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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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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报告说，“在3月的下半月中曾有过两次自由市的体制似乎陷入危险之中”。第一次，威胁似乎是来自第三帝国：12…13日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卡尔·伯克哈特从日内瓦去但泽的途中在柏林下了车，并从那里的德国朋友处接到警告，要他“在自由市只停留极短的时间以免使自己陷入极其严重的烦扰”。不仅如此，法国领事自己还听说从2月底起每天有德国军火从埃尔平运往但泽的警察营房，和东普鲁士的德国军官于3月13…14日沿着埃尔平…但泽公路和“可能的战场”一带进行侦察。不过，波兰的部队和战争物资在17日到25日期间也已运到领土的边界。据德拉图内尔的估计，到了25日这个时候，“不管第三帝国是把行动推迟得太久了，还是它只是想在得到华沙的同意后才行动，从今以后德国军队要不战而进入但泽是不可能的了。”
第二次，是因但泽国社党徒们的活动而引起了人们的不安：
后来（德拉图内尔继续说）当地的民兵们被这种毫无效果的等待激怒了，就决定组织一次起事。预定于3月29日正午发动起事。在前一晚举行了一次演习……冲锋队和党卫队表演了占领各公共建筑物。他们希望给第三帝国和波兰以一个既成事实。并宣布，在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的情况下，同德国合并。
可是，起事被但泽参议院议长格赖泽尔挫败了，他明白这将促使境外的波兰军队立即开入，就于28日飞往柏林并说服那里的纳粹总部发出命令绝对禁止任何煽动；他的干预（法国领事补充说）由于当地党的头目、激进分子福斯特尔这时正在医院养病而得到了便利。3月29日，格赖泽尔、伯特歇尔（但泽参议院外事局负责人）和国务秘书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魏茨泽克让这两个但泽人了解了里宾特洛甫同利普斯基谈话的最新情况。在回答他们问的“将来但泽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时，他向他们作了如下的指示：
据我的意见，但泽在处理但泽…波兰问题（例如学生的冲突）时没有理由要对波兰政府表示一种特别迁就的态度，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认为无论如何通过但泽去激怒波兰是不合适的。我想现在可以对波兰实行一种消磨政策，以便使波兰政府更加倾向于我们为某些德波问题所制订的解决办法，其中也包括但泽问题。但泽应继续象过去几星期和几个月那样地行动。
在波兰，那时候，在3月的最后几天，人们预料战争可能随时爆发。到30日，在柏林的大多数大使馆官员和波兰侨民已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遣送回国，领事们“据说已接到命令把档案中的机密文件烧毁”。华沙天天有表示全国团结一致的活动场面：30日总统莫希齐茨基接见各反对党领导人，作出忠诚合作以抵抗侵略的保证，但拒绝在国外避难的政治家们申请回国；新防空公债的认购书在4月5日正式开始前好多天就已大量涌至；报纸则大声鼓吹挑战和全国准备战斗到底。所以，当3月30日驻华沙的英国大使代表他的政府询问，波兰政府是否“反对英国政府保证对明显地威胁波兰独立的任何行动进行抗击，而且这种行动波兰政府也因此认为用它的全国力量来予以抵抗是极端重要的”，贝克会答复说波兰政府完全接受英国的建议，那就一点也不值得惊奇了。
贝克采取这一步骤，对希特勒想保持“一种还过得去的关系”的希望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并且使他在解决他的优先问题方面更接近了一步。然而，总理4月1日（张伯伦于下议院宣布给予波兰临时性的和单方面的保证的第二天）在威廉港发表的演说竟完全没有提到波兰，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实际上，演说既包含他的第一次对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所作的公开辩解，也包括他对西方国家3月18日以来所搞的“包围”进行的第一次针对个人的反击。