在着固有的大得多的困难。苏联要求西欧大国背叛它们目前所采取的原则立场，要它们并不以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为限，而是还应参与压迫横亘在苏联和德国之间的那些残存的东欧小国。另一方面，西欧大国则要求俄国在陆上对德战争中忍受首当其冲的危险，而不愿意看到它为了减轻这一危险就抢在德国之先去占领东欧的真空地带。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关方面怀着象讲英语的民族之间具有的那种相同心情，也很难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以前存在于共产党俄国和当代西方之间的误解和猜疑，就必然要产生极大的影响。
当然，在1939年西欧列强和俄国对德国的害怕远甚于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惧怕。如果不是由于这一十分有根据的、共同感到的恐惧，它们也绝不会试图达成协议。它们对希特勒的恐惧要比它们的互相非难对方的思想意识更为强烈。但是，这种危及它们生存的共同威胁，并不能排除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厌恶和怀疑。它们之间的相互怀疑也一如它们对纳粹分子的怀疑；它们相互厌恶，如果有可能，甚至比它们厌恶纳粹分子还更厉害。这种压制不住的感情对达成协议来说，是一个比它们的主义之间的学说分歧更为严重的障碍。
张伯伦一贯否认有什么思想意识上的偏见妨碍他去同苏联进行合作。1939年3月31日，下院有一位代表威克菲尔德地区的议员阿瑟·格林伍德询问他：“是否欢迎来自所有大国，包括苏联在内的最大限度的合作”；首相回答说：“是的，我们应当欢迎最大程度的合作。”另一位质问者问他是否能够向下院“保证，在我们同苏联之间不存在什么思想意识上的障碍”，首相答复道：“能够，我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这种保证。”1939年5月19日，他在同一地点再次作出了同样的保证：
认为我们鄙视苏联援助的那种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在关于俄国军事力量的确切价值或最有效地利用这支力量的办法方面，要是不去随便接受那种未经认可的意见，就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那个拥有众多人口和巨大资源的大国，在象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局势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因素。我希望这位尊敬的议员先生不会去考虑任何这样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赞成苏联政府的内部制度，这就无论如何会影响我们对当前谈判的看法，或我们进行谈判的方法。
一位小心谨慎的传记作者曾经令人信服地刻画了张伯伦的个人态度：
在他的信函里，一丝一毫的意识形态上的动机都找不出来；他不是那样的人，认为他反对战争是因为害怕战争的潜在社会后果，这种想法也完全是无稽之谈。信函中确实包含着的是政治论据和政治疑虑；看来在我国军界中，人们含蓄地持有一种信念，即俄国的实力由于流血而枯竭，因此将会瓦解，此外还有一种感觉，即俄国是在玩弄权力政治而非寻求和平。……张伯伦提出的理由远不止（那个）来自波兰的否决。他发现自治领的意见是分歧的，他认为法语区加拿大，作为一个例子，可能会反对和俄国结盟。……他认为和俄国结盟可能分裂巴尔干对德国的抵抗，而如果又把西班牙推到轴心国那边去，则我们在西方因此遭到的损失会大于在东方的所得。
这一对张伯伦内心考虑的估计已由他的一封信函证实，在这封信里张伯伦谈到了他对贝克在1939年4月3日到7日访问伦敦期间的心情的看法。张伯伦写信给他姊姊说，贝克非常渴望……不要和俄国联结在一起，这不仅因为波兰人不喜欢俄国人，也因为考虑到对德国舆论和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这样一种联合可能导致希特勒发动进攻，而如果没有这一联合，他想这场战争仍然有可能得以避免。我承认我是非常同意他的，因为我认为俄国是一个极其不可信赖的朋友……它对别国具有一种巨大的、令人感到不快的力量。
