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夜店、酒吧、聚会里故意投放病毒;有人伪装成好心人,给女性提供“免费的解药”,实际上是更强烈的感染源;甚至还有一些极端组织,专门绑架健康女性,把她们变成感染者,然后丢弃在街上,供人观赏和拍摄。
这已经不是灾难,而是猎杀。
更可怕的是,一些国家的政府,甚至比这些人渣还冷血。
新闻里提到,有些国家已经开始采取极端措施。
?“卫生隔离政策”—所有感染女性必须进入特定的“隔离区”,不得擅自外出,违者可能被**“人道处理”**。
这些“隔离区”几乎和监狱没什么区别,女人们被关在里面,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没有生活保障,甚至食物和水都供不应求。
?“防疫清除行动”——有些国家直接宣布感染女性为“无法治愈的病原体”,所有出现极端症状的感染者,将会被“强制医疗处置”
—实际上就是政府派人将她们“处理”掉,以防止社会混乱。
?“志愿安乐死”——一些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让女性自己选择接受“安乐死”,以“减少痛苦,维持社会秩序”。
【4月12日雨,无法选择的选择】
“所有居民请注意,政府已启动全面隔离措施。”
“从即日起,所有人不得擅自外出,所有物资供应将由政府统一调配。”
“违反者,将依法处理。”
我靠在窗边,听着街道上不断重复的广播。
隔离已经持续了三天。
超市、便利店早就被抢空,快递和外卖也彻底停摆。政府承诺会提供物资,但到现在,我连一袋米都没见到。
冰箱空空如也,连速溶咖啡都喝完了。
我的胃已经饿得开始绞痛,甚至有些头晕。
……这样下去,会死的。
可外面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地狱。
不知什么时候,城市里开始出现一群“交易者”——他们手里有食物,有水,甚至有药,但他们只愿意把这些东西给“愿意付出代价的人”。
那个代价是什么,不言而喻。
有女人饿到崩溃,穿着勉强还能遮住身体的衣服,在街头低声恳求那些男人施舍一点食物。
有的人用衣服换一袋泡面,有的人被带走,几个小时后才回来,眼神空洞,步履蹒跚。
我不敢看,更不敢走出去。
但我的胃已经扭成了一团。
我盯着窗外,看着远处巷子里那些交谈的身影,手指死死地扣着手臂,指甲掐进皮肤里,留下深深的红痕。
——如果不出去,我会活活饿死。
饥饿像一把钝刀,慢慢地割着我的胃。窗外的场景愈发荒诞,每天都有更多女性加入这场噩梦般的狂欢。
楼下有个小超市。平时总是关着门的老板娘,如今正倚在门口吆喝。她身边站着几个膀大腰圆的男人,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过往的路人。
隔壁302的王姐最先屈服。那天下午,我听到她敲响了对面单身汉老李的房门。
半小时后,她拿着两个面包回来了。
我知道她付出了什么。每次经过走廊,都能听到隐约的动静,以及事后她含糊不清的呜咽声。
楼下的小超市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交易所。
老板娘不再卖货,而是开始收取所谓的“服务费”。
每当看到有人进去,就会传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声音。
我不想变成那样。但饥饿感越来越强烈,身体虚弱到连站起来都很困难。
终于,在一个暮色降临的傍晚,我再也无法忍受。颤抖着穿上最厚实的衣服,蹑手蹑脚地下了楼。
路过小超市时,老板娘冲我招了招油腻腻的手:“姑娘,需要帮忙吗?”
我低着头快步走过,生怕她说出更难堪的话。
拐角处站着几个男人,目光灼热地追随着每一个过往的女性身影。他们的裤裆鼓胀着,呼吸粗重。我加快脚步,却感觉有人跟了上来。
“小姑娘,来这边。”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是住在五楼的老陈。平日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一个知识分子,此刻却一脸猥琐地打量着我。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往前走。
“放心,只要你配合,保证让你吃饱。我家就在前面,方便得很。”
我停下脚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或许这就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老陈满意地笑了,伸出粗糙的大掌搭在我肩上:“乖,跟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