演说几乎是完全针对英国的；（他说）自从1918年以来英国不错过任何机会来包围、掠夺和反对德国——甚至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也被不公平地解释为是由于它被利用来作为“对德进攻的工具”。至于将来，德国人——希特勒宣称——没有进攻别国人民的任何打算。不过，如果英国和法国盼望今天的德国会对那些依附他人的小国家不加过问，而这些小国的唯一职能却是被人利用来反对德国，这样直到有一天这项职能变成行动，那它们就是把今天的德国错当成战前的德国了。那个宣称他自己准备为这些大国从火中取栗的人必须等着他的手指头被烧坏。
在恫吓地提到了1935年的英德海军条约并声称他打算继续进行武装之后，总理终于停止了不断的攻击英国，只是又转向攻击俄国。他拿“最自然的政治工具”轴心国同“对方组织起来的那些缺乏任何共同性的个体的临时联合”相比较，他嘲笑在“民主主义的英国和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俄国之间”可以有任何真正的利益一致的想法。他热烈祝贺西班牙获得斗争的胜利——这一成就他认为是一个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最后将能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
在以后的几天中，正当希特勒在波罗的海上巡视并视察赫尔戈兰的防御工事，和贝克正在去伦敦的途中时，德国报纸也在忙着解释和评述威廉港的演说，继续抓住英国包围这一主要题目，并且作为对照，仍把法国，甚至（暂时地）把波兰，撇在一旁不去碰它。但是，尽管希特勒公开表演的激怒万分是假装得如何巧妙逼真，私下里官方对英国的给予波兰保证的反应却并不过分地悲观。3月30日毛奇从华沙报告了那一天霍华德·肯纳德爵士向他讲过的话，大意是说“照他的看法，波兰人必定会考虑到但泽的德国特性，并且迟早要得出结论。当然为此造好波兰的舆论是必要的，这一点政府迄今为止是忽略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沙文主义的浪潮一旦……平静下去。”这种说法，毛奇后来于4月4日的另一件电报中写道，“也许能证明下面这一假定是正确的，即由于对边界作出了保证，伦敦正朝着解决最重要的德波分歧这一目标努力。”不管魏茨泽克是否也抱着同样的希望，在4月3日的通函中他指示各驻外使团对张伯伦3月31日的声明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时的语调是冷淡的。他强调它的临时性，并把它归因于“英国政府需要让全世界和国内舆论看到……由外交部在3月18日开始的辛勤外交活动的一次最初成果”。他补充说（这一段话虽然最后从草稿中删去了，但看来仍然是很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理由要对英国的行动采取任何种类的最后态度”；与此同时，德国的外交代表们必须“表现出一副沉着而完全冷淡的态度”，“特别是……无论如何不要去讨论德波关系的目前状况”。毛奇于5日也接到指示，不要“对德国的建议和波兰的反建议作任何进一步的具体讨论。我们必须防止波兰把球扔回给我们，以致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似乎是让波兰的一项建议受到了冷遇。”
最后，国务秘书于6日午后召见了利普斯基。魏茨泽克还没有看到张伯伦那一天要在下院发表的声明的全文，声明将宣布波兰同英国的相互保证。可是利普斯基主动介绍了贝克在伦敦的谈话内容并概述了谈话所依据的一般原则。特别强调，波兰人既不会签署任何违背1934年的波德声明的文件，也不会“参加任何集团”，只是“在某种重新保证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协商。魏茨泽克听了这些话后“只笑了一笑”，在讲了他要利普斯基来听的话之后——这些话即希特勒的提议不会再重复提出，波兰已能作为讨论的基础——表示，“如果报上的关于贝克谈话的报道是确实的话”，那么他不知道“波兰的态度如何仍能同1934年协定的精神相一致”。对利普斯基的以下这样一些声明，魏茨泽克听后也很不以为然：现有的波法条约已被认为是同1934年声明相一致的；波兰军队的集结是在德国采取军事措施后方进行的，是因为德国的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完全是背着我们搞的”，是因为德国采取了设立一个斯洛伐克保护国的办法和向立陶宛提出了一份最后通牒。他写道，“总之，我傲慢而又冷淡地用恰当的论据驳斥了利普斯基的陈述，于是我们就分手了。”
