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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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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占渖虾褪奔渖献饕蝗缡档耐甘印Ｕ饫锵炔惶缸魑砉司幼〉氐乃斩恚�1939年那时内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有益地提醒自己，从外部看来它是个什么样子。由于苏联在三年后抗击共同敌人的战斗中英勇卓绝，西方早先对苏俄的看法先是模糊了，然后便遗忘了——忘记得如此一干二净，以致在赢得胜利的时候，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同西方各优良贤明政府的民主观念直接相反的面貌暴露无疑的时候，以及在重新制订的苏联对外政策被看出其动机是无比自私、其方式方法又赤裸裸地蛮不讲理的时候，这些现象却都被当作新发现而愕然凝视。
事实上，这不过是再一次发现罢了。西欧各国的人民和政府在1949年须得再一次认识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某些事情。其实在1939年都是知道的。比方说，他们在1939年就知道，这个政权是部分地建立在此种或彼种奴役制基础之上的；他们又知道，在这块辽阔的苏联国土上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仅仅不久前这种不满就受到一场恐怖的惩罚，毁灭了无数的最能干的军人和官员；他们也知道，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府，它要向各地资产阶级社会宣战；他们虽然也许怀疑斯大林政权实际上是否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他们又知道这个政权仍然是以马克思历史观为指导的，他们得考虑它的行动，其中就包括保持并鼓励共产国际。这些都是当时在道义、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事实，在张伯伦看来，这些事实使苏联作为一个未来的盟邦是不受欢迎的、不可靠的、可能还是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当然也知道这些事实：他特别注意使用奴役制于国内这一事实；其他事实则为他处理清算欧洲问题提供了条件。
当然，张伯伦政府的态度并不象上面所说的那么鲜明和清楚。上述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只是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凶暴的革命者，就抓住这些事实，燃起了一股不合理的深恶痛恨的怒火。张伯伦政府从来也没有反躬自问，当代俄国的各种邪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西方国家的过去行为，而一项比较和解的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动摇克里姆林宫的教条式的猜疑。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知道。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保守党领袖们在一个不会卷入任何风险的时代，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实验去寻求这些答案，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渎职。事实就是那样，他们不但没有尝试恢复友好关系的实践；他们的许多行动而且还确实是冒犯了俄国的新政权。即使英国的干涉以及其后的对苏冷落和联合抵制不曾引起苏联对英国的敌视，那末在俄国人看来，这些至少证实了他们的敌视是合情合理的。加之，无可否认的是，苏联政府是在一大片废墟的国土上艰苦地进行复兴和工业化工作的，他们的极度紧张由于缺乏同英国和西方的正常经济关系而又增加百倍。来自此种极度紧张的就是各种恐怖——突然袭击式的农民集体化、同“异端分子”的残酷斗争、大清洗，以及同这一切密切有关的强制劳动的推行。如果需要，最后所确认的信条，也来自此种极度紧张，即共产主义的俄国同其余的世界是根本敌对的。
前面已经说过，确实无法断定的是：如果西方大国把苏俄革命年代的过火行为忘却，无保留地将它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对待，斯大林的统治究竟会温和多少。无法说：不断地向它表示和好是否会使俄国的领袖们违背他们自己的学说而相信他们已毋须害怕再有来自西方的干涉。无法说：如果英法按照一项为期颇短的政策行事，认真对待李维诺夫提出的集体安全方案，世界的命运是否会是另一个样子，俄国是否会相信确实可以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其所以无从说起，乃是因为这一切都从未有人尝试过。不管是好是坏，却从来没有给俄国一个机会，让它抛弃教条主义的镣铐；相反，它倒是比以前被铐得更紧了。西方大国所干的每一件事——以慕尼黑协定为尤甚——都向俄国人证实了他们对前途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
因此，在1938年，苏联领导人就相当肯定地认为张伯伦会和希特勒缔结某种条约；那年秋天张伯伦果真这样干了，这就生动地证实了俄国领导人的预见，他们就更加用这种观点看待整个局势了。但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苏联政府显然还没有最后地、一致地接受这种观点。在希特勒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英国政府对待这一横暴行动所持的态度可以通过一些（不是本章涉及范围的）事件看清以前——克里姆林宫似乎还抱有某些希望，以为英国的自身利益会起作用，或者也许是英国的左派会起作用，尽管为时较晚，亦终会根据俄国人自己已在极力主张的路线同意搞集体安全。无论如何，在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前夕，李维诺夫还在主管外交人民委员部，六个星期以后，到5月3日莫洛托夫接任时他才离职。尽管缺乏真凭实据，就苏联方面而言，这个日子必须被看作是英苏关系的转折点。李维诺夫主张集体安全，而且看来在探求集体安全一事上他得到了非同一般的放手处置的权力。人们只能假定，只要他不下台，克里姆林宫的某些分子就不会放弃制止希特勒的希望。这就是3月15日前夕的情势。
