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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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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表及里地考察一下，可以解释为他们硬是要适应与个性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映。缺乏自信的主要原因是怀疑——也许是下意识地——这种社会准则是否能长久维持。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纳粹头目都感到这种紧张压力，每一个具有上述任何特性的人都是纳粹党员，更不能说这一弱点是德国人特有的通病。但是，就此种精神状态与拥护纳粹党之间有所关联而言，可以用来作为假设，去有效地帮助说明德国人对战败和占领的种种反应。然而我们再一次提一下。程度上是可能有所差别的。信仰和心理结构，两者都不能为占领当局提供一种检验纳粹主义的严密方法。在非纳粹化时所产生的混乱很大一部分是起因于未能明确区分三种检验方法。
战争末期对战俘的审讯表明，他们可以分成另外五个类别。这些类别之间的比例，保持着显著的稳定性：
1。 百分之十是狂热的“铁杆”纳粹分子，他们的思想意识、目的和态度与纳粹领导层完全相同。他们中有受过相当好的教育的理想主义狂热分子，有天生就爱为非作55 歹的党棍。他们坚信纳粹教义的正确和德国必胜的前景。
2。 百分之二十五是“持有保留态度的信徒”，这类人中有许多与其说是纳粹分子，不如说是民族主义分子。有些属于这一类的野心家，一般比第一共人受过更高的教育。另一种类型的成员（通常由第一类转到第四类）是理想主义者，因参加纳粹活动而开始产生幻想破灭之感。
3。 百分之四十是非政治上的追随者。这类人比其他类别容易分化为各种阶级。按平均数计算，较之第二类和第四类，他们都是出身于社会下层的。
下面一句话可以代表他们的态度，“最初我们有皇帝，其后来了埃伯特先生和兴登堡先生，现在是那个希特勒，可是我们还得去挤牛奶。”绝大部分的农民、工匠、小公务员和正规军士都认为政治是高不可攀的。“对这一切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匀惯成自然，他们可能重复纳粹的陈词滥调，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对之坚信不移。显而易见，这一类人向其他类型转化者极少。
4。 百分之十五是消极的反对纳粹的，其来源与第二类大致是同一类型：
特别在看来德国难免战败的时候，有大量的第二类人员转入这一类。这样就可以在这一类中发现一些幻想破灭程度较深的理想主义者和本无幻想可以破灭的野心家。这类人的平均年龄较高，因为有许多人在1933 年前就成年了。
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只知道纳粹主义是既定的秩序，无意识地对之厌恶，而无其他明确的理想去敢而代之。然而几年这一类的所有成员都承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效忠于德国的民族传统。他们是爱国者，不太情愿德国打败，因此势必要忧心如焚了。
5。 百分之十是积极自觉地反对纳粹的。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反对纳粹的，因为他们都另有一种坚定的信仰。有的人自幼即深受德国保守主义优良传统的薰陶，有的人则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有工人民主运动的残存者，还有一些共产党人。家庭背景极为重要。出身于有文化教养和收支平衡的家庭，每个人都趋向于不受上述种种抑制与约束，能客观地观察德国局势，而且尊重人权。这样的人都是知识分子、艺术家、小农场主、有外贸经验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子弟。
战后的民意测验说明，这几类在比例上的平衡并未56 因故败而有多大改变，当然各类人的实际态度起了相当大的变化。狂热分子和相当一部分持有保留意见的信徒，都迟迟不肯承认战败的可能性。直到盟军到达并横渡了莱茵河，这时相当大的一批人似乎还继续相信形势总会有所变化，希特勒会履行他的诺言，拿出什么锦囊妙计来。如此想法，有几分是出于真心实意，有几分是不愿意面对战败给个人造成的后果，还有几分是坚信希特勒的这一论点，即谁承认有可能战败，谁就输掉一半了。然而承认可能战败，也就意味着承认德国的领导出了大问题，这样就直接冲击了第三帝国的理智和感情的根基（总的说来，也的确冲击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在那样长的时期内为德国人所接受的世界图景突然来了个完全相反的转变，这只能产生一种结果，特别是在伴随着这种逆转而来的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动荡，而又加上长期疲劳轰炸的时候。那些随着英军进入德国的观察家们一致认为全体居民处于一种精神迷乱的状态中。
