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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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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1948年中，从上述未兑换成美元的那部分英镑结余中，拨出二千一百万英镑转入现在已受限制的一号帐户名下；并再拨出一千一百万英镑作平衡基金。
第五节 英埃苏丹的宪政发展，1947—1948年
人们都记得，1944年设立的北苏丹谘询会议虽然受到亲埃政党一贯的抵制，却受到独立阵线的欢迎。后者希望通过同现在英国控制下的苏丹政府合作来获得自治。无论如何，它把谘询会议看成了达到其自标的垫139脚石。
根据它的要求，总督在1946年设立了一个苏丹人占大多数的行政会议，来进一步考虑促进宪政的问题，并且在1947年7月29日，即埃及在安全理事会控诉英国之前仅仅一个星期，罗伯特，豪爵士就批准了该会议的下述建议：
由代表全国（包括大多不信教和不讲阿拉伯语的南部）的、多数代表是选举产生的立法会议，来代替现在的谘询会议；立法会议委任六个苏丹人为副部长，他们同内政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总司令以及总督提名的两个人员，共同组成十二个成员的总督行政委员会。这个建设及时提交给了英国和埃及政府。英国政府接受了，但埃及政府却于11月25日提出了如下的反建议：在该行政妥员会上应有埃及代表；立即给予全国人民全部选举权，而不是象建议论为的那样：给予有限制的选举权将会更适合于许多地方文肓仍占多数的民众；保留给总督的种种广泛权力应大加缩减，而立法会议的权力应予扩大，但埃及政府则应保留其否决权。
1948年1月9日《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看来，埃及的这些建议景代表了一种企图，那就是出价比英国高，争取把那些热中于抓到一部分当前政治权力的苏丹人拉过来支持埃及，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肯定说这些建议就是出于为了整个国家的最大利益。在南部的部落地区取得代议制的某些经验之前，为他们讲话的人不可能单纯地通过选举制度就遴选得出来，也许最好是由分正的官员加以推荐。即使如此，扩大建议中的立法会议的权力一事也是值得研究商榷的，除非立法会议的成员事实上是整个国家的代表而不仅仅是城市受过教育的阶级的代表。因此，埃及必须说服英国和苏丹双方，使它们相信埃及是真心实意希望苏丹人民负起行政管理责任的。
1948年1月，英国政府建议埃及政府任命英埃双方有关宪政实施问题的非官方权威人士，在与苏丹政府专家协商下，以有代表性的苏丹人士意见作为参考，来研究苏丹政府的建议。但是，埃及报纸则以子在苏丹建立专政的阴谋”之类的种种标题来对待该建议的发表。埃及内阁并于3月1日一致否决了该建议。3月9日，据报道说，北苏丹谘询会议讨论了有关该立法会议和行政委员会的法令幕案后，一致建议苏丹政府应使这项立法尽早生效。
在5月初，埃及政府收到英国政府的新建议（认为满意。5月10日，建立了一个以埃及外交大臣（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哈沙巴）和英国大使为首的英埃委员会，来审查苏丹的宪政改革问题。在三个星期内，他们就下列各点达成了协议，
（一）英埃的苏丹委员会监督苏丹人逐步建立自治政府；
（二）英埃委员会监督立法会议的选举；
（三）从在苏丹任职的埃及官员中间提名两个埃及人为行政委员会成员；
（四）在苏丹的埃及部队将领出席行政委员，会中有关防务问题的所有会议；
（五）在三年内，继续维持现行的行政制度，但可以延长。
6月4日，哈沙巴把该协议草案提交埃及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带着有点抱歉的口气说，政府同意他参加这次会谈，只是为了实现苏丹人得以管理其国家的工作中实际上也有份的那种愿望；会谈并没有涉及苏丹的根本问题。但是，外事委员会不接受这个说法，还是一致否决不这个协议草案，理由是任命到行政委员会的两各埃及官员应担任部长职务，而且，在行政委员会中埃及人只占到两个位置，那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