根据1936年12月5日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新宪法，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院和民族院两院组成。最高苏维埃一般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是国家的唯一立法机关；在它休会期间通过的法令经其批准即成为法律。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它负责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解释现行法律、颁布法令，并有权撤销全联盟人民委员会和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后均称部长会议）同法律相抵触的决定和命令。它任命武装部队高级指挥人员，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有权宣战和宣布总动员或局部动员。它有权批准和废除苏联缔结的国际条约，任免苏联驻外外交代表。但最高执行和行政管理机关是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对最高苏维埃负责，在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则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
苏维埃国家的宪法徒有其表（连表面的民主也不完全），真正的独裁权力是由全俄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会掌握的。根据党章，“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一般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事实上，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于1934年，八大召开于1939年）。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一切工作均由中央委员会领导，中央委员会还指导中央苏维埃和各政府机关的工作。中央委员会“组织”党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因此，从法律意义上说，苏维埃国家中的这三个权力最大的机构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关。
政治局决定党的政策，也就是说，决定苏联的政策，因为党决定的政策是交给人民委员会去执行的。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并不固定，但一般是十二名左右。政治局的大多数委员据有政府关键部门的部长职务，同时各人分别负责几个次要的部。因此，他们就是以这种职位去执行他们在自己的秘密会议上决定下来的政策的。有几位知名的政治局委员在大清洗中消失了，但这个最强大的机构的核心，在1939年的时候是同1934年一样的。它的统治是一个专制统治者的委员会施行的暴政，斯大林在这些专制统治者中最有权势，但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斯大林不是一个一触即发的独裁者，不能凭自己的直感行事，这一点在苏联的公开政策中是有所反映的，所以才有必要描述一下苏联如何进行内部治理。如果有朝一日有人写出一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最初二十年秘史，有一件事肯定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即每一项看来显然是突如其来的决定，背后却都花费了大量的唇舌。我们现在只能想象，这个国家的最高集体的表情严肃的成员们，为了要对各加盟国代表们的愿望、动机和目的得出正确的解释，而那些国家则是他们未曾见过的，那里的社会体制也是他们不理解的，他们耐着性子力争做到，还求助于他们的非宗教的《圣经》，乃至通宵地哓哓不休。
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1月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有两个主要目标：拯救俄国和拯救世界。最初，拯救俄国是从属于拯救世界的。但重点确实很快便改变了。首先，十月革命的胜利比列宁本人预料的更快、更全面、更持久得多。其次，新政权受到了同俄国“白军”结成联盟的西方大国从外部的猛烈进攻。第三，俄国境外的共产党人遭到惨败。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很早的阶段，就迫使新生苏维埃国家采取守势了，而且使它还要继续采取守势。为此目的，就得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框内设计出一整套新战略。广义地说，在那时以前，马克思主义路线一直是无产可共的人们永远采取攻势的路线。突然间，世界上一支最成功和最虔诚的马克思主义队伍发现自己也有了许多要谨防丢失的东西了；被遗弃者第一次跟大地有了利害关系，犹如富农一样；有了需要保卫的基地，又象皇帝一样。这个基地当时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猛烈进攻。即使在西方大国停止试图从正面进攻以推翻俄国新政权之后，它们也仍然力图困死俄国。可是，如果俄国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复兴并实现工业化，布尔什维克就需要取得西方大国的帮助。要把亡命之徒的不负责任的寻衅同可敬的社会成员的谨慎和清醒协调一致，这也许就构成了长期斗争。长期斗争是造成紧张的主要因素，成了人们可以在苏俄内外政策中经常看到的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成了苏俄的许多叫人难以理解的现象的内在原因。这些令人难解之处是不容易用俄国人的心理、俄国人的生活环境以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解释得清楚的。
这场斗争的最初结果，是在列宁于1924年1月逝世后几个月内便爆发的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争吵（这是出于个人原因迟早总要爆发的），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分裂。1930年底，斯大林在抛弃了李可夫和布哈林以后任命莫洛托夫为主席，作一个团结的中央委员会的指定代言人，这时的报刊和党的记录才对调和两个极端派的斗争情况有所透露。这两个极端之一是煽动世界革命而放弃苏联的复兴和发展，另一则是放弃世界革命而强化苏联的力量。但从1931年起，这场斗争再也不公开进行了。斗争转入地下，而且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说转入了地下。从第一种也是比较明显的意义上说，凡是不同意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的人（其中包括大多数的老布尔什维克）都被驱使在他们自己一伙人之间施展阴谋诡计，因而再也不能站出来说话了。从第二种也是更为有趣得多的意义上说，政府内部——实际上是政治局内部——两种观点之间的斗争是用“一致”的伪装掩盖世人耳目的，从中唯一可以窥见苏联领导人心思的便是他们政策不断在走着“Z”字形的路线。