当其时，德国军队最高统帅部已经制订了征服波兰的简略计划大纲。前面曾提到过，希特勒在3月25日已告诉勃劳希契，波兰问题的解决“现在就应着手”；现在，在4月3日，凯特尔发布了“白色行动方案”的第一号指令。指令的开头说，“波兰目前的态度，要求……在军事上开始进行准备，以便在必要时一劳永逸地消除从这个方向来的任何威胁”。不过，凯特尔也煞费苦心地着重指出，这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最后决定：
德国同波兰的关系仍然以避免任何动乱的原则为基础。……重建德国武装部队的伟大目标仍然要根据西方民主国家的对立程度来决定。“白色行动方案”只是这类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预先防备的部分。可是，也绝不可把它看作是同西方对手进行一场军事冲突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但是，在说明了这了限制条件之后，指令又概述了一项计划的一般原则，其目的是要“摧毁波兰的军事力量，并在东方造成一种能满足国防要求的局面”。至于但泽，这自由市应“至迟在战争爆发时就宣告其为德国领土的一部分”。在估计德国政治领袖们所要承担的任务时，那就是在可能范围内孤立波兰，从而把战争只限于波兰一国。指令认为，“法国国内危机的日益发展和英国的因此受到限制，有可能在不太远的将来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至于俄国的干涉，如果它能够进行干涉的话，不能指望这会对波兰有什么用处，因为它将意味着波兰被布尔什维主义所毁灭”。但是这个文件的最阴险的一点是，它给准备工作规定了速度：准备工作的进行必须做到在1939年9月1日后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最高统帅部负责制定一份精确的时间表并协调海陆空三军的行动时间；三军作战计划和详细的时间表务须在5月1日以前送交最高统帅部。
4月11日的一份修正指令声称，“如果出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的政治局面，对但泽自由市的突然占领也许有可能在‘白色行动方案’之外单独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删去了原指令（1938年11月24日）的一句话，那句话是说这样的一次行动将具有一次带革命性质的占领但泽的特点，而不是“一场对波兰的战争”。5月10日和11日由希特勒签署的另外两个指示特别谈到了经济战——“尽可能完整地”俘获波兰的经济设备和迅速占领波兰的上西里西亚和特申边区，是“对战时经济十分重要的”——并且精确地规定了军队作战区域。5月16日雷德尔在一份给各有关海军当局的、关于“白色行动方案”指示的备忘录中甚至指出：“可以预料‘Y钟点’将是清晨很早的一个时间，在太阳升起前三小时。”这样德国的计划工作很早就达到了“非常精确的”阶段。
第三章 悬而未决的一段时间，4月6日…5月23日
英国驻柏林代办于1939年4月6日打电报给伦敦报告说，“希特勒先生现在已去贝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休息，据我得到的消息，他要在那里考虑他今后对波兰的态度。……在他离开柏林之前希特勒先生曾吩咐，波兰问题完全由他自己去处理，报纸，特别是某些地方报纸，应暂时停止攻击波兰。”这些指示，如果确实曾发出的话，一定是来得太迟了，以致未能影响4月7日的德国报纸，这一天它们对波兰的调子突然有了改变。正象诺埃尔在那天向博内报告的，一向持有的那种“谨慎而温和的态度——好象它们怕惊动了它并把它赶到西方国家那一边去”——竟变成了恐吓和威胁：“波兰发现它自己被指控为在一项侵犯德国的政策中变成英国的卫星国；它被警告说，它在冒象其他‘小国’一样成为英国阴谋的第一批牺牲品的风险。”可是，贝克从伦敦回到华沙并没有带回任何确实签署的协定这一事实，甚至现在也还到处在被强调是波兰这把火也许还可以扑灭的一个迹象：
只要波兰还没有为了它的英国新朋友而完全被捆住手脚（4月7日的《法兰克福报》宣称），就仍值得去指出英国目前奉行的政策中所固有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后果，对那些让自己被英国拖住不放的国家，要比对英国自己更加严重得多。
