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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章（第2页）

一个可怕的念头如同毒蛇般钻入我的脑海：父亲的精神分裂，除了遗传因素，是否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源于他潜意识里察觉到了自己被至亲利用丶成为傀儡的恐怖真相，却无力反抗，最终导致精神世界的彻底崩溃，他的“异常”，并非纯粹的疾病，而是对某种极端残酷现实的丶扭曲的应激反应呢？

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麽伯父关霆轩，就是在重复一场冷酷的家族实验，他利用血缘关系带来的“信任”便利，将亲属推上前台，作为他庞大资本游戏的完美白手套和替罪羊。

父亲是第一个试验品，而我和元黎儿，则是新一代的丶更加“高效”的牺牲品。

这个认知让我感到彻骨的寒冷和愤怒。

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为了元黎儿，也是为了我那在疯狂中死去的父亲，我们都被同一个人，以“家族”和“治疗”之名，系统性地推向毁灭的深渊。

然而，认清真相并不意味着拥有反抗的力量，伯父关霆轩手眼通天，他不仅是商业巨鳄，更与政界高层关系密切，势力盘根错节，我身处他的绝对控制之下，身边全是他的眼线，没有任何可以信任的助手或盟友。

我就像一个被锁在保险库里的囚徒，即使知道了保险库的密码，也找不到打开那扇厚重铁门的钥匙。

日子在令人窒息的恐惧中流逝，我成了关氏集团庞大机器上一颗沉默的丶被迫旋转的齿轮，每天，大量的文件被送到我的桌前，需要我以“特别助理”或“授权代表”的身份签署。

这些文件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从海外子公司的股权变更，到与不明实体的巨额借贷协议；从复杂的知识産权转让，到看似慈善的基金会捐赠。

每一份文件都像一块沉重的砖石，垒砌着一座我无法看清全貌的丶黑暗的金字塔，而我和元黎儿的名字，就是这座金字塔最外层的丶用于迷惑视线的装饰。

我强迫自己像一台没有感情的扫描仪，高速地浏览这些文件的关键信息：公司名称丶注册号丶金额丶日期丶相关方……并刻录在记忆深处。

我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的理解或关注，只能维持那种药物作用下略带迟钝的丶顺从的姿态，签字，盖章，然後推向一边。

整个过程中，我的“生活助理”就像一尊雕像，立在办公室角落，无声地监视着我的一切。

我意识到，伯父似乎正在加速某种进程，文件的数量和复杂度急剧增加，仿佛在赶一个看不见的最後期限。

这种紧迫感，反而让我更加确信，我的猜测是正确的，他正在利用我和元黎儿作为傀儡，进行一场大规模的资産转移或风险隔离，很可能与某项即将到来的政策变动丶国际制裁或内部清算有关，一旦完成，我们这两个“工具”就将失去价值。

偶尔，我会被要求去集团的档案库“熟悉业务”。

那里存放着海量的纸质和历史电子档案，我利用这有限的机会，试图寻找与父亲名字关联的痕迹，或是更早时期的丶可能同样被用作傀儡的家族成员记录，然而每一次，档案管理员都会如影随形，让我无法深入查阅。

但我还是捕捉到了一些碎片：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件上，确实有父亲的签名，笔迹与我记忆中他潦草的字迹相似；还有一些公司的名字，与我正在签署的文件中的某些实体，存在着隐约的承继关系。

这进一步印证了我的猜想——这是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丶冷酷的模式。

生活在绝对控制下，几乎与外界隔绝，但我没有忘记元黎儿，也没有忘记那个冒着风险来找我的司机老陈。

那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被我小心翼翼地藏在公寓里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我一直在等待一个绝对安全的机会。

机会来自一次“意外”。

伯父安排我参加一个极其无聊的丶与市政府合作的“青年企业家联谊会”，本质上是一次公关秀。

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我身边至少有四双眼睛盯着我，但在中途去洗手间时，我利用一个短暂的监视视线被隔断的瞬间，用事先准备好的丶无法追踪的预付费手机卡，飞快地拨通了老陈的电话。

电话只响了两声就被接起，传来老陈紧张的声音：“喂？”

我压低声音，语速极快，确保在几秒钟内说完关键信息：“我是关芮。元黎儿是无数空壳公司的法人，处境极度危险，我也一样。收集她父亲公司的异常证据，尤其是与关氏集团有关联的。保持沉默，等待联系。”

说完立刻挂断，取出SIM卡，折断，冲入马桶，整个过程不到十五秒。

我不知道老陈能做什麽，甚至不确定他是否可信。

但这步棋，是我在绝对孤立无援中，投下的一枚微小的丶希望极其渺茫的探路石。任何外部的涟漪，都可能成为打破这潭死水的变量。

我的“配合”似乎逐渐赢得了伯父一方些许的“信任”。

一天晚上，伯父罕见地邀我共进晚餐，不是在顶楼公寓，而是在他位于市郊的丶戒备更加森严的私人庄园。

餐桌上只有我们两人，气氛看似家常，却弥漫着无形的压力。

他看似随意地聊着集团的发展战略丶国际形势的变幻，然後突然话锋一转，目光锐利地看向我：“关芮，你最近接触了不少集团的核心文件。有什麽特别的感受或想法吗？”

这是一次赤裸裸的试探。

他在评估我的“稳定性”，以及我是否察觉到了什麽。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但镜子的本能让我迅速冷静下来。

我放下刀叉，擡起眼，眼神中刻意流露出一种混合着疲惫丶顺从和一丝因被“重用”而産生的幼稚的荣幸感。

“伯父，”我声音平稳，略带沙哑，“文件很多，很复杂。我看不太懂，只觉得集团业务真庞大，您真不容易。我会努力做好您交代的签字工作，不给您添麻烦。”

我恰到好处地示弱，并将焦点引向对他的“崇拜”和“感恩”上，同时表现出对文件内容的“无知”和“不感兴趣”。

伯父盯着我看了几秒钟，那双鹰眼仿佛要解剖我的大脑。

最终，他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点了点头：“嗯，不懂没关系，做好分内事就行，你的身体要紧，别太劳累。”

他不再追问，转而谈论起庄园里新引进的玫瑰品种。

我知道，我暂时通过了这次考验。

但我也更加清楚，伯父的疑心从未真正消除，我就像在钢丝上跳舞，任何细微的失误，都可能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