许多狂热分子不是进了拘留营，就是隐蔽了起来。但不管怎样，他们对其他德国人的影响到几年之后才会降到最低点。有些人收敛锋芒，和那些颂扬盟国领导的人一起大唱赞歌，或对英、美产品数量之多惊以不止。强调盟国物质资源丰富，在感情上也首先找到了避难所，因为这样就无需承认德国的将士是被打败的。但对别人，将军们本身却找出了一个替罪羊；当他们在责怪笨拙的军事外行从他们手中攫取了战争控制权的时候，纳粹党的狂热分子则重复希特勒的谴责，说将军们谨小慎微，碍手碍脚，使希特勒发挥不出自己的军事天才。还有人非难那些地位不怎么高的纳粹头目，说他们辜负了元首的理想，追求私利，侵吞公款。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责难西方盟国的人，他们说西方盟国没有理解邓尼茨在1945 年5 月2 日广播中所讲的话：“希特勒为堵住布尔什维克洪水所进行的战斗，不仅使欧洲而且使全世界都得到好处。”戈培尔在心理的破砖碎石中埋下了一颗未爆炸的思想炸弹，一旦爆炸起来比任何有形的炸弹还要危险。戈培尔的说法是，德国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打的是一场保卫文明的57 战役；英、美人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从而容许东方的野蛮主义到达易北河和哈尔茨山，到了那一天，他们就很快会后悔的。
纳粹的许多狂热分子和追随者在投降后的几个月内准是抱着这种思想不放，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有朝一日其他的同胞会怀念提出这种思想的人，而胜利者会彼此闹翻，西方会准备重新考虑对纳粹主义的裁决。与此同时，他们默默地等待着，避免引人注目。有一批人做得颇为成功。
盟国进入德国时准备要在各方面遇到消极抵抗、造反叛乱和阴谋破坏。
的确，纳粹头目们曾经扬言以此来接待盟国的。但是，虽然揭露过几起阴谋，发生过几起孤立的破坏事件，出乎意外的主要现象却是平静无事。公开敌视的现象并不多见。因为盟国在其营地和宿舍四周围上了铁丝网，人们很快对之哑然失笑。其所以如此，一部分由于戈培尔所布置的韦雷沃尔夫组织所宣传的景象与党卫军所策划的实际安排之间有差距，一部分由于盟国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德国人的心力交瘁也是个原因：全国精疲力竭，对于半歇斯底里的纳粹宣传机构唆使人们作出更大努力的呼吁感到厌倦。在德国处于如此残破的情况下，谁都明白怠工破坏结果反会使德国人自己受害。但即使不存在上述其他原因，开展广泛的抵抗运动是否与德国人的精神状态相协调，这是令人怀疑的。前面已经指出，战败时的卑躬屈节与强盛时的飞扬跋扈是相辅而行的。
这并不表明许多狂热分子已经认输了。对他们来说，有负纳粹主义者是德国人民，是这个世界。他们不可能内疚，因为他们仍然认为纳粹教义是正确的。按照他们的说法，盟国关于集中营的种种报道都是言过其实的奇谈—
—但是，“你不能用温和手段去建立一个国家呀”。忏悔不是德国人的传统。
对于那些持有保留态度的信58 徒，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用牺牲希特勒及其同伙的办法来保存个人的自尊，即实用主义地忘记了过去他们曾给予希特勒大力支持，只记得他们有些时候表示过怀疑，发过牢骚或持有异议。他们把接受纳粹党员身分时没有被人知道的保留态度在个人的记忆中大加夸张，从而宣称他们从来就不是纳粹分子——而且还能够叫自己相信本身并非纳粹分子。不然他们就运用这样的借口——它包含着相当大的真实性——说党员身分只是一种形式，并无内在意义，为了避免失业，不得不接受这种身分。不过，属于这一类的德国人，他们反对纳粹主义并不象反对纳粹分子那样厉害。
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上了当，受了骗啦。纳粹主义原是一件好事，却被办坏了。他们责备纳粹头目，并不十分计较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偏重于他们未能尽责。这种辱骂显要人物的本事，使得他们在某一方面与盟国有共同之处，而后者未必意识到内中隐藏着多少意见分歧。