可是，从这以后反波兰的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减退了。4月11日驻柏林的法国代办要他的政府注意“对待华沙的温和语调”和报纸主要是在针对英国发泄它们的怒气这一事实。
在外交方面，形成对照，从此以后就充满了一种极其冷淡和傲慢的气氛。利普斯基不再同里宾特洛甫或魏茨泽克有接触，虽然他除了从4月11到14日曾去华沙作短暂的逗留外，整个4月份都在柏林。于8日离开华沙的毛奇，直到5月6日才返回任所，虽然贝克曾表示要在他向来后立即同他见面。波兰外交部长渴望能平息希特勒的怒气，因此求助于间接的联络途径。
可能是由于贝克的请求，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加芬库于4月7日就已将贝克向他讲过的某些话对德国驻罗马尼亚公使重述了一遍。这些话的大意是，因为“波兰是一个大国，因此不能把自己放在他国的保护之下”；英国单方面的保证必须由一项相互保证协定来代替；由于坚持双边的原则，它没有选择一个集体安全体系，这种集团德国可能会认为是直接针对它的，尤其是它将使波兰的行动同苏联联系在一起。4月16…17日夜间当加芬库路过波兰前往柏林作正式访问时，贝克当然要抓住这一机会在午夜过后不久就登上火车，托他把波兰的处境向德方讲清楚。贝克急于（加芬库于第二天即18日告诉里宾特洛甫说）要使希特勒理解，他没有改变波兰外交政策的方向：同英国的联盟是法波联盟的补充部分，对后者希特勒毕竟从未提出过任何反对。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贝克向驻华沙的各外交代表提供了同样的解释——特别是向意大利、匈牙利和日本的外交使节——这些情况德国代办于4月18日及时地用电报报告了里宾特洛甫。
但是这些试探性的而且必然是迂回曲折的打交道办法没有得到反应。加芬库19日谒见希特勒时代表波兰说了话，但只听到了最不妥协的答复。希特勒特别告诉加芬库说，波兰政府已经成了它自己国内斗争的牺牲品，“不得不对发狂的暴徒们作出让步”。如果它“不能使用刹车的工具，那它就不要感到意外，如果以后它再也不能管理事务的话”。希特勒的提议决不再重复提出，“即使波兰人就这问题来同他接近也罢”。三天后魏茨泽克通知在华沙的使馆人员，毛奇要等希特勒4月28日向国会发表演说之后才回去；同时他再一次指示他们要“保持完全沉默直到另有通知”，这不仅“是指一般政治局势和德波关系方面的任何谈话”而且“也是指其他的事情”。最后，希特勒于28日向国会宣布，他认为1934年同毕苏斯基商定的德波宣言，“由于已经受到波兰单方面的破坏，因此不再有效”。
一份日期为4月27日的废除上述宣言的备忘录，在希特勒的演说预定要开始时分别送交给华沙的波兰外交部和在柏林的波兰代办。不过，在秘密的和公开的声明之间，有着某些明显的着重点和次序方面的差别。在单独给波兰政府的秘密文件中，希特勒的最严重控告是关于英波协定。他宣称这项协定在两个方面违反了1934年的德波宣言：它使波兰介入了德英冲突，即使这种冲突并未影响波兰的利益；它还表明波兰已放弃用直接商谈以免受外来影响的办法来解决它和德国之间的一切问题。当1934年德国和波兰开始重新组织它们的关系时，法波联盟已是一项既成事实；因此它不能同波兰新近和英国结成的同盟相比。由于英波联盟，波兰已使自己服从于“一项由另一方提出的、目的在于包围德国的政策”。这就是波兰政府触怒德国的主要事项。它拒绝德国3月间的建议——这些建议在这里逐一列了出来，虽然丝毫没有提到斯洛伐克——同时又采取了部分动员的措施，这些也都受到了诋毁。备忘录说，德国政府被迫不得不宣布，由于承担了“同1934年1月的德波宣言的精神和文字全部不相符合的政治义务”，波兰政府“已经专断地和单方面地使这项宣言归于无效”。尽管如此，备忘录的最后一段仍指出，进一步洽商的一切可能性并未被排除。“如果波兰政府重视以签订条约的方式来重新解决德波关系，那么德国政府将乐于这样做，但是有一个条件，即这样的解决必须包含一项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明确的义务”。