6月14日，英国政府宣布，尽管埃及对此否决，但“他们不再能妨碍总督行使其任意决定权”而颁布这项宪法改革法令。五天后，这个法令就正式颁布了，而与此同时，埃及首相又得到参议院的同意，推迟三周再对外事委员会的报告进行研究。“宪法改革法令作了如下规定：
（一）立法会议由选举出来的六十五名成员，不超过十名的指定的成员，以及一些兼职的成员（即行政委贫会的成员和不是立法会议成员的副部长）等共同组成。在六十五名选举出来的成员中，十名将在喀土穆、乌姆杜尔曼和其他城市中直接选出；四十二名将史南部苏丹较落后地区间接选出；十三名将由南部三省的省议会选出。
（二）立法会议选出的领导人将成为事实上的总理。总督在任命其他苏丹人部长以及人数不超过十二人的苏丹人副部长时，应考虑其意见。
（三）行政委员会由十二至十八个成员组成，其中苏丹人不少于半数，包括：
（1）立法会议领导人，以及其他部长和副部长；
（2）总督所任命的兼职人员不超过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司法部长和总司令等四名；
（3）总督根据任意决定权所任命的人员事多三名。
（四）总督仍保留如下一系列的权力：
（1）任命和罢免部长或副部长；
（2）“为了苏丹的良好的政府。。如有必要”得否决行政委员会的决议；
（3）解散立法会议和指导举行新的选举；
（4）否决立法会议对议长的遴选；
（5）行政委员会所制定的法律提案，如立法会议不予通过，则总督得发布法令代替立法；
（6）规定何者系立法会议不得立法的保留事项，即宪法、共管、对外关系和苏丹国籍等；
（7）规定何者系立法会议（除非行政委员会同意）不得立法的特别事项，即防务、货币以及宗教和少数民族的地位等。
一位负责的苏丹人评论这个宪法说：对于苏丹的民族主义来说，不管总督所保留的否决权是多么令人讨厌，它却是1899年共管协定的直接后果，并且这些权力必须在征询了英埃两国政府意见之后才能行使，所以事实上也是受到宪法规定的限制的。1947年11月埃及的反建议，使宪法公布的日期推迟了，但这件事也带来了好处，郎立法会议的权限扩大了，并且行政委员会中阶苏丹人员也有了保证——应当是负责的部长，而不是象原建议那样，仅仅是副部长。
埃及报纸现在把苏丹政府企图让苏存人参加政府的方案严厉地批评为“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苏舟的亲埃政党命令他们的追随着抵制立法会议的选举。但是，对于这次抵制运动将会使选举无法举行的那种乐观推测，《金字塔报》则抱着怀疑的态度。（它说）在这种情况下举行的选举一律无效的那种论点，毫无实际价值。
1948年11月15日投票那天，亲埃政党进行捣乱，结果有十个人被打死，一百多人被打伤。在十个直接投票选举的城市选区，估计只有百分之十八的选民投了票、多数席位被独立阵线成员占去。但是、投票人数这么少，是由于亲埃政党的抵制呢，还是由于大部分选民政治上普遍的不成熟呢，这点还不清楚。这因为，正如欧内斯特·贝文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在1950年埃及的普选中，“据了解，开罗大约只有百分之十五的选民投了票”。一方面，埃及政府两年后声称，苏丹的最重要的多数宗教教派都是支持“尼罗河流域的统一”的，而且，毕业生大会的选举和城市的选举，事实上也是对它投了赞成票。另方面，英国政府则宣称，“毕业生大会甚至不能代表苏丹知识阶层的多数，而且最近几年来。。已经处于一个只代表极小一部分苏丹人民的极端分子集团的控制之下”；都市的选举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联合党在喀土穆是少数，唯有在乌姆杖尔曼一个地方是多数”；这就使英国政府相信：“那些赞成同埃及联合的苏丹人不会超过全国总人口约五分之一的样子”。但是，不能从而得出结论说，其余的五分之四人口在表达他们的希望时就人同此心了，那些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和部族成员，除非受到了外来的影响，多数将落入“民意”测验的专业人员所熟悉的“情况不明”的那一类。
第六节 插曲：巴勒斯坦战争及其后果，1948—1949年
