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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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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吨收限额以内的，或者经黑海国家的特许的，或者征得联合国当局同意的，仍可通航。11月21日，英国大使送交了一份备忘录，支持美、国建议，但同时说明蒙特勒公约的修改并非当务之急。12月5日，土耳其总理秀克留·萨拉若卢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他的政府接受美国建议作为进行讨论的一个基础，在三个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发表其意见后，将提出：自己的建议；美国参加修改蒙特勒公约的会议，不仅是“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12月27日，《泰晤士报》上发表了该报驻土耳其记者所写的报道，该报道可以被认作是半官方“授意的”。它评述说，假定在土耳其与苏联交战的情况下，美国所提出的黑海国家的军舰在“任何时候”应自由使用海峡的建议，将使土耳真的地位“无法防守，荒唐可笑”；在那种情况下，难道会期望其他缔约国迫使土耳其对俄国军舰保持海峡开放吗？何况美国的建议是否能满足苏联政府的要求，也使人大为怀疑，因为后者的要求是：只有在取得海峡上永久性或暂时性的防御基地时，苏联才能应付由于土耳其的弱点渐出现的那种可能情况，才能应付土耳其默许侵略者反苏的那种可能情况。但是，这一要求不管其提出的形式何等婉转，肯定会被认为是对土耳其主权的侵犯而遭到断然的拒绝。
最近，土耳其政府由于限制民主自由而受到来自本国以及苏联集团的不友好宣传的尖锐批评。这种对民主自由的限制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一个遗留物，而在阿塔图克的一党制政权统治下并未完全被取消，或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实行紧急措施而不可避免地加强起来了。早在1945年11月，土耳其政府就曾废除了严厉限制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法律。然而，这就鼓励了伊斯坦布尔许多新的出版物采取的路线带上了苏联宣传的味道；例如，有一家报纸要求知道土耳其是否已经变成了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土耳其政府反对这种对其加强1939年英土同盟政策的含蓄的批评，并继续重视民族的团结，这就不能与受到内战威胁的希腊和波斯同日而语了。但是，如果重新制定出版法，只会使他们遭受苏联反土宣传的另一次正面的攻击。因此，土耳其国会的许多代表，煽动了伊斯坦布尔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去领导12月4日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袭击了那些敢于提出这类问题的出版物的办公室和印刷厂，以及被断定是亲苏的两家书店。
苏土彼此互不客气的照会和宣传接踵而来，土耳其官方叙述说，这次示威游行是由“民主的”土耳其青年“自发组织的”，但这活却遭到莫斯科电台的回击，后者宣称土耳其成了“希姆莱和戈培尔民主的一个忠实的翻版”。
两周以后（12月20日，当“三强”的外长们在莫斯科会晤时），莫斯科报纸和电台转载并广播了由两位格鲁吉亚历史学家在第比利斯的一家报纸上所写的一封信，要求把大片地方归还给（苏维埃）格鲁吉亚，即安纳托利亚的东北部沿海地区（西至离今苏上边界一百八十英里的吉雷孙，直到深达七十英里的内地），换句话说，也就是位于早已是苏联要求归还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以西的那么一大块领土。该信声称，“在远古时代，格鲁吉亚人民就在这块大地上生活、耕种与斗争。。创建新的文明中心和政府”，而奥斯曼土耳其人所进行的征服“仅仅带来了死亡和毁灭”，而这却是还不到五百年的事。
