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o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溜走得格外匆忙。升学宴的喧闹刚刚散去,带着米酒甜香和乡亲祝福的热气还未在陈家那三间略显低矮的茅草屋里完全散尽,海港市“东省电力职业学院”开学的日子就到了眼前。
清晨的空气微凉,带着夏末特有的、湿漉漉的青草气息。薄薄的雾气缭绕着屋后的小片棉花地,白色的棉铃还沉甸甸地坠在枝头,等着人去采摘。这是父母这几年特意为他预留的一块地种出来的棉花。陈武桢站在门口,目光掠过这片棉田,心头涌上一股迟来的、沉甸甸的暖意。他曾经多么厌恶在毒日头下弯腰弓背地摘这些软绵绵的东西,指尖被粗糙的棉壳刮得生疼,汗水蜇着眼睛。现在,那柔软的白色纤维,却成了他包裹里最厚实的依靠。
屋里,母亲早已将被褥给他套好了。用的是准备给姐姐出嫁做喜被的上好新棉花,蓬松、洁白,带着阳光和母亲手工的气息。陈武桢看着床上那崭新膨鼓的被子,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妈,用我高中那套就行了,好好的,能再用几年呢。”他清晰地记得四年前那个场景:姨妈和母亲也是在这堂屋的泥土地上,就着窗户透进来的微光,一针一线为他缝制高中住校的被褥,那时候的棉花,大概也是自家地里收的,带着新棉特有的甜涩味。
“高中那套都用了四年啦!棉花都板结了,不暖和。”母亲说到四年两个字的时候,停顿了一下,似乎戳到了陈武桢高中复读一年的痛处,母亲没有抬头,手下穿针引线的动作又稳又快,接着把话题岔开,“你姐的嫁妆棉花有富余,地里今年的棉桃也快裂开了,够了,够给你换新的。”她的语气不容置疑,带着一种朴素的坚持——孩子出门上学,一定要用新的、好的。陈武桢没再吭声,心底那点小小的坚持像一样化了,只剩下被仔细包裹的妥帖感。
还是姨妈赶过来帮忙的。两个勤劳的女人凑在一起,铺棉、拉扯被面、行线……又忙活了一整天。被褥最终被叠得四四方方,用粗布床单包裹得严严实实。
在外打工的姐姐也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一趟。她把一个卷得整整齐齐的小布包塞给父亲,里面是她省吃俭用攒下的工钱,给弟弟添补学费。接着,她拿出一个让陈武桢眼睛一亮的东西——一个浅红色的大手提包!摸上去还是编织袋那种粗糙坚韧的材质,但精心地加上了深红的几何图案印花,更关键的是,它有拉链,还有两根结实的红色编织带作为提手。
“喏,给你装行李。比咱家装化肥的那种袋子好看多了吧?”姐姐爽朗地笑着,把包塞进陈武桢怀里。
陈武桢摩挲着提包的表面,感受着那熟悉的粗粝纹理升级换代后的体面。它当然无法跟城里同学那些亮闪闪的、带滑轮拉杆的行李箱相比。他内心深处无数次憧憬过,拖着一个真正的行李箱,从容地走进大学校园的样子。但他一个字也没提过。学费、生活费,还有家里等着他带回去的希望……这些沉重的东西,已经抽空了他提出任何额外要求的底气。如同他深藏心底,却从不敢向那个叫柳晴雯的女生迈出一步的怯懦一样——他觉得自己不配。专科学校的层级,他自己的成绩,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汗水,姐姐在流水线上熬红的眼睛……都像无形的石头,把他那点微弱的光鲜渴望,死死地压在了最底层。
开学前一天,天刚蒙蒙亮。陈武桢背着书包。父亲把那个崭新的浅红色编织手提包仔细地挎在自己肩头。陈武桢的书包里面放了一套换洗衣服、牙刷牙膏、陈武桢那本翻烂了的《普通物理》,还有最重要的——母亲用塑料袋层层包好的五百块钱。这是陈武桢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沉甸甸的。一个月后正好是国庆假期。
出前,陈武桢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灶台边那个空着的腌菜坛子,心里松了口气。高中三年加上复读一年,母亲怕食堂菜贵,总要给他带一大罐咸菜疙瘩或腌萝卜,再加上一摞硬邦邦的煎饼。他忘不了每次在宿舍小心翼翼掏出它们时,空气中弥漫的咸菜味和他脸上烧起来似的难堪。这次没带这些“土特产”,他终于可以挺直一点腰板走进大学了。
父子俩沉默地走向通往县城的乡间小路,踏上开往齐阳市区的长途汽车,然后在车站转成去海港的班车。那辆褪了蓝漆的“宇通”大巴,像个疲倦的铁皮巨兽,喘着粗气停在尘土飞扬的路边。车门一开,一股混合着劣质香烟、汗味和某种无法名状的食物馊味的热浪就扑面而来。座位上的碎花人造革坐垫油腻腻的,好多地方绽开了线头,露出里面暗黄色的海绵。车顶挂着的旧风扇无力地摇头晃脑,出吱呀的呻吟,徒劳地搅动着粘稠的空气。
