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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版 第37节（第1页）

6到文王之子周公当政时，《诗经》里的史诗才最后定型。这场“一神教”改革是文王还是周公的创意居多，我们已经无法分辨，但从热衷通神的程度来讲，多数创意可能属于文王。

7《皇矣》：“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

《史记o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股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尚书o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鹭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日「我闻在昔，鳏陛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鞍。稣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日义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文王、武王、成王三代的尊号都是活着的时候就有了，学界称为“生称谥”。可能是周公晚年决定，王死后才能由继承人为之选定谥号。参见《逸周书o谥法》。另，文王称王后，又尊其祖父亶父为“太王”，父亲季历为“王季”。这十个卦是需、讼、同人、蛊、大畜、颐、益、涣、中孚、未济。

豫卦辞，屯卦辞、九五爻辞。

“离”同“罹”，遭遇，和《离骚》同意。

尹盛平：《西周史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根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学o夏商卷》的“晚商文化分布示意图”改绘。

杨宽：《西周史》，第76页。

《老牛坡》发掘报告的统计是38座墓葬、2座马坑，这应该是把一座埋一人一马的埋葬坑计入了墓葬，但这个与马埋在一起的人没什么随葬品，显然不是真正的墓主，而是和马一起殉死的马僮，所以本书将其计入马坑而非墓葬。参见刘士莪《老牛坡》。

刘士莪、宋新潮：《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第6期。郑玄注：“忽，灭也。”

参见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第128—132页。

伯唐父鼎铭，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洋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183西周洞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6期；张政熄《伯唐父鼎、孟员鼎、期铭文释文》，《考古》1989年第6期；袁俊杰《伯唐父鼎铭通释补证》，《文物》2011年第6期；袁俊杰《论伯唐父鼎与辟池射牲礼》，《华夏考古》2012年第4期。静簇铭，《集成》4273。

参见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铭文大意：乙卯这天，周王在磬京举行裸祭。周王祓祭辟池之舟，亲临祓祭舟龙，祓祭辟舟、舟龙的礼仪完毕。伯唐父向周王报告船体完好，船只准备就绪，周王到达，登上辟池之舟，王亲临祓祭白旗，在辟雍大池行射牲礼，用射牲之弓矢射牛牲和斑纹虎、貉、白鹿、白狼等野牲，祓祭白旗、射牲的礼仪完成。周王称赞并嘉奖伯唐父，赐给他一卤租留酒、二十朋贝。伯唐父答扬周王的休美，因而用来作了这件祭奠先辈某公的宝器。

24铭文大意：唯六月初吉，王在募京。丁卯，王令静司射学宫，小子及服及小臣及夷仆学射。零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吴来吕刚合豳师邦君射于大池。静学（教）鞍。王赐静裨荆。静敢拜稽首，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文母外姑奠簇，子子孙孙其万年用。

第二十五章牧野鹰扬

继位后短短数年，武王周发就攻灭了殷商王朝。而决定这次王朝更替的“牧野之战”，闻名千古。

但后人很少知道的是，武王对于翦商事业其实高度紧张。成年后，他一直患有严重的焦虑和精神障碍，也许是青年时代的殷都之行和兄长的死对他造成的刺激太过强烈（这是史书缺乏记载的一环），使他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周公解梦

文王去世时，周发已经当了近十年的太子，况且文王末期的重要征伐几乎都是实际统帅，所以他的继位没有任何波折。

但武王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深知商朝的强大和暴戾，一旦真正触怒它，任何人都难以预料后果；但放弃翦商事业又是不可能的，从西土直到殷商宫廷里的种种势力都在促使其加速运行。只是，周邦

真的有力量对抗商王朝吗？

文王的信念，源于他的“受命”以及易卦占算能力。在世时，他屡屡和上帝沟通，但似乎从未考虑让周发也拥有这种能力。本书推测，武王和他的父亲不太一样，对上帝并没有十足的信心。他难免要想：如果真的像父亲宣传的那样，长兄伯邑考又为何惨死殷都，难道这也是上帝的安排？