实际上，威尔逊总统1920年11月22日的裁决，就建议把现在所要求的整个地区事实上都包括了进去，而且还包括了流产的“大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地方。但是，格鲁吉亚和拉兹两地情况并不相同：格鲁吉亚的王公们，由于请求俄国的保护，避免了被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的吞并，并保全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至少直到其国家合并于苏联为止）；而格鲁吉亚两位教授现在所要求的拉兹，则由于奥斯曼征服的结果，当地人民已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封建酋长被允许有相当程度的自治，直到十九世纪。正如D·J·达林所指出，这一类凭借捏造的历史所提出的要求，迄今在苏联已成为笑柄，由于土耳其报纸斩钉截铁他说整个民族宁可“赴汤蹈火”也不愿割让“寸土”，所以双方接着就照老样子彼此谩骂起来。《红星报》抨击了土耳其“好战的演说家”，说他们在“爱好自由的民族”同希特勒奋战时一声不吭，于是土耳其总理萨拉若卢在电台中反驳说，两位格鲁吉亚教授不是“希特勒哲学”附了体，就是患了“嗜血狂”。毫无疑问，1946年1月12日在伦敦《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不是偶然的，它在反复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表明土耳其不宜控制海峡，接着就进行公开的威胁、土耳其反动派似乎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或许它们不久就会知道，1946年己非1939年，而剑拔夸张的作法早已是过了时的玩意儿。
这是缔造和平的一年，也是挖掉战争老根的一年。首先，中东必须成为和平与民主的一个真正的堡垒。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六个月，苏联就想按照共产党的模样努力把土耳其变成“和平和民主的堡垒”一事，竟成了衡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彼此日渐分道扬镳的尺度，这对非共产主义世界来说，特别是对英国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来说，看来应象是“一场。。双方的报刊都参加接旗呐喊的神经战”。
1946年2月21日，欧内斯特·贝文向下院提出保证说，他和他的同僚们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有关控制海峡问题的国际方面的情况，认为“纵然是这一个特定的大国而不是那一个特定的大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建立基地”，也不会对世界和平有什么贡献。但，就是这种谨慎的意见，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他作为反对党领袖享有较大的自由）在3月15日于纽约所提出的主张，同样都招致了反驳：苏联希望控制被内陆包围的黑海的唯一入海口一事，英国加以反对是不合乎逻辑的；英国本身一直在世界通路——地中海——的两端集中武力，可以任意把它加以封闭：“这个，对丘吉尔先生是天经地义的，而苏联如在海峡上有了要塞，则就会意味着基督教文明的没落了。”
大家知道，美国1945年11月2日照会所提出的关于海峡的建议，可以被认为会使土耳其在万一与苏联冲突时处于难以防守的地位。然而，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G·福雷斯特尔）早在1945年6月24
日就注意到苏联把“土耳其从英国势力范围内拉出来”的目的，1945—1946年冬天，苏联对波斯施加军事和外交压力，特别是在规定的日子（1946年3月2日）红军没有从波斯的阿塞拜疆撤退（三强事前曾同意在这一天从波斯国土上完全撤出其各自的部队），这在美国舆论界看来，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3月5日，海军部宣称，十六个月以前死于美国的土耳其大使的遗体将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护送回国，而按照外交礼节，通常派一艘巡洋舰进行护送也就够了。后来发现，这个决定是一种妥协方案，原来美国国务院不希望刺激苏联，美国海军则希望派遣实力雄厚的舰队到东地中海巡逻，而这种示威又是总统早已核准的。事实上，一个象沃尔特·李普曼那样有地位的政治家仍把中东争夺权力的斗争看作是“英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虽有工党领导人的种种好听的词令，而伦敦的外交政策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仍是不容易区别清楚的”。李普曼请苏联领导人研究美国人对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的反应：“他们将发现美国人民并没有接受丘吉尔先生的加入反苏联盟的建议。。它是一种悲观绝望的意见。。等于承认调解已经失败。”李普曼试图为俄国在中近东的“合法的和可以接受的利益的外围边缘”加以规定——即沿着“的里雅斯特、萨洛尼卡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以及希腊其他岛屿。。