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斯夫人的理论是:“适当的饥饿感能保持头脑清醒,减少因饱腹带来的惰性和不必要的欲望。”
所以我的胃里时常空空如也,发出微弱的鸣响,那种生理性的匮乏感,与精神上的空洞如出一辙。
这些都是我那位掌控着庞大商业帝国的伯父关霆轩认可的“先进疗法”,他认为我父亲的悲剧源于“意志薄弱”和“缺乏纪律”,因此对我,他采取的是铁腕的“塑造”。
而我的母亲,那个柔弱而悲伤的女人,在父亲早逝後,早已失去了话语权,只能默默流泪,祈祷我的情况“不要变得更糟”。
在她和伯父眼中,我上次试图调查伯父“朋友”名下那十数万家关联企业的举动,并非出于好奇或怀疑,而是病情加重丶出现“被害妄想”的明确征兆。
于是,我被更快地送进了这里,接受了更严格的“管理”。
元黎儿的存在,像一道微弱的光,照进了我这被规则和匮乏填满的灰色世界。
我们之间的交流依旧困难,大部分时间只是沉默地并肩坐着。
但她似乎敏锐地察觉到了我的饥饿。
一次,在我胃部因饥饿而传来一阵轻微痉挛,不自觉地皱起眉头时,她悄悄地从病号服宽大的口袋里,摸索出一小块用透明糖纸包裹的棉花糖。
她低着头,手指微微颤抖着,飞快地将它塞进我同样放在长椅上的手里,然後立刻缩回手,仿佛做了什麽大逆不道的事。
我愣住了。
指尖传来棉花糖柔软而微凉的触感,以及糖纸细微的摩擦声。
在这座一切都被监控和量化的监狱里,这块小小的甜食,像一枚温柔的炸弹,瞬间击穿了我层层设防的心壁。
我没有立刻吃掉它。
我将它紧紧攥在手心,感受着它在掌心温度下微微变软。
等下一次见面时,我低声对她说了句:“谢谢。”
她的脸颊泛起一丝几乎看不见的淡淡红晕,依旧没有擡头,但紧绷的肩膀似乎放松了一点点。
从此,这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有时是一块巧克力,有时是几颗水果糖,这些微不足道的零食,成了连接我们两个孤独灵魂的脆弱纽带。
它们不仅仅是糖分,更是反抗这窒息环境的微小信号,是元黎儿对我无声的理解与慰藉。
在这个充满否定和控制的地方,这一点点“甜”,成了我活下去的丶为数不多的真实理由之一。
每隔一段时间,伯父关霆轩就会派他的首席助理,那位永远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丶表情像大理石雕像般冰冷的林先生,来“探望”我。
然而这种探望,更像是一种进度评估和指令下达。
林先生会坐在会客室那张硬邦邦的扶手椅上,翻看着霍金斯夫人提供的我的“行为评估报告”,用毫无起伏的语调说道:“关芮先生,关先生很关心你的康复进度。他希望你能尽快稳定下来,达到‘可控’状态,家族的事务繁多,需要可靠的人手。等你情况再好一些,关先生会考虑让你接触一些基础的文书工作,这也是为你将来考虑。”
他的话像一张预设好的蓝图,试图将我未来的每一步都框定进去,成为一个对家族“有用”而温顺无害的工具,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价值。
我低着头,盯着自己那双不合脚的拖鞋尖,沉默以对。
因为我的任何异议,都会被解读为“抗拒治疗”丶“病情反复”。
母亲偶尔会来看我,总是在林先生离开之後,她会红着眼眶,紧紧握着我的手,声音哽咽:“芮芮,你要听话,好好配合治疗……妈妈只希望你好好的,不要再像你爸爸那样……伯父他也是为你好,为这个家好……”
她的爱是真实的,但她的恐惧和无力感,让她的话语也成了无形枷锁的一部分。
我看着母亲日渐憔悴的脸,心中涌起一股混合着怜悯丶愤怒和深深无力感的复杂情绪。
夜深人静时,当药物的镇静效果让大部分病人都陷入沉睡,我会独自昏昏沉沉地靠在冰冷的窗边,望着窗外被铁栏分割的夜景。
我和元黎儿,两个被困在同一座意识迷宫里的两个残缺的灵魂,在黑暗中凭借本能相互靠近,汲取着对方身上那一点点微弱的热量。
这种联结脆弱得不堪一击,却是我在这片荒芜之地,所能抓住的唯一的真实。
霍金斯夫人和她的护士团队,如同这座白色监狱的狱卒,严格执行着伯父关霆轩认可的“行为矫正方案”。
她们的监控无处不在:从定时定量的餐食,到强制参与的“团体治疗”,再到夜间不定时的巡房,确保没有人“越轨”。
我开始利用精神分裂者特有的分散性注意力,来观察她们。
我注意到,霍金斯夫人在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会有一个固定的“茶歇”,那时她的注意力会相对松懈;我注意到,负责分发晚餐的年轻护士艾米丽,有时会偷偷多给某个看起来特别虚弱的病人半片面包,她的眼神里带着霍金斯夫人没有的一丝怜悯;我还注意到,疗养院西侧靠近旧锅炉房的那段围墙,监控摄像头有一个微小的盲区,因为一株疯长的常春藤枝干遮挡了镜头。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发现,如同散落的拼图碎片,被我无声地归档在意识深处。
它们是目前毫无用处的信息,但我知道,在这类高度控制的环境下,任何规则的缝隙,都可能在未来成为关键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