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渐深,州府驿馆的客房里,烛火依旧明亮得有些刺眼。
六根蜡烛并排燃着,烛泪顺着烛台缓缓滴落,在铜制的底座上凝结成蜡珠,像一串串凝固的心事。
李嵩坐在案前,指尖轻轻摩挲着陈则宏那本试验田记录册,册页是用粗麻纸装订的,边缘已经被反复翻阅得毛糙,布制的封面还残留着淡淡的泥土气息——
那是陈则宏常年蹲在田里记录数据时,不经意蹭上的田土,洗了多次都没完全褪去,反倒成了这本册子最特别的印记。
他想起宴席上陈则宏的模样:
身着洗得白的青色官服,袖口还留着几处细小的补丁,却身姿挺拔,应对提问时不卑不亢,从“选种三法”到“考评细则”,每一个观点都切中要害,每一组数据都精准到“几斗几升”“几成几例”,连“豆子根瘤养地”这种老农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细节,都能说得条理清晰,甚至还能画出根瘤的形状,解释其“吸养分、松土壤”的原理。
这份才华,绝非寻常地方小吏所能拥有,即便在人才济济的京城,也算得上是佼佼者。
“大人,夜深了,水已经备好,您洗漱后歇息吧?”
侍从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手里捧着一盆冒着热气的温水,铜盆边缘搭着一条干净的棉布巾,生怕打扰了李嵩的思绪。
李嵩却摆了摆手,目光落在窗外的月光上——
今夜的月色很亮,透过窗棂洒在地上,像一层薄薄的银霜,映得他脸上的神色愈复杂。
他语气里带着几分困惑,像是在问侍从,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说,一个能在一年内扭转粮荒、革新吏治的人才,为何在此之前籍籍无名?我来永安州前,特意让吏部查过名册,从秀才到吏员,遍查江南各州府的记录,都找不到‘陈弘’的半点记载。
他说自己是江南逃难来的秀才,可江南的学派我都知晓,无论是推崇‘农本’的范家学派,还是专注‘吏治’的吕门,从未有哪家学说会教‘轮作养地’‘量化考评’这些东西,更不会将农事与吏治结合得如此紧密。”
侍从愣了愣,随即低下头,轻声道:
“或许……或许是陈先生早年隐居在乡间,一心研究农事与吏治,不愿出仕,所以才没留下记载?民间藏着这样的奇才,也并非不可能。”
李嵩却摇了摇头,指尖在案上轻轻敲击,出“笃、笃”的轻响,节奏里带着几分不耐烦:
“不对。他的学识体系太特别了——既有农事的实操经验,知道‘何时播种、何时施肥’,又有吏治的系统思维,能制定出‘赏罚分明、兼顾效率与民心’的考评方案,甚至还懂‘根瘤养地’这种近乎‘奇技淫巧’的道理。
这绝不是‘隐居研究’能解释的,没有长期的实践、大量的试错,以及对农事、吏治的深度理解,根本不可能总结出这样的法子。”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他面对我时,虽看似谦逊,话里话外都把功劳推给‘陛下圣明、周大人掌舵’,却始终带着一种笃定,仿佛无论我提出何种质疑,他都有应对的底气。
这种气度,更不像一个初出茅庐、刚从逃难路上安定下来的秀才,倒像个久经世事、胸有成竹的老臣。”
他越想越觉得蹊跷,心里的疑虑像藤蔓般疯长,缠得他有些喘不过气:
永安州的政绩太过亮眼,去年还是“粮荒频、流民遍地”,今年就变成“粮税增长三成、流民安家四百余户”,这样的转变度,即便在承平年代都少见,何况是如今战乱频、天灾不断的时期。
更巧合的是,陈弘恰好是在永安州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带来了一系列“新政”,仿佛专门为解决永安州的问题而来。
若他背后有其他势力支持,或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那永安州的“政绩”,或许就不是“为民造福”,而是“别有用心”的铺垫,甚至可能成为搅动朝局的棋子——
毕竟,如今朝堂上派系林立,不少势力都在暗中拉拢地方人才,想借着“地方政绩”壮大自己的声势。
“传我命令!”
李嵩突然开口,语气变得严肃,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你立刻从羽林卫里挑两个最机灵、最会乔装的心腹,让他们换上商人的衣服,带上些绸缎、茶叶当幌子,分别去两个地方:
一个去陈弘说的江南故乡——陈家村,查他的家世、父母是否真的双亡、早年是否有求学经历;
另一个去他最初出现的青溪镇,查他何时到的青溪镇、如何被阿土收留、是否真的帮村民改良过农具、那个叫‘小花’的女孩,究竟是不是他的女儿,有没有人见过他们的亲属关系证明。
记住,务必隐秘行事,不要惊动任何人,尤其是永安州的吏员,连周大人都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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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查到异常,立刻回来禀报,不许擅自行动。”
侍从连忙躬身应下,语气恭敬:
“属下明白,这就去挑选人手,连夜安排他们出。”
说着,便轻手轻脚地退了出去,连关门的动作都放得极轻,生怕打扰了李嵩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