红海。。波斯湾”形成一个半圆。但是，他又继续写道，俄国人不应试图把他们在巴尔干、土耳其和波斯的合法利益扩大成为排他性的利益。“这里，一定要进行合作，并尊重他们和我们共同制定的原则和义务，然后才能有解决办法，否则对我们大家的结果——对他们和我们自己的结果，都会比那些目光短浅的人们所想象的要坏得多。”美国军舰“密苏里”号及其随行舰队的巡游“将使莫斯科毫不含糊地懂得，我们认为他们对外扩张的限度正是在什么地方”。接着，他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不曾受到过损伤的美国人民在导致和平方面虽然没有准备承认失败，但“却到了承认有失败的可能性的地步”。要在世界上美国人民心目中过去一直是很疏远的地方承担保持权力平衡的新义务，为了在美国国内作好负责的舆论准备，他的这种论证也许是必要的。英国权力的没落，美国权力的上升，使这个义务成为绝对必要的了。
但是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则极力想使美国不在中东扩大其权力和责任，在为招待出席4月25日召开的巴黎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所举行的宴会上，他们谴责美国在土耳其、埃及和波斯寻找基地。
1945年11月，土耳其出版法的放宽，是共和人民党内部所进行的个人倾轧和原则冲突的部分结果，该党在当时仍是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
起而反对伊诺努总统以及该党的领导的，是以杰拉尔·拜亚尔为首的人士；1918年阿塔图克去世时，拜亚尔曾任总理。反对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战时的经济严重情况导致贪污事件的增加和工作效率的低落，这一切都在当权者身上反映出来了。人们日益感到：共和国的某些理想依然只是一纸空文的期望，这些理想，现在应当付诸实施，“或者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或者甚至只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土耳其现在当然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更急于接近它心目中的英、美两国的国家形式，也只有这两个国家支持它反对俄国”。共和人民党的领导顺应局势的要求，于1945年11月废除了禁止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党的法律，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第二个月就正式成立了民主党，主张放宽政府对土耳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由于反对党（民主党）的要求，政府于1946年5月制定法律，第一次规定了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民主党抵制5月26日的市政选举，并抗议没有给他们充裕时间以建立自己的组织。随后举行的7月大选，据一位美国观察家说，其特点是：执政党采取了某种“恐怖主义和高压政治（特别是农民选民的）”，“而在统计选票一事上，又发生了大量和广泛的舞弊行为”，结果使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仅拿到六十五个席位，而执政党则拿到三百九十六个席位——“这个结果决不能反映前者在一个公正政府下所能拿到的总票数”。然而，这却是民主党的一个检验实力的大好机会，他们除了在其他重要城镇干得十分出色外，在仍然是土耳其知识分子中心的现代城市伊斯坦布尔，顺利地使自己在二十三个席位中赢得十九个席位。显然，执政党感到有必要力图缓和普遍流露出来的对昂贵的生活费用的不满情绪；这种昂贵的生活费用从战时以来一直持续着，而且在总动员的基础上，必须维持一支人数达七十五万的军队以对付苏联的冷战威胁，从而加重了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秀克留·萨拉若卢内阁被加上了在战争期间不作好事、专作坏事的各种罪名，成了替罪羊，只有其外交部长还留在雷杰普·佩凯尔所领导的新内阁之中。雷杰普·佩凯尔以对苏联抱不妥协态度著称，而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政府和反对党都不存在分歧。新政府利用1946年9月的货币贬值来刺激土耳其的出口，但好处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苏联反对土耳其和波斯的冷战攻势，引起了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之间试图搞好团结的努力。