在安全理事会结束其在埃及对英国的控诉问题上无结果的辩论之前，联合国巴勒斯但问题特别委员会在1947年9月1日就已经公布了关于在该地区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国家进行分治的建议。在联合国全体大会对这项建议旷日持久的辩论过程中，埃及参议员、前埃及驻华盛顿公使阿明·优素福一一个自称为“曾经诚心诚意为埃及和英国之间的密切谅解缓常成功地工作过”的人——给《泰晤士报》写了一封信，信中敦促英国政府“规定一个巴勒斯坦政策的总轮廓，说服阿拉伯人使其相信英国仍是他们的朋友”；要求英国军队“立即”从运河区撤出；并提醒英国政府“要懂得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苏丹人是赞成埃及和苏丹联合的”。
一直有种传说——特别是从1952年7月法鲁克国王被废黜以来，盛传国王不顾努克拉希所领导的政府和埃及军队的种种顾虑，强迫埃及投入了对以色列的战争。一旦投入这场战争，合乎逻辑地，埃及就应当一心一意地进行这场战争，就应当同英国政府达成那怕是暂时的和解，而英国政府为了取得阿拉伯交战国的谅解，甚至不惜让英美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然而，由于同英国谈判的破裂，埃及就一直利用阿拉伯联盟作为它反英政策工具（埃及对阿拉伯联盟施加影响，一是通过其秘书长埃及人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二是仗着它为联盟书记处提供百为之四十二的基金）。犹太复国主义者争取独立一事在阿拉伯城市中所激起的战争狂热，使歧视情绪从反对犹太人波及到也反对其他外国人，并且不大加以区别。萨德党人和自由党人所组成的努克拉希联合政府，软弱无能，怕冒触犯民族主义者感情的风险，不敢对英国作出任何明显的缓和姿态。我们看到：
1948年5月英埃委员会所达成的关于苏丹问题的协议草案，已被埃及参议院否决，而巴勒斯坦第一次停战协定实施后，英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军火供应也已停止，所以埃及同英国和解的好处也就不大了。埃及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之间的倾轧过去一直听任其发展下去、严重地干扰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所进行的战争。这不但是由于阿卜杜拉想建立上个大叙利亚国家的野心，而且也是由于埃及为了反对英国的盟友阿卜杜拉，所以就对英国的死对头——耶路撒冷的穆夫提有所偏袒。
当胜利的以色列人跨进了埃及疆界而英国政府终于采取了行动以制止其进攻的时候，埃及政府（一星期前努克拉希首相为极端分子所谋杀，由于这个政治事件，政府已经陷于混乱之中，这也是真的）宁肯同以色列人谈判停战，也不肯援引英一埃条约要求运河区英国驻军的支持。因为停战可以说是被阿拉伯盟国抛弃的埃及所采取的自由行动，而英国驻车和条约却是埃及还没有取得完全独立的可憎的象征。然而，对以战争的结束，使埃及政府能够现实地处理某些实际问题。公共工程部在埃及和英国科学家的合作下完成了全部尼罗河盆地的测量工作，并于1948年公布了它的报告。
在关于下一步灌溉工程的建议中间，占首位的是在乌干达瀑布（这里往南几英里就是尼罗河的发源地维多利亚湖）建立水坝和水力发电站。1949年5月宣布的埃及和英国政府的协议，估计开始时期工程的费用是分别由埃及出四百五十万英镑和乌干达出七百五十万英镑。这个设想不过是设想不过是更大的计划的一个部分，而该计划的完成则估计需要二十五年。按照该计划，维多利亚湖和阿伯特瑚都要变成水库，并且还要绕过水库修建一条横穿苏丹南部苏德沼泽地带的运河，以便使流入尼罗河下游的水量不仅在旱季雨季而且在丰年和歉年都能长期保持平衡。
这个时期另一个成就是1949年3月7日埃及政府和苏伊士运河公司所缔结的一项新协定。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由于面临破产，不得不把他的百分之四十四的股票于1875年出售给英国政府，而破产了的埃及政府，把拖了下来。当1951年7月整个问题又回到财政委员会财，原材料的世界价格上涨，使这项士程的费用从最初估计的一千零五十万埃镑提高到二千四百六十万埃镑；事实上工程完成得很少。它每年的运河公司纯利的百分之十五所有权，于1880年也转让给法另地产信贷银行，这时候，埃及原来在运河上的财政利益已经没有什么了。但是根据1937年8月缔结的一项协定，运河公司让埃及在其董事会的三十二位成员中拥有两个席位，给埃及每年三十万埃镑的运河使用费，以及在运河区接纳埃及人就业——其比例到1958年的时候应达到百分之三十三。1947年7月的埃及公司法，要求设在埃及的公司以及外国公司在埃及的支店或代理机构，在三年内必须把它们百分之四十的董事名额分配给埃及人，而其雇佣的办事人员和技术人员必须有百分之七十是埃及人，其雇拥的劳工也必须有百分之九十是埃及人。