虽然他们在承认自己的观念带有根本性错误之前，准备先把别人责骂一通，而他们的思想深处却存在着一种强烈的，但被抑制着的错误感，从而产生一股恼火的受挫情绪。从他们对待盟国的态度方面来看，这一点表现得颇为明显。他们倾向于羡慕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在和英、美人交谈的时候，虽然这两个也是条顿民族的国家对德国的观点置之不理也许是令人气恼的。
他们丝毫不指望法国人会大发慈悲，但现实的利害关系足以制止敌意的爆发。正如一个德国人所说的那样：“英国人喜欢我们，但总把我们看成若有若无；美国人喜欢我们，但把我们当作淘气的孩子看待；法国人恨我们不下于我们之恨他们。”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法国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尽管他们有黑人部队，有种种蜕化变质的传闻。但是，俄国人的所作所为所引起的敌意，则因条顿民族蔑视靳拉夫民族的积习而火上加油了。一个英国记者在德国碰到一个俄国姑娘，那姑娘对他说，两年前她从莫斯科疏散到西伯利亚，如果在西伯利亚生活的时候能够吃到德国人在1945 年能吃到的粮食，那就会感到自己很幸运了。一个德国家庭主妇在旁边听到他们的谈话，插进来大声说：“可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才有较高的需要哩。”德国人因听任他们所蔑视的民族摆布而感到气愤难平，但却无能为59 力。他们把气愤发泄在强烈的仇恨上，发泄在不断争取同情上。任何一则反对俄国人的消息，他们都愤愤然向西方联络部门汇报，暗中指望所汇报的消息会受到重视。这种做法应视为有预谋的制造不和，尽管此事无疑地起了制造不和的作用，但其根本动机是更多地出自本能（反对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消息，他们好象也同样兴高采烈地向俄国人汇报。补充这一点，才算是不偏不颇）。至于纳粹追随者这一类人，他们的借口就层出不穷了。如果把“我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作为基本主题，则说法是各各不同的。他们知道的情况是那么少。“当然，我们了解集中营不是休养所，可是我们对里面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对可能出现的前后矛盾毫不介意，接着又说道：“一个人单枪匹马能干什么呢？告密的到处都是，为了一件芝麻大的事，你自己就可能给关进集中营。”“为什么事事都怪德国不好？别的国家［一般指俄国人〕的所作所为也够坏的了。”在盟军越过莱茵河之前，有一个德国人来找盟国军官，要求这位军官制止一个外国工人偷他的自行车。那位军官说，近几年来你们从被占领国家可能已经抢走了大量的自行车。”但是，中尉，”那人气忿忿地回答说，“那时是在进行战争呀。”在某一方面、这些推托之词也许是有道理的。这些人自身卷进纳粹的大灾难，并不是有意选择的。他们赶着纳粹的浪头，这样做似乎是免遭麻烦的最便当的途径。恰恰相反，这样做，遭到的麻烦比任何时候还要多。
他们的反抗办法是设法摆脱羁绊。在德国，这个办法一直很流行，有士兵，有文官，有圣职人员，有知识分子，也有“小人物”。“政治，让政治家们去搞吧。这类事，对我们来说，太高深了。我们一插手，会引火烧身的。”
总之一句话，“你的两所房子都染上瘟疫，就跳不出瘟神的手掌心了。”这是普通人的本能反应，尤其是在情况不妙的时候。
在占领的头几个月，要使德国人对政治和行政管理感兴趣，是够困难的。
又是劳累困顿，又是幻想破灭，又是为日常生活烦神操心，这就使得德国人渴望由别人来代替他们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谢天谢地，不管是好是坏，战争终于结束了，他们乐得坐下来歇一歇，让盟国来指点怎样管理这个国家。
当然，谁也不能摆脱掉本身社会背景的影响。尽管这些人的主张是非政治性的，但是他们深受纳粹的毒害，深受德国传统的薰陶。他们中大多数是这样的一种人，对于时代思潮不加批判，不加思考就予以接受。他们会60以同样的情况接受并重复民主的滥调。他们保留着一大堆的看法和设想，从而使自己与盟国隔离，对自由主义态度不作任何真实的理解。他们不明白在谴责纳粹主义方面他们自己作了多少精神准备。他们既没有持久力，也没有思想武装去进行一次重新评价。
