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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0章 景琰的权衡（第1页）

御书房的对话结束后，不过两日，一道明上谕便经由通政司传遍了京城各大衙门。

旨意措辞颇为讲究，开篇先肯定了新政推行以来“吏治渐清，国库稍丰”的成效，赞扬皇帝“励精图治，锐意革新”之志。紧接着，笔锋一转，提及“近闻厂卫缉查，间有操切，致朝野物议，士林不安”。最终的核心落在：“着令东厂自即日起，一切行事，需严格遵循《大胤律》及相关章程，非谋逆重案，不得擅用私刑。缉拿官员，需备齐案卷证物，移交刑部复核。钦此。”

这道旨意，既没有点名林夙，也没有否定东厂督政之权，甚至肯定了新政的成果。但它明确地给东厂套上了“规矩”的枷锁，要求其行事必须符合程序，尤其是将“缉拿官员”与“刑部复核”挂钩，等于是在林夙最锋利的爪牙上，套了一个看似无形却坚韧无比的笼头。

旨意传出，朝野反应各异。

清流一派，如都察院刘健等人，虽未达到“诛林夙、废东厂”的最终目的，但见此申饬明旨，也算挽回了几分颜面，证明了他们的谏言并非全无效果。朝堂之上，那股针对东厂的凌厉攻势暂时缓和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观望和审视的态度。许多此前被东厂雷霆手段吓得噤若寒蝉的官员，此刻也暗暗松了口气，觉得头顶那柄随时可能落下的利剑，似乎被一条细线拴住了，虽然依旧悬着，但至少有了规则可循，不至于死得不明不白。

而勋贵和那些暗中反对新政的势力，则从中嗅到了更微妙的气息。皇帝此举，明显是在平衡。他需要东厂这把刀继续为新政开路，但又不能让它成为众矢之的，引更大的政治动荡。这其中的犹豫和妥协，便是他们的可乘之机。

至于东厂内部，气氛则要压抑得多。番役们行事明显谨慎了许多，不再像之前那般张扬。几位核心档头聚在林夙的值房内，面色都有些不太好看。

“公公，陛下这旨意……”一个性子较急的档头忍不住开口，“岂不是捆住了咱们的手脚？那些蠹虫，哪个不是滑不留手，真要按部就班收集齐了证据，只怕黄花菜都凉了！到时候他们早把痕迹抹得一干二净！”

另一人也附和：“是啊，而且还要经过刑部那些老学究复核！他们向来跟咱们不对付，肯定会鸡蛋里挑骨头，这差事往后还怎么办？”

林夙坐在书案后，手里捧着那道旨意的抄本，逐字逐句地看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仿佛下属们的抱怨都与他无关。他今日的气色似乎比前两日更差了些，眼下的乌青浓重，嘴唇也缺乏血色。

直到众人说得差不多了，他才缓缓放下抄本，抬起眼，目光平静地扫过众人。

“陛下的旨意，都看清楚了吗？”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冷意。

众人一怔，纷纷低头：“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就按旨意办。”林夙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从今日起，东厂所有行动，必须证据确凿，程序合规。抓人，要有铁证；审讯，不得滥用私刑。案卷整理，务必详尽，经得起刑部推敲。”

“可是公公……”那急性的档头还想争辩。

“没有可是！”林夙打断他，眼神骤然锐利，“陛下的意思，就是规矩！谁若敢阳奉阴违，坏了规矩，给厂督、给陛下惹来麻烦，休怪咱家不讲情面！”

他很少用“咱家”这样的自称，一旦用了，便意味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和距离感。

众人心中一凛，齐声应道：“是！属下明白！”

“都下去吧，把手头现有的案子，按新规矩重新梳理一遍。”林夙挥了挥手，显得有些疲惫。

众人不敢再多言，躬身退了出去。

值房内重新恢复了安静。林夙靠在椅背上，闭上眼，揉了揉刺痛的太阳穴。他何尝不知这道旨意带来的束缚？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对付那些盘根错节的势力，快刀斩乱麻往往才是最有效的方式。规矩和程序，很多时候只会成为对方拖延和反击的武器。