运河公司则争辩说，由于其国际责任，该公司法不应适有于运河公司。但是，埃及政府坚持其论点。公司不得不考虑到二十年后，即到1968年的时候，运河租赁期满，就要由埃及收回。运河公司因而就同意了下述办法：在董事会中现有的两上法国的出缺席位转到埃及名下，埃及还将拿到下一个英国的出缺席位和今后十五年中再出缺的两个席位，总共占到七个席位；埃及每年所得的运河使用费折合为每年毛利的百分之七，其数额不少于三十五万埃镑；公司雇佣的埃及人的人数比例应逐渐增加，以不妨害运河上作的有效进行为度；在运河的一个新支流上所雇佣的劳动力的百分之九十五应是埃及人；埃及将从三百吨以下船只免费通行的特权中得到好处。批准这个协定伪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反对党华夫脱党人的攻击，但它还是以六十一票对四十票通过了。
但是，英埃关于保卫埃及这个基本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解决了。埃及政府从其武装力量被以色列打败中吸取的教训是；军费应大大增加，为数将达到下年度一亿九千三百万英镑总预算中的五千二百万英镑。众议院议长（一个知名的萨德党人，因此可以设想是代表政府意见的）宣称，埃及军队证明他们能够弥朴英国军队撇离埃及后留下的任何真空状态。“由于埃及的提议“，1949年3月访问埃及的大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斯利姆爵士）和其后也访问了埃及的威廉·斯特朗爵士（外交事务常务次官）都重申了英国主张缔结联防公约的论点。在1949年夏秋两季的专门性讨论中，英国为埃及拟订了一项防空计划，在战争爆发时英国为埃及提供二十个空军中队的力量，以及相应的机场和通讯装备、雷达、一个空中监视团的兵力、高射炮和民间防空设施等。虽然英国设想这个计划应当放在英埃联合的基础之上，但是埃及政府”对其要承担义务一节却撰乏足够的支持”。在专门性的讨论中，埃及政府的发言人坚持其论点，说现在驻在埃及的五个英国战斗机中队在目前和平时期应撤到塞浦路斯、马耳他、昔兰尼加、约旦、伊拉克的英国基地上去，并应由英国装备埃及的空军来代替这部分力量。根据宪法，埃及有必要在1950年1月或1月之前举行普选，所以英国可能希望这次选举会产生（用贝文在1947年的话）“一个更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埃及政府”；同这样一个政府打交道就可以使谈判“避免成为埃及党争的对象”，不会象华未脱党是在野党时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这次普选的结果是华夫贼党重新执政，这使英埃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坎坷不平的经历将在1951年的《国际事务概览》中加以讨论。
第三章 英国—伊拉克关系
1941年10月，在伊拉克短命的反英起义失败四个月以后，努里·赛义德。伊拉克政治家中间对英伊联盟最热烈的支持者，接任首相。直到1944年6月初他表面上由于健康的原因辞职前，他一直保持着首相这个职位而未中断过（虽然内阁成员有过几次更动）。在这个对伊拉克说来算是特别长的任职期间（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涯，特别从1933年起，是变化多端的），他曾与英国大使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这个人作为英国在伊拉克的顾问已有长期的经验。主要的几个问题是：维持重要的补给；试图在战时困难中将通货膨胀控制在过得去的限度内；以及关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当中的部族暴动问题。当时由于伊拉克和英国的安全机关的通力合作、时时警惕的新闻检查以及英国地面武装部队从1941年起即驻扎在那里，城镇中的政治狂热被控制在谨慎的限度以内。继承努里的新政府，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44年9月10日），遵循一年之前埃及华夫脱政府所树立的例子。在这个行动的一个星期以前，一张新的日报——《人民报》——在色格达开始出版。
