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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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当时伊拉克和波斯双方的政治形势变得日益昆张。英美调查委员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于5月1日发表时，据说这五个伊拉克政党曾呼呈苏联驻伊拉克公使帮助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6月28日，当三千名工人和学生在巴格达市游行，重新提出这个要求并且要求英国的军队立即从伊拉克撤退时，发生了延续五个小时之久的骚动。政府的回答是提出警告，然后又暂停违法报纸的出版。
　　7月，巴格达共产党人利用了伊拉克石油公司基尔库克油田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住房的一次罢工；这次罢工，同显然是由共产党人策动的英伊石油公司阿巴丹大炼油厂的工人总罢工，恰巧是在同一天发生；当警察局向基尔库克工人射击并杀死五个到八个工人时，政府就招致了更大的民愤。当伊拉克政府同意英国政府派遣印度人的装甲兵旅到巴士拉，以保证阿拉伯河在波斯一侧的英国伊朗油田的安全时，群情激昂，达于顶点。
　　9月4日，内务大臣对巴格达的两家左翼报纸《人民报》和《人民之声报》在基尔库克罢工问题上发表了据说是不正确的报道一事，提出公诉，并下令禁止苏联刊物《新时代》周刊、《苏维埃周刊》、伦敦的《工人日报》、共产党人办的《劳工月刊》和具有类似倾向的若干其他刊物入境。
　　由于乌马里对左翼煽动给予有力的回击，假使即将来临的选举是在乌马里首相的统治下举行的话，那怎样也不可能称这个选举为公正无私的。几乎象巴经成了传统那样，当形势被认为是失去控制的时候，总是努里出来组阁，所以努里（他与土耳其订立的友好条约已于3月29日草签）于1946年11月21日组织了一个新的内阁。他尽力设法使这个内阁具有代表性，在内阁中还包括有经常反对他的团体的成员，其中有国家民主党，虽然后者后来辞职了，因为象在伊拉克这种半部落社会里怎样才能构成自由选举的问题上还有不同的意见。三个小的但是闹哄哄的左翼政党——人民党、民族统一党、民族解放党——抵制了这次选举。虽然塔斯社把这件事宣传为针对伊拉克政治情况的一种反映，实际上在几个小党方面这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行动，因为反正它们连赢得一个席位的希望也是没有的，不管选举是多么的自由。
　　当选的全体议员中，如同通常一样，大部分是非党人士（这次为全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同时，在1947年1月，警察逮捕了地下的伊拉克共产党、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联盟”以及其“同路人”民族解放党的领导成员，并搜获了大量的暴露内情的文件。
　　5月底，努里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草案提交议会批准的时机终于成熟了。草案受到左翼人民党和民族统一党报纸的猛烈攻击，这些报纸宣称伊位克正在被人将它和一个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束缚在一块，而且把这个条约描绘为英国企图暗中损害阿拉伯国家联盟；议会中反对政府的人则谴责这个条约是酝酿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计划的一部分，要伊拉克承担支援土耳其，如果土耳其发现它自己与叙利亚、苏联、保加利亚或希腊交战的话。被这些攻击所激怒的政府，对人民党和民族统一党领导人提出刑事诉讼。
　　6月24日，一直在审判1月份所逮捕的共产党人的法庭，判决被控告的十个人各十五年徒刑，对三名党派领袖判决死刑7月14日，改判为终身监禁。
　　依照1945年英美财政协定规定，所有新获得的英镑得以兑换其他通货，而伊拉克作为英镑区域的一个成员，在截至1947年7月15日为止的两年半里，从英国的拨款中，获得了总数约为九百万零七千四百英镑的外汇。