这段引文揭示了使张伯伦不去把他自己同苏联政府束缚在一起的一些考虑。他被恐惧所驱使，他怕可能会对希特勒和希特勒的未来受害者的感情产生的影响，他也不信任苏联政府的意图，这种不信任对他的影响，较之他的不赞同俄国人的主义还要大。张伯伦及其同僚渴望不要去触怒希特勒，因为他们对希特勒所抱的幻想，就象罗斯福对斯大林所抱的一样。他们说服自己，此人虽说显然是一位带有犯罪经历的独裁者，但在本质上他一定和他们一样，具有相同的情感，因此，如果他们小心谨慎地去公正地和体谅地对待他，他一定会以信报德的。可是张伯伦对于俄国的共产党统治人物却不抱类似的幻想。
在张伯伦对波兰作出关系重大的保证之前四天，亦即1939年3月26日，他在一封私函中写道：
我得承认我是极为怀疑俄国的。我对它的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没有任何信心。我也怀疑它的动机，在我看来，这些动机同我们的关于自由的思想极少关连，它关心的只不过是想使别人互相倾轧而已。再者，许多小国，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对俄国都是既憎恨又怀疑的。
张伯伦之所以轻视苏联军事实力是由于估计错误，当时，其他许多人包括希特勒在内，所作的估计也是如此。但是张伯伦对苏联动机的怀疑，则不幸被后来西方政府和人民直到1955年撰述本书时的经历所证实！毫无疑问，在这整个时期内俄国方面对西方国家的动机也是有怀疑的。在共产党俄国的眼中，德国人是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豺狼，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是披着羊皮的资本主义豺狼。对于俄国人来说，无疑也怀疑法国和英国可能在打算“使得别人彼此互斗”——根据俄国人的观点，所谓“别人”就是指俄国和德国；就俄国人而言，对于英国“保持一次有效攻势的能力，即使它想要保持”，也是缺乏信心的。在莫斯科举行军事会谈期间，英国代表于1939年8月13日泄露，一旦发生对德战争时英国打算投到法国战场上去的师为数少得可笑；这个消息显然给了斯大林不小的震动。他明显的反应是交织在一起的愤慨、蔑视和沮丧：因为他几乎就要同这个无能的国家为抵御可怕的德国而建立联盟了！
英国和俄国最后证明它们两国在战场上都是强有力的，这比它们当中任何一方预期对方会表现的力量要大得多；但是如果在战争前夕它们相互暴露彼此战前心底的秘密，它们每一方都可能找出怀疑对方意图的某些根据；因为英国、俄国以及法国在它们的内心深处此时象欧洲小国一样仍然怀有一个不合理的希望。它们每一方都希望：只要它不是无可挽回地和德国决裂，它就可能设法奇迹般地避开迫在眉睫的德国的极大压力，即使这种压力真的袭击了欧洲所有其他地区。
在这些困难多端的心理条件下，英法同苏联政府的谈判最终会遭到失败就不足为奇了。令人惊异的是它们的谈判竟会这样地接近于成功的地步。由于谈判十分接近成功，毕竟激动了希特勒，他向斯大林提出从短期看来似乎更加有利于后者的一宗交易，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归于失败。一项很久以来大声疾呼所宣布的政策，突然有了令人震惊的公然改变，毫无疑问这对独裁人物所造成的困难远较民主国家的政府为小。虽然希特勒能够而且确实同斯大林在1939年8月作了一笔交易，但是，即使这个暂时的妥协对希特勒也一定是痛苦不堪的。如果希特勒不是感到苏联和西欧列强一旦结成军事联盟将置他于死地的话，他很难会作出这种和解。然而，假使在1939年俄国人和西欧人未被深刻的心理上的鸿沟所隔离，那么对第三帝国的有力包围是很可能完成的，尽管希特勒要采取步骤来防止这一着。这道鸿沟于1917年开始出现，此后不断加深扩大，这显然是非常有利于希特勒实行其1939年计划的国际环境的特点之一。
第二章 法国和英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覆灭的反应
捷克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14…15日被德国倾覆，这自然成了世界所有其余地区严重关切的事情，因为这显然是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但是对于法英这两国来说，希特勒所发动的最近一次突然行动不仅多少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且也向它们直接提出了挑战，要它们立即采取对抗行动。这有四个理由。首先，英国和法国曾同德国一道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放弃抵抗，去接受1938年9月29日的慕尼黑解决方案。