3月29日，伊拉克政界元老努里·赛义德同土耳其谈判缔结了一项友好与睦邻条约，但直到1947年6月，伊拉克议会才批准该条约。
l946年11月28日，土耳其外交部秘书长访问安曼，表达了土耳其政府就约旦哈希姆王国获得独立而致阿卜杜拉国王的祝贺。1947年1月，阿卜杜拉国王访问土耳其，并缔结了一项友好条约。
1946年6月，黎巴嫩总统对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人们把这次访问的目的看作是促进土耳其与叙利亚和解。因为两国过去在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上发生争执而疏远了。但叙利亚政府对这两个哈希姆国（伊拉克和约旦）有所猜忌，因而对任何和解横加反对。
土耳其表示：埃及要求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区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埃土关系随即变得紧张起来。对此，埃及报纸进行反驳说：如果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一支英国驻军驻在土耳其要比驻在苏伊士运河区更好：“倘若我们面临两者择其一的情况，那么我们宁可作这样的选择：让你们那里驻有俄国人，而我们摆脱英国人。”有影响的埃及专栏作家阿卜德·卡迪尔·马齐尼则评述说，建议中的中东公约将使阿拉伯世界变成英国和土耳其所利用的工具：“不必要地同俄国作对，会使我们一无所获。”
规定海峡制度的蒙特勒公约，到1946年11月9日满期时得自动延期五年，除非在8月9日前，由某一缔约国宣布该条约作废。苏联政府趁这个时机有选择地公布了它所缴获的关于德国外交部在战争期间处理德土关系的文件；后并在8月8日递交了一项照会，重申了他们的不满：说土耳其政府没有在战时对轴心国的海军船舰封闭海峡；说他们采取了美国1945年11 月2日的建议，坚决认为控制海峡的责任属于土耳其和其他黑海国家，苏联政府还在结论中提出建议——“土耳其和苏联，作为具有最大利害关系，并能保证商船自由通航和海峡安全的国家，将共同组织海峡的防卫，以防止其他国家利用海峡来达到敌视黑海国家之目的。”
8月15日，共产党《人道报》在为俄国人的要求作辩护时指出，海峡的南部是受英国控制的海洋，英国的正当的利益是在大西洋，然而其军队遍布从的里雅斯特通过希腊直到巴勒斯坦一带，而“土耳其的虚假的民主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德国政策的工具”，现在却又变成了英国政策的工具。《人道报》继续写道，可以预期，现在“帝国主义者”会把海峡问题交付给装作是不偏不倚的某种国际大会或者国际会议，而事实上其代表们则“在会议的休息室里，同来自伦敦的乐队指挥，用英国的语言进行谈话”。
8月19日，《观察家报》的外交记者，提出了一个可以代表英国方面的局势估计，他指出：俄国鼓励波斯的阿塞拜疆人自治，使土耳其的东翼改了样，所以如果土耳其现在把海峡基地割让给俄国，它就将“很快地变为附属国，而根据滚球游戏中木柱连锁倒下的道理，希腊、叙利亚和伊拉克也将立即面临一种同样的处境”。该记者把英土同盟（土耳其新总理刚刚把它描绘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础），比成1938年希特勒神经战时期的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盟：正象没有英国的支持，当时法国就不能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一样，所以现在“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也不能维护土耳其的独立。这个问题将取决于美国是杏把海峡看作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较早一些时候，美国政府曾要求土耳其政府偿付四百五十万美元，作为勾销估计约值一亿四千万美元的租借法案账目之用。在同一天，8月19日，美国政府答复了苏联的照会说，美国政府注意到苏联照会不曾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权处理对海峡的侵略性进攻或进攻的威胁；而其正常管理则应继续主要由土耳其负责。
8月21日，英国递交了一份同样宗旨的照会。
第二天，土耳其对苏联照会作了答复，为土耳其战时对轴心国舰只使用海峡曾加以控制一事作了相当长的辩护，拒绝了苏联共管的要求，因为这与土耳其“不可剥夺的主权”，与土耳其不受限制的安全，以及与土耳其在海峡中作为一个“均衡与联络因素”所起的作用，都是格格不入的。
三天以后，8月25日，塔斯社发自贝鲁特的一篇报道说：根据“当地某些方面”的消息，英国曾在海峡建立了一个军事供应基地，控制了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耶希尔柯伊的土耳其飞机场，并在色雷斯和黑海海岸建立并指挥反潜水艇的雷达站；英国外交部确认，象对其他若干国家一样，对土耳其也曾供应雷达设备与提供技术人员。