第四类人准是如释重负地欢迎战争结束，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爱国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剧烈斗争也就终止了。实际上这只是改变一下论调而已，就是说与征服者合作到怎样一种程度才算是背叛了德国的理想。无庸置疑，重建工作是有利于公众的，但无需与占领军保持密切的个人关系。无需具有多大的预见能力，就可测知民族主义者在几年以后作出的反应，或者可以看到那些最明显的亲盟国的人将是怎样的情景。在新的体制下，这一类人都转变成“持保留态度的信徒”。在他们脑海里呈现的犯罪问题也是非常尖锐的。狂热分子不承认有罪。第二、第三类人用上述种种方法嫁罪于人而藉以逃避责任。他们推卸责任，虽然在有些人的内心里稍有犯罪之感，就是说他们并未参与其事，只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已。消极的反纳粹的人，他们颇有见识，对自己应负责任这一点是不会不知道的，但他们内心产生一种悔恨情绪与爱国主义的冲突，感到抑郁不伸，毫无建树。他们不愿承认错误或请求宽恕，唯恐被视为放弃了德国人的立场。他们很乐意为自己的态度辩护，可是辩护也无补于事，因为他们所缺乏的是精神上的勇气，而不是智力上的信心。盟国唠唠叨叨地对他们尽讲些犯罪问题，而且要他们认罪，这的确是一个错误。越是要他们认罪，越是造成心理上的很大障碍。解决的办法在于不咎既往，共同合作来建设一个新的德国。有一大批德国人真正热衷于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想法，就此而论，是值得予以注意的。这样，一些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把他们的爱国主义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来解决他们心理上的紧张。
在这些论点中，突出的是全体德国人对纳粹的罪行61 承担“集体罪责”
的观点。有过这么一个传说，这种论点是英美官方所奉行的原则。事实并非如此。没有哪个指令有过这样的提法，没有哪个高级英、美大臣或部长在讲话中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他们所强调的是全体德国人民要对纳粹的行径及其后果分担责任。“责任”这个词，在波茨坦宣言中使用过。英国广播公司费了很大的劲去区分“罪责”和“责任”的意义。前者必然含有谴责的因素，而后者则不然。毫无疑问，驻德军队中的许多下级人员对这两者的区分能力是很差的。“集体罪责”的说法肯定是盟国的个别军官宣扬出去的。但是德国人并不愿为罪责和责任之间的区别而烦心，也不愿去研究个别人的讲话是否代表其上级，这种情况本身是意味深长的。集体罪责是一个考虑极不成熟的概念，很容易加以驳斥。在承担后果这个意义上人人必须分担责任的说法，使得那些设法推卸责任、准备要求获得较好待遇的人都站不住脚了。无庸置疑，集体罪责这一虚构的说法多半是德国人宣扬开来的，尽管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出于本能而别无意图。他们竟然把大部分盟国评论员引入了歧途。
对坚定的反纳粹者来说，战争意味着一场恶梦的结束。就他们企图进行积极的反抗而论，他们的处境始终是危如累卵，无从得知哪一次敲门是盖世太保光临。就他们保持消极态度、闭口不谈思想而论，他们必须长期克制自己，不让一言一行失慎，从而暴露出自己的态度。由于迫害和移民，他们的人数日益减少。留在本国的许多人，不是锒铛入狱，便是关进了集中营。如果他们露面时不带有神经病或神经抑制症状，那真是个奇迹。但对他们来说，特别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战争结束也带来了失望。故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于盟国不亲近他们，拒绝和平试探的一切努力，要求无条件投降，都表示忿恨不平。他们不能相信，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原来的态度是否还能维持下去。
他们认真对待这样一种理论，即战争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意识形态之间进行的。他们希望德国政府交由他们来掌管，而盟国代表则象同事一样在旁协助。事实恰恰相反，他们看到政府为外国军人和行政人员所接管，这些人对德国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往往把所有德国人看成一样。总有一天，许多责任要落在他们身上。然而，他们继续受到和别人一样的战败国国民的待遇，他们所受的困苦、所领的口粮，与其他的人一样。62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个有利条件，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不致沾染上太多通敌的污点，但同时这也使人感到痛心，特别是在大多数其他德国同胞也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而结果只能认为盟国对他们视若草芥的时候。