乘客大多是像陈武桢父子这样的农民或小镇居民,带着各种鼓囊囊的行李,操着浓重的口音高声谈论着家长里短和今年的收成。陈武桢和父亲沉默地挤在一个双人座的靠窗位置。陈武桢的书包堆在腿间,编织袋手提包被父亲小心地护在怀里。父亲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树和田愣神。陈武桢望着窗外的景色——成片望不到头的青纱帐(玉米地),间或闪过挂着零星果实的苹果园、灰扑扑的小砖窑厂、贴着白瓷砖但总是显得脏污的乡镇二层小楼……汽车固执地行驶在坑洼的省道上,见村镇必停。一会儿挤上来一个拎着活鸡的老太婆,一会儿又挤上来一个背着大筐土豆的汉子。走走停停,颠簸摇晃,时间和距离仿佛都在这种效率低下的移动中被无限拉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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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怀里一个旧手绢包里,拿出一个又干又硬的锅饼,掰开一半递给陈武桢,自己拿出一个掉了漆的军用水壶,拧开盖子抿了一小口水。车上也卖水,一块五一瓶的康师傅纯净水。“给爸买瓶水吧?”陈武桢小声提议。
“不用,壶里有。”父亲摆摆手,把手里的水壶又递过去,“喝这个就行。”父亲的声音很平淡,但那股刻意省钱的劲儿像块石头压在陈武桢心里。窗外的热浪透过窗玻璃炙烤着皮肤,汗水黏糊糊地爬满了后背。他看到父亲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和那双紧握着水壶、骨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心底泛起一阵酸楚。
“爸,我不渴。”陈武桢摇摇头,喉咙有些紧,默默低下头啃着那干涩的面包,心里只想快些到,再快些到。思绪偶尔会不受控制地闪回五年前,父亲第一次独自带他出门的那天——是去医院,隔壁镇上那冰冷的白色墙壁,医生毫无波澜的语气,“乙肝病毒携带者”这几个字像冰锥刺进耳朵……那个改变一切的至暗时刻,被陈武桢深埋心底,筑起一道沉默的高墙。此刻窗外掠过的村镇,让那些灰暗的回忆碎片蠢蠢欲动,又被陈武桢强行按下去,他努力挺直背,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平静,坦然。唯有他自己知道,病毒带来的自卑如同一道永远的阴影。
下午两点多,这趟漫长的旅程才告终结。海港市长途汽车站像一个巨大的蜂巢,人头攒动,喧嚣嘈杂。一下车,一股浓重的咸腥气便扑面而来——大海的气息。这气味曾经只存在于课本的想象里,如今却真实地填满了鼻腔,夹杂着汽车尾气和远处隐约的海腥味,宣告着他们真的到了海边。
父亲有些茫然地看着指示牌上陌生的地名,陈武桢凭着在通知书上反复研究过的路线记忆,辨认着公交车线路牌。“爸,咱们得坐路,”他指着站牌上的一行字,“坐到底站,就是大学城。”他主动担起了带路的责任,心底有一丝刚冒出头的自信,以及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的紧张。
好不容易挤上破旧的路公交车,又是一番摇晃,公交车像一条疲惫的长蛇,钻行在海港市的街道上。街道两旁既有现代化的玻璃幕墙大楼拔地而起,又有大片大片低矮的老旧平房区,砖墙上残留着褪色的标语痕迹。巨大的轮船吊臂轮廓在远处的天际线上隐约可见,空气中海风的气息越明显。
终于在“大学城站”下了车,迎面便能看到挂着“东省电力职业学院”大字的校门。不算气派,但也颇有规模。父子俩背着扛着行李,在稀疏的报到新生人流中找到了电力工程系的报名处。表格填完,领了宿舍钥匙和简单的指引图,又背着行囊拐来拐去地找宿舍楼——号男生宿舍楼,楼室。
等一切安顿好(也就是把被褥放在分配的床上),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下午三点多。父子俩在学校食堂匆匆扒了几口大锅菜泡饭,简单得像完成任务。
“听说学校离海边很近……”陈武桢开口,心里怀揣着对这海边的大学唯一的一点浪漫念想,也带着点想和父亲分享大海的小心愿。他看向父亲。
父亲抬眼看了看天边西斜的日头,又摸了摸上衣口袋(装着返程车票钱的地方),几乎是立刻打断了他:“我就不看了,得赶车回去。”
陈武桢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他知道父亲担心什么——怕看海耽误了班车,怕晚上还得花钱住旅馆。这些盘算如同无形的缰绳。他只能压下心头那点遗憾和酸涩,点点头。
父子俩只走到校门口,在刻着校名的大石旁站了一小会儿。父亲指着那龙飞凤舞的字,像是确认般问:“就是这个学校?”
“嗯。”陈武桢用力点头。
父亲的目光在校门上流连片刻,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有送孩子离家的不舍,有终于把孩子送出农村的欣慰,也有面对这陌生环境的局促。他转过身:“行,送到了。你回吧,我去车站了。看好自己的东西,钱……放好。”
陈武桢没听。他固执地跟着父亲,走到了公交站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