其次，它们在道义上——虽然还不是在法律上——曾对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证：如果它不加抗拒地默认割让领土给德国，从而使它在军事上受后者的控制，那么根据慕尼黑解决方案，它在新获得的边界内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将不仅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尊重，而且也将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尊重。第三，这两个国家由于是欧洲仅有的两个民主大国，因而可能也是都具有意志和实力来共同制止第三帝国侵略行径的仅有的欧洲国家。只有它们才有一些希望能在发出警告言辞后，继之以有效的防御行动。第四，它们每一方都有着迫切的国家利益，要求它们现在采取坚定的立场，而不再迟疑。
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采取的行动，使得这两个西欧大国在义务、利益和危险等方面的一致性显得突出了：它们对付希特勒的挑战，在外表上是一致行动的。这一国际危机对两国国内局势的影响，从表面上说也是相同的。这两个国家的反对党平时不仅在对外政策而且在对内政策上同政府进行争吵，现在转而非常支持政府，以致在外表上好象出现了一个反德国侵略的统一战线，然而在任何一国还没有证据表明，国内的紧密团结可能达到以联合政府代替一党政府以应付紧急局势的程度。可是在这个表面现象之下却有着分歧——虽说这一根本分歧直到1940年夏天才充分暴露出来。由于法国的内部裂痕远较英国深刻，所以法国在受到极端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折磨的强大压力考验下，它的抵抗力量终于瓦解了。对比之下，同样的折磨却将英国民族铸成一个很勉强的然而却是不屈不挠的统一体。
法国在1939年的软弱和在1940年的崩溃，其原因只有一部分是由于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阶级斗争。它对它的国际处境感到沮丧失望是其失败主义的另一原因；而这种沮丧失望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一情况在同时代的英国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法国从来没有真正地从1870…1871年民族大灾难的冲击中恢复过来，当时，它在成了长达两个世纪的欧洲唯一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不时地成为欧洲大陆其余部分联合力量的对手之后，不仅出乎意料地、很不光彩地为普鲁士所击败，而且从那时起由于一个统一的德国新巨人雄视在它的东北边界，它长久以来感到自己是相形见绌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败北，以及随之而来的归还法国暂时丧失的阿尔萨斯…洛林领土，并没有治好法国那种心理上的创伤。象荷兰人在1713年一样，法国人在1918年意识到，他们可能已被征服（就法国情况而言，这是半个世纪内的第二次），如果世界其他部分不来救援他们。他们也意识到，虽然他们的国家在最前线遭受最严重的打击，而且在巨人似的敌手的进攻面前首当其冲，从而维护了法国的荣誉，但是由此而引起的国力消耗，使得它同它的前盟国或者甚至同正式被击败的前敌国比较起来，处于相对衰弱的状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英国——部分是由于迟钝与理想主义的融合，部分是因为对法国的堕落怀有难以理解的愤怒，其根源则在于有理由的且未解除的对法国的恐惧——已经把事情搞得极糟，以致完成了德国挫伤法国心灵的工作，因为英国装出了一副毕竟站不住脚的不介入大陆事务的态度，这使得法国在急于寻求安全时所希望获得的英国同情和支持完全落空。
英国所怀有的那种“不受约束”的幻想和法国那种垂头丧气的现实，已经在慕尼黑危机时英国政治手腕所表现的新景象中暴露了出来，当时英国政治家们在直接关系到法国一个东欧盟国的欧洲大陆事务问题上领导着英法的联合行动。在直到那时为止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法国通常以为英法对欧洲大陆的政策是由它来定调子的。至于英国，它对于欧洲大陆的任何事务，一般是满足于或者“听任法国去处理”，或者对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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