但他更清楚的是景琰的处境和意图。皇帝需要向朝臣展示他并非一味偏袒，他懂得制衡，在乎“人心”。这道旨意，就是皇帝权衡之后，抛给清流和朝臣的一个交代，一个安抚。

而他林夙，就是这个交代里，被稍稍收紧的缰绳。

他必须接受，也必须让东厂适应。因为这是景琰的意志。

旨意颁布后的几天，东厂的行动肉眼可见地“规范”了起来。

之前那种直接闯入衙署拿人的场面不再出现。东厂的番役们更多地开始进行外围调查、暗中取证。抓人之前，需要准备厚厚一叠案卷，列出人证物证。审讯过程也被严格要求记录在案，虽然诏狱里的手段依然不会温和到哪里去，但至少表面上，不再有“李德海式”的意外生。

这种变化，最初让一些官员感到不适，仿佛习惯了狂风暴雨，突然变成了和风细雨，反而更加提心吊胆，不知道这平静之下酝酿着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开始试探这新规矩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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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一个负责漕运账目的小主事，此前因为拖延新政要求的账目清查，被东厂“请”去问话，吓得魂不附体。如今在新规矩下，他现自己只要咬死不认，东厂似乎也不能立刻把他怎么样，因为直接证据的收集需要时间。他的胆子便渐渐大了起来，甚至暗中串联了几个同样被新政触犯利益的同僚，开始在账目上做更隐蔽的手脚，企图蒙混过关。

类似的情况，在几个不太紧要的衙门里悄然生。新政的推进度，明显放缓了下来。一些原本已经迫于东厂压力而配合的官员，也开始出现了阳奉阴违的苗头。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汇总到景琰这里。

他看着各地报上来的、进度明显迟缓的新政落实报告，眉头紧锁。他知道这是必然的阵痛，一旦施加在反对派头上的恐怖压力减轻，反弹和懈怠是不可避免的。他内心认同林夙之前的手段虽然酷烈，但效率极高。可现在，他不能表露出来。

他必须在“效率”和“稳定”之间找到那个艰难的平衡点。

这一日，景琰召见了辅方敬之和几位阁臣，商议新政在地方推行遇到的阻力问题。

方敬之捻着胡须，缓缓道：“陛下，新政乃长久之计，不可操之过急。如今东厂行事渐归正轨，朝野非议稍平，正是稳扎稳打之时。地方豪强抗拒，当以疏导、劝诫为主，辅以律法威严，循序渐进，方是正道。”

另一位阁臣也附和道：“辅大人所言极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当以仁德为本，苛察之政，恐非长久。”

景琰听着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心中一阵烦躁。他何尝不想以仁德治国？可现实是，那些地方豪强、贪官污吏，谁会跟你讲仁德？他们只会利用你的仁德，变本加厉地侵蚀国本！

但他不能直接反驳，只能淡淡道：“诸位爱卿言之有理。然新政关乎国运，亦不可过于迟缓。还需督促地方，加紧办理。”

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他坐在权力的顶峰，却现自己能被无数双看不见的手拉扯、束缚。他需要林夙那样的利刃，却又不得不亲手给利刃套上鞘，以免伤及自身。

退而求其次的结果，往往就是事倍功半。

就在朝堂上下似乎逐渐适应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新节奏时，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再次将微妙平衡打破。

京城西郊有一处皇庄，新政清查田亩，现该皇庄实际占地远规制，且多年瞒报田租，中饱私囊。负责管理此皇庄的，是安远伯陆文彰的一个远房侄儿，名叫陆仁嘉。此人仗着伯府权势，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此次清查，他不仅拒不配合，还纠结庄丁，打伤了两名前去丈量田亩的户部小吏。

事情闹到京城，按程序，本该由京兆尹或刑部处理。但此事涉及勋贵，又牵扯新政，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