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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章 最初的碰壁（第1页）

那股在火车站广场上支撑着林向洋、让他觉得浑身充满力量的灼热肾上腺素，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就被深圳午后毒辣的太阳和冰冷的现实一点点蒸殆尽，只剩下黏腻的汗水浸透了他那件唯一的、已经皱的白色确良衬衫。

“战场”？是的，这里的确是战场，但和他想象中那种可以凭借勇气和智慧纵横捭阖的沙场完全不同。这更像是一场不对等的、近乎残酷的生存游戏，而他，林向洋，一个怀揣着八十多块“巨款”和一张高中文凭的江城青年，连游戏的规则都还没摸清，就已经快要被淘汰出局。

解开第o节的伏笔：离开火车站那片喧嚣的“热土”后，林向洋先要解决的是落脚点。他想起那位比他早半年南下、在信中把深圳描绘得遍地黄金的同学王斌。按照信上模糊的地址——罗湖区某个叫做“蔡屋围”的村子附近的一片工棚区，他一路打听着，跋涉了将近两个小时。

所谓的“打听着”，过程极其艰难。他操着标准的普通话，询问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得到的往往是茫然摇头，或者是一连串他完全听不懂的、像快敲击木鱼般的广东话回应。偶尔有能听懂的，也只是随手一指某个方向，简短地说句“好远嘅，坐车啦！”便匆匆离开。坐车？林向洋看着路上呼啸而过的、车顶带着“taxi”标志的小汽车，以及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般的公共汽车（当地人叫“巴士”），摸了摸口袋里越来越瘦的钱包，咬了咬牙，决定靠自己的双脚。省下一分钱，就是多一分留在战场上的资本。这“时间就是金钱”的第一课，他以最原始、最辛苦的方式体验了——用几乎耗尽体力的时间，去换取微薄的金钱节省。

当他终于找到那片倚着尚未完工的楼房外墙、用石棉瓦和铁皮杂乱搭建而成的工棚区时，已是傍晚。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烟草、汗臭和公共厕所混合的刺鼻气味。蚊蝇成群结队地嗡嗡盘旋。与他想象中的“同学相聚”场景相去甚远，王斌见到他时，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和为难。

王斌比半年前黑瘦了许多，眼窝深陷，穿着一件沾满油漆点的背心，趿拉着人字拖，早已没了学生模样。他住的工棚低矮、阴暗，里面挤了七八张上下铺的铁架床，潮湿闷热，空气污浊不堪。

“向洋？你……你怎么真的跑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报！”王斌把他拉到工棚外，压低声音说。

“斌子，我……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嘛。”林向洋努力维持着兴奋，但眼前的景象和王斌的态度，像一根针，轻轻刺破了他鼓胀的勇气气球。

“哎，这里……条件太差了。”王斌搓着手，看了看嘈杂的工棚内部，“我们这棚子，是工地包的，一个萝卜一个坑，没空位了。你今晚先跟我挤挤？我睡上铺，你跟下铺的兄弟商量下，凑合一夜？”

就这样，林向洋算是暂时有了个遮风（能否遮雨还待考证）的落脚点。下铺那个浑身汗味的壮汉对此嘟囔了几句，但看在小伙子还算懂礼貌、又是王斌同学的份上，勉强同意了。这一夜，林向洋躺在硬邦邦的、散着霉味的床板上，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鼾声、梦话、蚊子的轰炸声以及远处工地隐约的机械轰鸣，几乎彻夜未眠。兴奋感被巨大的不适和隐隐的不安取代。这就是特区的生活？与他离开的那个虽然沉闷但整洁有序的家，形成了地狱与天堂般的反差。他开始真切地感受到，所谓的“自由”，代价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艰辛。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工棚里的人们就像听到号令的士兵，迅起床、洗漱、冲向各自的工地。王斌也要去上工，他在一个电子元件厂做流水线操作工，时间卡得极死。

“向洋，找工作的事儿，你得自己碰运气了。”王斌匆匆往嘴里塞着馒头，“别指望那张高中文凭，在这里屁用没有。厂里要么招熟手女工，手脚麻利的；要么招有力气的男工，搬搬抬抬。像我们这种，高不成低不就，最难。你去那边的‘人市’看看，就是劳务市场，碰碰运气吧。记住，凡事多长个心眼，别轻易信人，尤其别提你有多少钱！”

王斌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得林向洋透心凉。文凭没用？他十几年寒窗苦读，虽然没考上大学，但在江城，高中毕业也算是个文化人，找个像样的工作并不算太难。可在这里，知识似乎贬值得一文不值？

他带着将信将疑的心情，按照王斌指的方向，找到了那个所谓的“人市”。那是一片位于十字路口旁的空地，还没到七点，就已经黑压压地聚集了成百上千的人。基本都是年轻的面孔，男的，女的，穿着各异，但眼神里都透露出和他一样的渴望与焦虑。他们或站或蹲，有的面前用粉笔写着“电工”、“泥水”、“厨工”等字样，更多的则是茫然地张望。

一些穿着稍显体面、像是小老板或工头模样的人走过来，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涌上去，七嘴八舌地推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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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招工吗？我有力气！”

“老板，我会踩电车（缝纫机）！”

“我做过塑料厂的！”

林向洋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挤进人群。当他好不容易凑到一个正在招“仓库管理员”的老板面前，鼓起勇气说出“我是高中毕业”时，那老板用夹杂着广式普通话的口音，不耐烦地打断他：“高中？大学生我都不一定要啦！会不会记账？懂不懂货品分类？有没有经验？没有？下一个！”

一连几次碰壁，情况大同小异。需要技术的岗位，他不够格；需要体力的岗位，人家嫌他看起来不够壮实；看似需要点文化的文职岗位，人家开口就要经验，或者干脆暗示需要“关系”介绍。他的高中文凭，非但不是敲门砖，反而在某些场合成了一种讽刺——一个“文化人”跑来和民工抢饭吃？

太阳越升越高，气温急剧攀升。深圳的炎热是湿热的，像蒸笼一样，让人喘不过气。汗水顺着他的额头流进眼睛，涩得痛。他带来的军用水壶早已见底，喉咙干得冒烟。路边有卖汽水的小摊，一瓶“亚洲”汽水要两毛钱，他犹豫了半天，最终还是没舍得买。那八十多块钱，在交了几天伙食费给工棚的简易食堂后（王斌帮他垫付了第一晚，但他不好意思再欠），正以惊人的度减少。每一分钱都必须花在刀刃上，而解渴，似乎还不是最紧要的“刀刃”。

语言的障碍更是无处不在。劳务市场里，大部分招工对话都是用广东话进行，他像个聋子一样，只能通过手势和表情猜测。那种被排除在主流沟通之外的孤立感，强烈地折磨着他的自尊心。他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外乡人”。

下午，他又尝试着去了一些看起来规模不小的工厂门口碰运气。高大的铁门，森严的保安，连靠近询问的机会都很少。偶尔有招聘告示，要求的条件也让他望而却步。一天奔波下来，除了满身臭汗、疲惫不堪和越来越深的焦虑，他一无所获。

就在他垂头丧气，准备返回那个令人窒息的工棚时，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头梳得油亮、眼神灵活的中年男人凑了过来，递给他一支“丰收”牌香烟。

“小兄弟，找工啊？”男人一口带着潮汕口音的普通话，脸上堆着看似和善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