所以，武王甚感自己无力继承父亲开启的这一正义而疯狂的事

业，即便登上了周王之位，也不敢启用自己的纪年，仍延续着文王受命以来的年号。他没有通神的能力，只能祈望父亲的在天之灵继续护佑周邦。

武王最信任的臣僚，首先是岳父吕尚，自然由他继续担任武王之“师二负责和商朝有关的一切事务；其次是弟弟周公旦，武王的主要助手。周公的“周”是狭义的地名，取自周旦的封邑，可能在周原西部，“文王大宅”以西约30公里的今岐山县周公庙一带。

从武王继位到周灭商，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四五年。关于武王这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西周时人撰写过一些零散历史篇章，到孔子编辑“六经”时，符合儒家理念的被他编入《尚书》的《周书》，而那些没有入选的则被汇总成《逸周书》，顾名思义，是这些“散落的周代文献”没能进入正式的《尚书》之意。

在传世的儒家经典中，周灭商可以说是顺天应人，毫无悬念。但《逸周书》不同，在它的叙事中，周武王充满着对翦商事业的恐惧，经常向弟弟周公旦寻求建议和安慰。武王二年一月，他曾对周公旦说：“哎呀，我每天每夜都担心着商朝，不知道以后到底会怎么样，请你给我讲讲如何履行天命

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日：“呜呼，余夙夜忌商，不知道极，敬听以勤天命。”（《逸周书o小开武解》）

武王三年，他有次得到情报，说是纣王已经下决心讨伐周邦，信息来源很可靠，又是首先召唤周公旦商议对策。

王召周公旦日：“呜呼，商其咸辜，维日望谋建功，言多信，今如其何？”

还有一次，武王梦到翦商计划泄露，纣王大怒，从梦中惊吓而醒，再次派人叫来弟弟周公旦，对他谈起了心中的恐惧，说盟友实力弱小，还没做好准备，周邦现在无力和商朝展开决战，当初父亲称王及反商的计划会不会过于不自量力。

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日：“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口，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

联系当时商朝的境况（商王朝廷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职能），武王的表现实在过于失常。想来孔子之所以没有把这些篇章选入《尚书》，可能也是觉得不太严肃。然而，结合殷墟考古（包括距离周人很近的老牛坡崇国遗址）呈现的真实商朝，对于文王父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心理创伤，以致后半生都无法摆脱，今天的我们或许可以多一些理解。

或者说，武王的惊恐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他并不完全相信父亲那些沟通上帝的传说。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贡品丰富得无以复加，上帝难道不是会优先保佑商朝吗？翦商难道不是逆天悖伦之举吗？

兄长周发频频被噩梦缠绕，但周公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周发说，母亲大姒曾梦到殷都生满荆棘，这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所以，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会因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为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还重新定义了“德”的概念。在周公这里，“德”已不再是《尚书o盘庚》里商人的那种无原则的恩惠，而是所有人生活在世间的客观道德律，如孝悌长幼、中正恭逊、宽宏温直等。2上帝只保佑有“德”之人，也会替换掉那种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之。所以，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

除却对上帝是否存在以及周邦实力的担心，武王还有一个隐忧：目前的盟友太少，只要不公开与商朝为敌，就不可能吸引更多的盟军，但过早公开，又可能招来灭顶之灾。这让武王左右为难，夜不成寐。

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郢，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知。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

周公曰：“兹在德，敬在周，其维天命，王其敬命。远戚无十，和无再失，维明德无佚。佚不可还，维文考恪勤，战战何敬，何好何恶，时不敬，殆哉！”

经过周公一番解梦开导，武王勉强保住了信心，准备采取最稳妥的路线，“夙夜战战，何畏非道，何恶非是”。（《逸周书o大开武解》）

周文化和商文化很不同，族群性格也差别很大。商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周人则隐忍含蓄，对外界更加关注和警觉，总担心尚未出现的危机和忧患。这是他们作为西陲小邦的生存之道。而在阴谋翦商的十余年里，这种个性更是表现得无以复加。

至于周公是否逃脱了那段殷都噩梦的纠缠，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在被兄长召唤的每个黎明之前，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除了用餐时偶有失控呕吐的习惯，他没表现出任何异常。

显然，周公也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知道自己无力独自承担父亲开启的这一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但这个使命及其带来的压力，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