　　关于伊拉克所持有的英镑结余的前途的谈判结余，是英国战时支出所造成的后果，估计在六千万英镑和七千五百万英镑之间），已于1947年3月5日由英国财政部驻巴格达的威尔弗雷德·伊迪爵士开始进行，并于6月18日由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法迪勒·贾马里为首的伊拉克代表团在伦敦继续下去。他的政府急于要获得最大可能数量的自由通货，以便按照一个英国人任主席的水利发展委员会最近所推荐的方针发展农田灌溉。经过长期的谈判以后，于8且13月签订了一个协定。按照该协定，英国应立即付出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二百万可兑换的英镑，并在五年的期间增付一千五百万此种英镑。
　　《泰晤士报》在《市中心札记》栏中评论道（8月21日）鉴于我国目前所处的外汇地位，从表面判断起来，这笔开支简直是吉诃德式的慷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是。。假使英国不抛出大量的款项的话，伊拉克就会面临一场经济危机。。。有许多理由都说明，在伊拉克发生一场危机那可是讨厌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其中理由之一是伊拉克政府正在遭受着反对党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另一个理由是修改英一伊条约的谈判终于即将开始，萨和赫·贾卜尔在4月10日曾说过这是他的政策的基础。1941年起驻扎在伊拉克的英国军队，到10月26日已经撤退完毕，只有两个小的空军支队现在还留在哈巴尼亚和舒艾巴基地，因为它们在和平时期的驻扎是由1930年条约所规定的，到了1948年1月6日的时候，通过外交途径所进行的谈判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因此萨利赫·贾卜尔、努里和国防木臣（沙基尔·瓦迪）偕同无党派人士陶菲克·苏瓦伊迪到达伦敦来结束这场谈判，而法迪勒·贾马里从联合国大会回家途中到达伦敦也已有三个星期了。
　　同月10日，当萨利赫·贾卜尔和英国外交大臣草签一个新的条约草案时，代理首相贾马勒·巴班在巴格达发表一个声明，说英国已同意伊拉克的“民族要求”，放弃英国对国有铁路和巴士拉港的部分控制，并交还两个条约基地；对此，“议会制宪阵线”，即民族主义反对派各政党的一个暂时联盟回答说：“新旧条约基本上是相同的，特别是在有关防务事宜、军事指导和训练伊拉克军队方面的英伊合作上——那可是全国反对的。”因为伊拉克的一些政治家正在访问英国的海军设施，而贝文又在怀特岛休养，新的条约就在1月15日在朴次茅斯签订，签字后两个代表团登上英王陛下的“胜利”号军舰，一起进餐以庆祝这次仪式。“胜利”号军舰“是在一次老早以前的保卫自由、反对侵略的战争中就赢得了它的不朽的声誉的”。
　　新的条约建议继续1930年条约所建立的英一伊联盟，并重申任何一方都不得采用不符合这个联盟的外交政策。正如在流产了的1946年英国一埃及谈判中一样，英国政府谋求使过个联盟显出几分平等的模样，其方法是建议立即成立一个英伊联合防务部来代替英国军事使团。这个联合防务部规定由来自两国政府的同等数目的胜任称职的军事代表人员组成，其职能将包括：
　　（一）制订符合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协商一致的各种方案；
　　（二）如果遭受战争威胁，立即进行磋商；
　　（三）双方应协调其措施，以便任何一方的军从均能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四）就训练伊拉克武装部队并供应其装备问题进行磋商；
　　（五）就联合空军训练演习事宜作出安排。
　　在任何一方面临战争或战争的威胁时，伊拉克得请英国派遣必要的各种兵种的武装部队进入伊拉克，并须提供一切便利和协助，包括使用伊拉克国内的各项交通路线和工具。英国皇家空军现役部队将可继续自由进入哈巴尼亚和舒艾巴两个航空基地，直到和平条约已对一切前敌对国生效而盟国武装部队亦已从这些国家的领土上撤退时为止；此后，伊拉克也可根据当时出现的情，按照联合防务部的建议，邀请英国皇家空军部队使用这两个基地。英国将提供技术人员、设施和装备，以便使这两个基地，不论战时或平时，都保持必要的作战效能水平。伊拉克将继续从英国臣民中挑选其外国的军事教练，并派遣其人员到英联邦内的机构接受高级军事训练，但如所需要的训练无法在英联邦内取得时，亦不排斥派遣其人员到其他地方。伊拉克部队的武装基本装备，将继续采用英国式样。