人们通常都认为，托洛茨基主张世界革命，斯大林则主张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但这是最会导致误解的过分简单化的看法。凡是布尔什维克都是主张世界革命的，而且他们都懂得必须把苏联办成一家营业发达的商行。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争吵仅仅是这场冲突的一个次要方面，真正的冲突是侧重点问题。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经常要重复发生。每一位党中央委虽每天都会有新的思想斗争。这是一条九头蛇，一个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大难题。分裂、争吵、阴谋，已经断送了多少人的性命，但不是为了目的问题造成的，而是为了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切并没有因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分手而告结束。也没有因执政的政府于1931年转入长期的秘密会议而告结束。这些争吵、分裂、阴谋继续发生着。这是必然会继续发生的，因为争论的问题关乎一个进退两难的僵局。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建成和世界革命、保卫并巩固基地和渗入敌方阵营，都从来就不是互相排斥的两码事。绝对的对立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就容易决定遵循哪一种方针了。事实上，他们的困难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他们被迫同时奉行两种方针，当他们试图平衡天天出现的不协调的时候，在侧重点问题上便发生了争吵。斯大林之所以占有优越地位，首先在于他的性格既有极度灵活性的一面，又有极度坚定性的一面，这是两种很少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的品质，而当时俄国局势最最需要的正是这两种兼而有之的品质。单有坚定性是不够的，所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垮台了。单有灵活性也不够，所以李可夫和加米涅夫也垮台了。而斯大林保全了，他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帮子人，这些人较之任何老布尔什维克（除列宁是唯一例外）都更接近于马克思理想中的政治人物。但这场起初对外暴露的公开对抗斗争仍然在紧闭着的门背后继续着。在组成苏联政府的十几个人中，时而是这位，时而是那位成了这些冲突意见的代言人，例如对农民应该抚慰呢还是要高压这样一些国内事务，又使冲突意见复杂化了，因此这场斗争在1939年5月3日以前还是苏联政策幕后的具有爆炸性的火药。这就是说，它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夕还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现在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直到政治局放弃谋求集体安全的那一刻之前，它希望的是什么，它又为什么抱这样的希望；为了求得答案，我们就得看一下在苏联政策的两个极端所涉及的问题，并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又怎样影响着苏联面对世界、特别是面对德国时所处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的最初日子是一个少数派政党，人民对它怀疑，实际上帮助实现三月革命的那些革命者全都憎恨它；到了俄国群众在列宁的领导下战胜了外国的干涉并赢得了内战胜利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地位才比较稳固了，并有契卡和新红军对它严加守护。尽管如此，它展望前景是够凄凉的。布尔什维克新政府为之献身拯救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国土，其主要特征是民生凋蔽、经济崩溃。因此，如果列宁的政府，或者任何其他中央政府，要想生存下去的话，就得让人民休养生息，并恢复某种经济运转。列宁，这位新时代的人物，立即而且是闹剧性地发现，在他和他自己指定的终个事业之间有着一个日形重大的长期未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自新俄罗斯国家十五世纪从鞑靼人手里获得解放以来就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即在一块由一个中心难以有效控制的过于广大和过于原始的土地上，怎样设置一个中央政府。而那里的居民又顽固又散漫，除非有一个中央政府便无他法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一句话，那就是怎样在不利于建立国家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国家。而且，列宁的任务较之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更加艰巨，因为他得把他那个奇怪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工具。这正是他的信仰的本质所要求的。
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愿列宁在天之灵安息，我们但愿连列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情况的全部含义），他决定暂时让农民安静地耕作他们新获得的土地，然后首先争取俄国境内工商业家的合作，其次争取外部世界各国政府的合作，以便通过贸易、工业企业和贷款等形式从他们那里取得物资援助。因此就产生了新经济政策，这件事使许多真诚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痛心疾首，也使他们的全世界敌人过早地高兴了一阵。从国内说，全局形势的关键在于农民的态度。农民仍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刚刚摆脱了农奴状态，因饥荒和战争而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对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取决于他们）之所以感兴趣，只是由于他们认为革命意味着结束战争并把土地分配给他们。