9月1日，莫斯科电台又重新指责英国曾在海峡建立一个基地，列举了海军舰只和飞机的数字，高射炮与电台的数量，以及本年内英国曾供给土耳其的其他设备，并断言英国专家们曾就建立海岸要塞问题向土耳其人提供意见。在夏季，苏联对土耳其的军事压力变本加厉了。据说，在土耳其大选和在8月8日苏联提出照会的时候，大批苏军向靠近外高加索的边界移动，据华盛顿估计，俄国人在外高加索驻有十九万军队，在保加利亚驻有九万多军队。后来据称，一支由两百个苏维埃亚美尼亚人组成的袭击队已深入土耳其领土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地区，或许是为了试探土耳其的反应；而据确实可靠的消息，这决不是唯一的这类事件。在6月中旬至8月底，苏联黑海舰队曾在外高加索边境以北四十五英里的波提基地举行军事演习。这些示威行动，使土耳其总参谋部怀疑苏联可能蓄意发动一场真正的进攻。在9月和10月，土耳其总参谋部举行了佯称为“演习”的总动员，并从难以防卫的卡尔斯阵地秘密撤出其部队，转移到紧挨着埃尔祖鲁姆以东的更坚固的帕辛莱尔峡道。与此同时，在8月28日，莫斯科电台就尖锐地批评了这次土耳其和“反动的”美国报刊所制造的大吹大擂的宣传，即美国航空母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号与其他七艘军舰驶抵地中海，以及英国两艘驱逐舰行将到伊斯坦布尔进行访问。
正是随着这种“神经战”的准备，9月24日，苏联向土耳其政府递交了一项新照会。它坚持认为：黑海被陆地所包围，与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那样的国际海道相比，性质是根本不同的，这因为黑海的入海口主要涉及到黑海海岸各国，而国际通道则必须有利害关系最大的一些国家参加，形成“一种国际控制”——尽管这种控制并没有得到实现。土耳其对苏联共同管理海峡的建议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反对，这暴露了它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这有损苏联的尊严。。。如果土耳其竟然在拒绝接受苏联建议之后，开始与某些非黑海国家一起在海峡采取军事措施，这种举动当然就与黑海国家的安全利益背道而弛了。10月9日，美国和英国政府递交的照会对此作了回答，表示的意见是，波茨坦会议建议的苏土之间进行直接会谈，现已达到交换意见的目的，因此，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了。美国和英国政府仍准备参加蒙特勒公约缔约国的会议，以考虑该条约的修订。10月18日，土耳其送交的复照大体上重申了土耳其8月22日照会中的论点，并提出新的理由，不承认海峡问题是黑海国家的专有特权，即海峡成了“两个世界。
——指黑海北部的苏联世界和地中海与地中海以外的“自由”世界——之间的一个联系，这就使上耳其处于“一种特殊微妙的地理位置”之中。在该照会发表前，《真理报》评论员大卫·萨斯拉夫斯基在10月20 日作了评述：“土耳其外交的产品只不过是英美原样的一种翻版。。。来自美国的翻译者正在成为土耳其外交中的关键人物”，而土耳其外交所反映出来的美国人讲的话，“与其说是其中一切冠冕堂皇的东西，倒不如说是其中一切蛮横无礼的东西。”
事实上，在前一天，进出口银行已批准向美国企业家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担保，使后者得以把这个数目的信贷借给土耳其政府，作为其购买机车、车皮、修理厂和重建国营工厂设备之用。这些国营工厂在战争期间因无法从德国获得零件而遭受损失，在1939年以前大部分零件是由德国供给的。
据说，在11月，保加利亚对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支持有所增加，不幸，该游击队是在靠近土耳其在色雷斯的西部边界，很显然，这给伊斯但布尔共产主义进行新的“政治迫害”提供了机会。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伊斯坦布尔与色雷斯以及海峡海岸一带曾一直处于戒严法管制之下，当12月6日，国民议会投票决议戒严法再延长六个月时，民主党代表反对这个“镇压集会和停止报刊措施”的决议。然而，在12月17日，地方军区的指挥官宣称，已采取严厉措施，以结束共产党人授意的活动，这些活动对扰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是个威胁。在被镇压的组织中有社会主义工农党（由曾在莫斯科受训的谢菲克·许斯尼·代格梅尔蒂克博士在上一年内合法地成立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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