　　1930年条约关于允许英国舰队访问阿拉伯河的条款仍旧保持。条约有效期是二十年，在十五年以后任何一方可以要求修改条约，这种修改是为了准备继续联盟和合作。在附加于条约之后的双方换文中，英国政府承担提供专家或技术上熟练的官员去帮助伊拉克进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庞大计划。在签字仪式中，贝文说，这个条约“是一系列新的条约的开端，它巩固并表达了这个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友谊。大不列颠珍视这种友谊，他深信阿拉伯世界也是同样地尊重它的”。萨利赫·贾卜尔则因答说：他们正在签订一个条约，这个条约表达了他们作为自由来平等的盟国和朋友来生活的共同愿望和决心。条约把他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置于一个新的坚固结实的基础上。这个条约将帮助他们为国际和平和繁荣而一起工作。然而海外的评论却不是那么有利的。《世界报》（1月17日）评论说：“文字是改动了，精神是原封不动。”《印度教徙报》评论说，除了英国对民族主义情绪作了某些让步以外，新旧条约并无差别，而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两国将如过去一样紧密地束缚在一起。我们没有从新条约中看到有什么革新的东西足以使我们意识到它是中东防务系统的典范或基石。伊拉克软弱地位，不仅在防务安排上，而且在外国人继续垄断石油上，都是明显的。一个在联合国保障卞发生作用的真正的中东区域何制，只有当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独立得到保证的时候才能到来。巴格达温和派的报纸，“虽然对联合防务计划并不热心”，可是也指出，鉴于苏联在中东的压力，取得一个大国的援助是必要的，因此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可能做到的差强人意的办法而接受这个计划。
　　支持政府的报纸迟迟不作评论；但独立党（它被英国观察家们描绘为毫无疑问在为精神上，可能也是在实际上，是1941年起义中达到顶点的拉希德·阿里领导的亲纳粹运动的子孙，现在也被日渐激烈起来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激动起来了），自然而然地出来强烈反对这个条约。反对党自由民主党和国家民主党，则抱怨1947年选举没有代表人民的真正的意见，也宣布它们将不接受本唇政府所签订的任何条约。共产党依旧在地下继续活动。由于这些力量的煽动，从1月3日起巴格达几乎每天部有抗议谈判的示威。
　　这个条约在16日报上发表以后，各木学的学丰们宣布总罢课三天。20日和21日，警察和六千名左右的骚乱者发年了冲突，骚乱者向英美办公处所掷石或纵火，并且光靠着人多势大，就把警察对他们的最初几次弹压都顶回去了。
　　据报道，有七个警察和四个平民被杀，几百个人受伤。21日晚，摄政王召集未去英国的内阁成员和其他政治领袖开会，其中包括有几名前首相、争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和各政党的代表。一个公报中说：他们已一致决定，在朴次茅斯所签订的英伊条约未能实现国家的愿望，也不是巩固两国友好关系的有益的工具。由于大臣会议未同意批准这个条约，因此摄政王向伊拉克人民许诺，对于凡不确保国家权利和民族愿望的条约均将不予批准。萨利赫·贾卜尔于次日在英国发表了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说：“在我们回到伊拉克的时候，我们将对议会和人民说明新的条约的意图，我们深信人们会发现在这个条约中本国的民族愿望是完全被实现了的，而本国的绝大多数的人民是会支持它的。”那天下午，贝文在下院中说道：“巴格达一定有些误解，但是我们相信在伊拉克代表们回去的时候应该能够消除这种误解。”然而，相反，在萨利赫·贾卜尔于26日回到巴格达以后，示威以加倍的忿怒爆发了。据报道，次日约有三十个人在这次与警察的巷战中被杀，三百个人受伤。象过去常常在中东发生的那样，当管家不得不严惩这些不受约束的政治示咸的群众的暴行时，政客们却把他们抛弃不顾了：司法大臣、众议院议长和约有三十个众议员都辞职了。
　　27日晚，摄政王宣告萨利赫·贾卜尔内阁辞职，并广播了一个呼吁，要求人们遵守秩序，把这个国家从流血中拯救出来。