9 月15 日，该报倡议建立一个政党以便为实现伊拉克民族的目标而工作，［它说］因为，如果不是人民参加民族斗争的话，即使盟国以最好的意图作了宣言和诺言，将依然只是纸面上舱诺言。一个月以后，在庆祝俄国革命的周年时，新闻检查便明显地放松了，《人民报》在一篇五栏的文章中宣布：这个革命已为阿拉伯人创造了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若干有力的盟国；如果因为他们的国家弱小，便以为他们必须投靠这一个主人而不投靠另一个主人，这种看法就是错误的了；他们唯一的目标应是把他们自己从所有的主人手下拯救出来；他们并不需要模仿十月革命，而只是要研究这个革命，以便在他们自己的民族斗争中从俄国人民的经验里吸取教益。《联系》月刊赞扬苏联已经放弃了它从沙皇继承下来的在邻国的特权（特别是在波斯），并对在时拉伯人中忘经形成的对苏联的错误看法表示遗憾，（它说），这种看法多半是由于来自英美方面的混淆视听的消息。对于反对政府的众议员们的演说，则给予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广泛的宣传：例如，马哈茂德拉米兹在1945年1月的一个声明，号召取消任何形式的外国控制，在声明中他提众议院，他是要求修改还有十年有效期的1930年英一伊条约的许多人之一。1945年2月10日，《阿拉伯旗帜报》询问道：“伊拉克在和平会议中的前途如何”：
列强正在从事于组织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将来，而伊拉克只希里获得其完整的国家主权，并消除其独立不完整的最后痕迹。
在欧洲战争结束时，具有政治自觉性的少数人的很自然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在此以后不久、哈姆迪·帕沙希首相对一个英国新闻记者概述了伊拉克政府正在与英国大使馆讨论的四点，其中只有一点需要对条约作实际的修订，而其余几点只不过是一种共同安排的事情。
7月初，伊拉克在开罗的公使馆否认了外面流传的关于修改条约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的种种报道，并评论说，当英国同日本还处于战争状态之中时，这未免为时过早。
但是在7月13日，1939年起就提任年幼的费萨尔国王的摄政王的阿密尔·阿卜杜拉在伦敦声明，在他现在访问英国期间，他将商讨使这个条约符合战厉情势的改变办法；某些条款要作更动，但仍保持盟英伊联盟。摄政王和首相在12月的一次谈话中都再度提及——虽然两人讲的重点有所不同——缔结1930年条约时的一项关于伊拉克雇用外国专家应给予英国人优先权利的换文。1946年1月30日，哈姆迪·帕沙希政府辞职，原因是不能满足青年知识分子（受到英国工党在1945年普选中获胜的鼓舞）所提出的取消检查制度和安全条例以及给予组织政党自由的要求，而这个要求是新从美国回来的摄政王在1945年12月的一次演说中公开支持过的。
在二士五天没有政府以后，一个开明的内阁由政界元老陶菲克·苏瓦伊迪组成，他设立一个委员会以研究修英英—伊条约。
4月29日》包括左翼和左翼、大体上是代表青年一代的五个新政党，正式得到承认，并被允许出版报纸和小册子以及在全国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但是，苏瓦伊迪政府很快失宠于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势力，在5月30日被迫辞职，由巴格达市长阿沙德·乌马里领导的一个政府继承，他公开宣称是一个中立者，将举办宪法规定应在明年举行的普选。
然而，当时伊拉克和波斯双方的政治形势变得日益昆张。英美调查委员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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