由痛心而一直想到罪责问题，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好象是集体罪责这一理论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和其他同胞一样，认为盟国是持有这种看法的。反对纳粹者当然并不否认罪责；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恰恰是那些负有最少罪责的人最愿意承认有罪。但他们确实剧烈地争辩说，盟国本身也应该受到同样的责备，因为从凡尔赛以后推行的政策促使希特勒攫取政权，并允许他巩固政权的、正是他们，盟国方面没有哪个通情达理的人有理由拒绝承认在这个意义上也同负其咎，那使在负咎多少的问题上还有争辩的余地。但还有其他许多德国人很想抓住盟国承认负多少责任这一点来作为他们推卸责任的借口。一个德国牧师觉得有必要提醒他教区里的全体教徒，一个回头的浪子并未说过：“父亲，我承认有罪，但我的长兄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伪君子，我决不会弃家出走的。他应该和我受到同样的责备。”许多反纳粹主义者对公开承认他们并无异议的罪责表现得踌躇不决，唯恐人家利用这一点从政治上来反对他们。他们中有少数人勇气十足地对另一个牧师说：“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过去犯了罪，会被人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愿说老实话。”
此外，许多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许多最开明的圣职人员对俄国的政策特别敏感，而且很难理解西方盟国为什么那样丝毫不抱怀疑地继续和俄国人合作。
最后的结果是，盟国和那些原可以提供主要帮助的德国人没有搞好关系，这种情况鲜有例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不是坏事，但却使眼前的问题变得复杂化，特别可能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长久遭到歪曲。1945 年5 月7 日这一天只是标志着征服德国的最顺利阶段的结束。德国人民在人力物力上被击败了。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使他们在思想上就范。即使说耍人类抛弃辛苦得来的经历是容易的，但这样做首先需要有意志。德国人具有这种意志的并不多，而认识到他们缺乏这种意志者也同样寥寥无几。他们充其量是暂时不作出判断。特别是有那么多的人过去为了反抗戈培尔，对当63 局向他们讲的任何一句话都采取完全讥诮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说得他信服呢？
这是占领的基本问题，比军事操练还要重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胜利成果将会是昙花一现。
总而言之，事情很明显，许许多多问题将取决于盟国军事管制政府能否成功地管理这个国家，尤其是能否成功地克服明显的物质上的种种困难。没有什么比有能力取得成果这一点最得德国民心的了。然而，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成功意味着能给德国一种差强人意的生存条件，所谓差强人意，不是与欧洲其他部分的生活作比较（在欧洲只是部分地实现这一点），而是与德国人过惯的那种生活作比较，以此为根据，一开始就明显地看出，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在现存条件下不具备成功的基本要素。回顾一下，在德国防止爆发内战，防止传染病和饥荒的蔓延，所取得的成绩可谓不小。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盟国一些军官热情的、计划周到的和无私的努力，也主要归功于英美两国的慷慨援助。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人却无动于中，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忘记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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