　　28日，十万人参加了在示威中被杀的十五名学生的葬礼：政教界领袖走在六英里长的游行队伍前面，棺柩上覆盖着大旗，上有用牺牲者的鲜血写的大字。成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剑、刀和手枪，举着旗帜，上面写着“为自由和独立而牺牲的人们”、“你们牺牲，是为了伊拉克人民得以生存”、“我们要萨利赫·贾卜尔、努里·赛义德和他们的走狗们的脑袋”等口号。示威者重新在城中穿过。。赞扬摄政王在“反对叛徒们和帝国主义的奴才们中所表现的智慧”。晚报上的标题写着：“三十年的奴役三天就被摧毁了”，“我们的鲜血洗掉了叛徒萨利赫·贾卜尔的签字”。
　　前首相溜到希拉省，在那里他作为什叶派的一员，获得有势力的部族的支持，而一个“著名的四平八稳”的内阁上了台，以迁就示威者和恢复几分表面秩序作为它的基本任务。对这次使示威者遭受死伤负有责任的警察官员受到了惩罚。而在一个时期中听任示威者对政府施展民族主义的压力而不加干涉。
　　群众愤怒反对这个条约的缘故之一，是进行谈判的方式。萨利赫·贾卜尔“天生具有强烈保守秘密的气质”，后来他承认，他下过训令，吩咐关于条约的阿拉伯文译本必须要等他从伦敦回来以后才公布，以便使他有机会向议会和全国清楚地提出这个条约。他显然未曾估计到这些条款会被非官方泄露出去，也没有意料到在他任职：将近一年之后他会失去摄政王、军队和都市居民的信任到如此程度。军队反对他干涉奉派到英国去采购军备和运输工具的委员会，而都市居民正遭受着面包匮乏的极端困苦，那是由歉收和富有地主出口小麦两者一起造成的恶果。尽管摄政王在1947年12月月底时已经对国内的一般情势感到惶惶不安，但他对于随着条约公布而来的群众不满的示威则几乎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几乎巴格达的每一个政客都参加了这次示威。由于对萨利赫·贾卜尔的恶意，独立党的强硬分子们带头示威，而共产党人的作用则由于去年所受的压制，已大为减弱。在英国方面，大使弗朗西斯·斯通休尔一伯德爵士在阿拉伯世界曾有长期经验，但他已于7月因重病被迫离去，因而谈判的事也就不复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然而，民族主义反对派对拟议中的修改英伊联盟所采取胁激烈行动，并未如某些新闻记者所预期的那样，使伊拉克永久地后退到一种突然而来的孤立状态。相反，1948年阿拉伯军队在同以色列战争中的失败，似乎已使巴格达的起作用的决策者感到，回到一种较为稳健的计划是有利的。1949年1月，政界元老努里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除了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这一短短时期以外，他继续控制伊拉克的政策达三年之久。没有试图重新谈判修改对英联盟的问题；但是尽管反对派的策略是不断干扰，政府还是能对一个水利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予以研究，并据以采取措施。这个委员会受命成立于1946年，由印度工程事务部的一名前官员F·F·黑格领导，其任务是调查国内抗洪、蓄水、灌溉以及排水等方面的需要。
　　1950年，陶菲克·苏瓦伊迪政府设立了一个发展委员会，共有六个执行委员，他们的任命有意识地是非政治性的。尽管反对派对雇用非伊拉克人提出批评，位英一埃苏丹政府前财政秘书还是被任命为负责财政经济事务的委员兼秘书长，同时也任命了一位美国灌溉专家，这两人在一个伊拉克人担任的副主席领导下工作，其他三个委员则都是伊拉克人。除了一个估计费用约为八千八百万英镑的长期发展计划以外，黑格委员会还提出了一个估计费用约为二千万英镑的抗洪、灌溉和发展的计划。通向地中海岸的巴尼亚斯的新输油管完成的时候，人们期望：由于伊拉克石油公司扩大生产而获得的石油产地使用费的收入增加，将能为这个计划提供资金：国际复兴发展银行于1950年6月给予一笔一千二百八十万美元的贷款，以便偿付建设一个大水库所需的外汇开支。大水库修建在底格里斯河中游以西一个叫做瓦迪萨尔萨尔的干旱的溪谷里，以防止洪水和日后进行灌溉为目的。
　　第四章　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统治
　　第一节　背景，1931—1945　年