在希特勒的对国会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演说中，英波协定对比之下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德国对但泽提出的主权要求却处于显著地位。这个问题，希特勒说，最迟在那个“造成灾难的机构”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公署最终宣布结束时必须解决。希特勒所关心的显然是要消除人们以为他主张用武力解决的任何印象，因为他接下去坚持说他承认波兰需要有出海口，可是又补充说这种出海口以及“一条通过走廊的德国道路并不具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军事重要性。它们的重要性完全是心理方面的和经济上的。”他于是列举了（这次却比较更详细些）3月间向波兰提出的建议，其中有保证德波边界，一项为期二十五年的不侵犯条约以及由德国、波兰和匈牙利共同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在痛惜这些建议被波兰人拒绝之后，他继续说：“但是单单这一点并不是决定性的事实；最坏的是现在波兰，象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前一样，竟相信，在一个不诚实的国际运动的压力下，它必须征召军队，虽然德国自己连一个兵也没有征召，并且也绝没有想到要进行反对波兰。”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把话题转到英波协定和他自己的随之而来的决定。在结束时他还提到，如果波兰政府愿意的话，德国准备进行“新的契约性安排”。这样，看来备忘录的主要目的虽然是警告波兰不要同西方国家牵连过深，国会演说的主要目的则似乎是要煽动德国人反波兰的情绪，同时也想使西方国家相信，在最后不可避免的解决但泽问题方面，希特勒的意图是合理的，和平的。
希特勒真的希望或盼望，波兰人会被他最近的一击所吓倒，以致被迫宣布接受他们在3月间已经拒绝了的条件吗？这倒底有多大的真实性，似乎是很难判断的。他甚至想要他们这样做这一点也许都不能满有把握地断言。他肯定是十分担心要防止他们再提出那种只能走让妥协道路的任何反建议。对于阿托利科4月29日提出的意大利可以向波兰施加影响的建议，魏茨泽克回答说，他认为鼓励它“向德国提出一些也许是不充分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改善德国处境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不仅如此，外交部在5月4日或那天之前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大概是向里宾特洛甫提供6…7日他要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时所需的情况介绍）中出现了这样的预示性提法：“意大利应尽其所能来参与一项使波兰同一切方面隔绝的政策”。这看来几乎象是德国人已决心采取一项使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即使目前还只是部分地——他们同波兰人的关系，而绝不是通过谈判来全面解决，不管这对德国多么有利。但是这个问题，不管对于历史学家是多么的有兴趣，对于大事记编者来说仍是学术性的问题，因为就事实而论，波兰政府对废除1934年宣言的反应，虽然语气是和解的，但实质上是十分坚强不屈的。5月3日波兰下议院副议长已向但泽地方的一批听众保证，虽然波兰国家承认在但泽的德国人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波兰对它在自由市的古老权利的最小要求决不能受任何其他国家的控制：“没有波兰的自由意志和同意，在自由市就不能发生任何事情。”5日，一份表达波兰政府正式的和直接的答复的备忘录由驻柏林的波兰代办递交给了魏茨泽克。
备忘录首先提到德国对波兰的“建议”，说波兰政府并未拒绝过进行谈判，但考虑到1939年3月德国提出的要求不能接受，因此在3月26日以书面提出了一些反建议。对此它有一个月没有得到答复，只是在4月28日才从总理的演说以及从德国政府的备忘录获悉，“只因提了反建议而不是无更改或无保留地接受德国的口头建议，就被德国认为是拒绝讨论”。至于总理4月28日提到的由波、德、匈三国共同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波兰政府以前从未收到过这种内容和这种形式的建议。备忘录的其余部分声明，波兰有权同第三国家签订政治协定，并且否认英波的相互保证同1934年的德波宣言有抵触。最后，波兰政府宣称，虽然它并不同意波兰已违背1934年的条约的意见，它还是准备接受用签订一项条约的办法来重新调整德波关系的建议。
5月5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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