他们支持列宁，因为列宁答应把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他并且遵守诺言；可是列宁为了结束战争而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却让出了一大片俄国的粮仓，至于让农民取得土地这件事，他也完全知道，要不了多久他还得把土地归并给国家。由于打败了德国，俄国在乌克兰的地位已得到改善；但和约在原来沙皇之鹰翱翔的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独立国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芬兰，因而把俄国人多少世纪来含辛茹苦、耐心等待而求得的波罗的海海岸线又从俄国人手里夺走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大片操俄语的地区又让给了波兰人。这些西部土地在俄国人看来是苏联不可分割的国土，因此收复这部分土地不能说是他们对外政策的一项，倒可以说是他们保卫基地方案的组成部分。由波兰人拥有这些土地，意味着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敌对继续处于恶化状态，并成为波兰人对希特勒德国采取暖昧态度的主要原因，不然的话，波兰人可以无所顾虑地用冷静的头脑处理对德问题而不至于三心二意了。因此，波兰和俄国于1921年3月18日签订的里加条约很可能让希特勒获得了人们当时还梦想不到的特殊利益。这一条约的不幸后果成了希特勒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凭着这张王牌，他施展花招的自由就大大增加，而且一直施展到1939年3月15日，从而导致反纳粹国家陷于毁灭性的混乱，它们企图拼凑一个有效的联合不但为时已晚，而且徒成笑柄。当希特勒于1939年8月23日最终打出这张王牌时，险些儿让他赢得了对全世界的统治。
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苏联政府非但谈不上收复失地，而且显然正在陷入困境，连他们已拥有的都难以保全。在高加索和仍由苏联保留的乌克兰部分都在闹脱离主义运动，然而全联盟的恢复恰恰首先有赖于巴库油田以及苏联乌克兰的领土与矿产。农民们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土地。
可以想象，这对任何政府都是难以对付的，哪怕它的基础非常稳固。然而作为救命稻草，布尔什维克还要以传播全世界革命为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此事由季诺维也夫专门负责。他和一切部门的优秀首脑一样，把他主管部门的事务——即共产国际——凌驾于一切其他考虑之上。他寄最大希望于德国，其时德国仍处于战败带来的第一阵冲击的苦海中，显得蕴藏着许多在卡尔·马克思看来是一场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大体说来，这就是列宁假使不在1924年去世就得由他解决的局面。斯大林出于他自己最清楚的理由，竭力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这么一来赢得的却并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们给他以应得的感激，而是敌视。斯大林根据他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建成的说法，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宣称他的认识是，在未来的一个无限时期内，俄国所需要的是又一个伊凡雷帝，又——个彼得大帝。即使在苏联，要建成能使人信服的自命的社会主义，也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于是新经济政策仍在执行，要到1928年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夕才废除。与此同时，无论从意识形态或实践观点出发，当务之急是产生一个无产阶级。
那个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所不可缺少的伴当当时在俄国尚不存在，因此就无法“专政”。加之，没有它，俄国就实现不了工业化，也就不能同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进行不可避免的战争。为了产生这样一个具有双重目的的无产阶级，就得使数以百万计的不识字的农民离开土地，教他们识字并使用机器。为了养活这一批人，其余的农民就得生产出按人口平均计算更多的食物。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用现代耕作法来取代古老的带状耕作。这意味着机械化和集体化。而这又意味着事实上要向农民宣战——也就是说，向那些多少革命志士为之受苦捐躯的俄国被压迫民众宣战。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预见到有此必要，是无法知道的。只能肯定地说，列宁预见到的是一个大概的轮廓；面对这个问题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比较详细一些。斯大林这时主要关心的是要把比较年轻的人集结在他的周围。这些年轻人能够按照斯大林的看法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准备按照他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开除了李可夫和布哈林这两个怀有人道主义心肠的人以后，那时当政的政府于1931年便同人民对立了，让新任命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作为他们的公众代言人，也就是当一种潜在的人质或替罪羊。此后八年，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为的是要把农民变成技工，并在崭新的重工业基础上建立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为此，几乎牺牲了一切。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利润动机这幽灵被允许再度在苏联的街头踯躅，但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又不存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始于1928年，其任务是“恢复被战争和革命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并沿着不断提高工业化程度的路线进行重建工作”。
农业集体化开始于1929年。到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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