　　塞浦路斯人的起源不明，他们的历史也是旁人的历史；然而塞浦路斯人的心却都向往着那位从未生养过他们的希腊母亲，向往着那个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布猎历史。。。从性格和外表上来看，他们和一水之隔的长得颇为结实的安纳托利亚人倒有着更多共同之处。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希腊人最初来到塞浦路斯等某些部分开拓殖民地时，他们所遇到的一种当地居民，就很可能是属于小亚细亚的种族的。但是，自从拜占庭统治之日起，塞浦路斯人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都成为和希腊人一模一样了。
　　在帝国崩溃以后，他们并未试图去抵抗拉丁族人和穆斯林的征服。然而，他们的征服者却从未能同化他们。表面上他们接受了外来人的统治，不过骨子里一种顽强的希腊人意识却依然保存了下来。
　　塞浦路斯百分之八十的居民的代言人说道，要在政治上和现代希腊国家合并（意诺西斯）的要求，这百分之八十的居民都讲希腊语，并且都隶属于正教会和使徒教会。英国政府根据1878年与奥斯曼帝国所达成的协议，占领了塞浦路斯，它一直不愿满足这个合并的要求；这首先是出于英帝国的战略理由，其次是考虑到了总计居民百分之十九的操土耳其语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对。操希腊语的多数民族在政治上的不满，在1931年1O月的骚动中表现出来了。在这次事件中，总督府曾被烧个精光。以后所颁布的政府法令，取消了塞浦路斯的立法会议，废除了区和市政会议的民选，取缔了所有的俱乐部和社团组织，规定不经官方允许，不得自行悬挂旗帜，还规定除非有当地特派员的批准，不得擅自举行五人以上的集会，对报刊和电影也实施了检查制度。总督兼驻军司令在行政会议的襄助下进行着官僚式的统治。
　　该行政会议有四名官员，还有两名非官方的成员：“一名是穆斯林，另一名是非穆斯林”，也就是希腊人。另外，自从1933年起，在岛上就有着由总督所任命的四名官员和十名非官员所组成的谘询会议，根据官方宣告，该会议“并无立法之权，只供政府在立法方面与其他措施方面的谘询！它发挥一种作为沟通手段的作用，凡品格与学识均堪胜任的人士，可以通过它对政府就殖民地诸事务提供正式意见。”尽管由于岛上降雨量和水的供应时有不足，农村中尚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与负债现象，然而据1939年的报告说，该岛“并非是不繁荣的。1929年，即世界经济危机发生之前一年，政府的收入达到七十五万七千英镑，在1938年上升为一百零二万英镑；这些年度即使称不上飞跃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说是稳步向前迈进的。1937年底，工会运动开始兴起，其结果是工时有所减少，工资也有所增加。
　　尽管如此，这些物质上的好处，却一点也没有安抚住塞浦路斯人中占多数的希腊族内那部分政治上有觉悟的人。他们所以感到不满，是由于他们至今仍未得到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他们的希腊同胞在希腊自1829年以来即已享有；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亦已逐渐为毗邻的中东各国人民所享有，而其中有些国家的人民过去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曾经远远不及塞浦路斯人民。他们的一位代言人认为：自1931年起在塞浦路斯建立起来的“英国独裁”，甚至比希腊的最厉害的梅塔克萨斯独裁还要坏几分。他承认，1937年在伦敦组成的“争取塞浦路斯自治委员会”（伦敦是“唯一的能提出有关塞浦路斯政治问题而元须担心受迫害的地方”），通过它在英国报刊上和议会里宣传这些政治问题，成功地吸引大家来注意英国统治的几个“最令人憎恶的方面”，从而促使“压制有所缓和”。不过，他仍然抱怨说，英国殖民部对该委员会于1939年提出的一份表达了两百个塞浦路斯个人和团体的“基本宪法要求的文件以”，竟然“漠然无动于衷”。反对这种观点的，有1933年到1939年担任过总督一职的里奇蒙·帕尔默爵士，他曾在议院质询中对塞浦路斯要求政治自由并与希腊合并一事的严重性，提出了疑问。
　　1939年7月5日，在下院回答一系列的批评性口头质询时，英国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也表示了类似的怀疑，他说：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