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石不愧是皇帝钦点的能臣干吏,即便面对如山压力与错综复杂的局面,查案依旧雷厉风行。
不过数日工夫,他便将“林玉宣杀害司徒清燕”一案的表面证据链梳理得清晰无比,呈报给了三皇子司徒清扬。
那份案卷记录详实,人证物证罗列分明,乍看之下,几乎无可辩驳:
行踪方面,有守城兵丁与沈家别院附近的佃户作证,林玉宣与司徒清燕一前一后前往城郊别院,时间衔接紧密,看似早有约定。
物证方面,在别院林玉宣饮酒的房间里,找到了他平日惯用的一把湘妃竹折扇。经其贴身小厮及几位同窗好友辨认,均确认此扇是林玉宣心爱之物,几乎从不离身,出现在案房间,意义重大。
人证则更为关键。别院主人沈百万的次子沈永根“适时”现身,主动至按察使司投案作证。他声称自己邀约林玉宣前往别院饮酒散心,不料自己先醉倒。醒来时,惊见司徒清燕已在房中,正哭诉林玉宣借酒劲玷污其清白,并以死相逼。沈永根自称竭力劝解,林玉宣当时亦承诺会负责。因惧怕齐王迁怒沈家,沈永根急忙回城禀报父亲,待他再返别院,已空无一人。恰逢齐王寻女风波,他心中恐惧未敢声张,直至听闻司徒清燕死讯,深受良心谴责,方鼓起勇气出面。
这套说辞,几乎完美“还原”了一个“求爱不遂、恼羞成怒、继而杀人”的故事框架,将林玉宣牢牢钉在了“先奸后杀”的耻辱柱上。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要求严惩凶徒,以正国法。
然而,林石并未被这看似严密的证据链所迷惑,亦未屈服于汹涌的舆论压力。他在案卷末尾,以极其审慎的笔触,坚持写上了两处关键疑点:
其一,犯林玉宣自案后便人间蒸,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若真是他激情杀人后畏罪潜逃,以官府如此严密的搜捕网,竟未能现丝毫踪迹,此乃最大蹊跷。
其二,林巡抚夫人彭氏突然翻供,声称此前承认派衙差灭口,是受人胁迫,对方以儿子林玉宣的性命相要挟。然而,经查证,巡抚衙门确有六名衙役同期失踪,下落不明。这一点又与彭氏最初的供述对得上,使得案情更加扑朔迷离。
正是凭借这两点存疑之处,林石硬是顶住了来自齐王,部分宗室以及民间要求即刻结案的压力,拒绝草率定论。
他深知此案水太深,已远寻常刑案范畴,更非他一介按察使所能独断。
于是,他将案件所有详情、证据、证言以及自己提出的疑点,原原本本写入奏折,以八百里加急,火送往京师,呈报皇帝御览,恳请圣裁。
几乎与林石的奏折同时抵达京城的,是齐王司徒星睿联合了过半宗室联名上书的“申冤奏折”。
奏折字字泣血,控诉林玉宣残忍杀害宗室女,指责林如晖教子无方、包庇凶徒,恳求皇帝主持公道,严惩不贷,以维护皇室尊严。
“浙江巡抚之子杀害宗室女”的丑闻,如同投入滚油中的冷水,瞬间炸开。消息以野火燎原之势传遍天下,江南各大世家、士林学子,或出于义愤,或出于利益考量,或被人暗中引导,纷纷上书声援齐王。请求严惩凶手的奏疏,如同雪片般飞向皇帝的御案,堆积如山。
京城,紫禁城养心殿内,皇帝司徒星竹面对案头两派截然不同的奏报,面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他知道齐王与宗室联袂施压的分量,也明白江南士林舆论一旦失控的后果。
但另一方面,林石奏折中指出的疑点确实存在,若贸然结案,恐有冤屈,亦非明君所为。更重要的是,林如晖背后牵扯的江南盐税贪腐案,才是他真正的心腹大患,此刻若处置林如晖,无异于前功尽弃。
权衡再三,皇帝采取了暂时拖延的策略。他将所有要求严惩的奏折统统“留中不”,按下不表。
与此同时,他通过秘密渠道,连密旨催促远在江南的三皇子司徒清扬,命其无论如何,必须尽快找到并落实江南盐税贪腐案的关键实证,火送达御前。
皇帝迫切需要另一枚足够分量的筹码来打破僵局,平衡局面。
然而,皇帝的期望很快落空了。江南官场在盘根错节的世家大族操控下,对三皇子的盐税调查开始了全面而有效的软抵抗。
各级官员阳奉阴违,关键账册“意外”被焚毁或“遗失”,之前摸到的几个重要线索上的证人,不是突然“暴病身亡”就是“人间蒸”。
三皇子司徒清扬空有钦差之名,却处处碰壁,寸步难行。
就连那个被视为重要突破口的盐枭慕容雪,也在这个节骨眼上失去了踪迹,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
司徒清扬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手中无兵无将,身边耳目不清,面对的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江南官场。
他忧心如焚,嘴角起了一溜燎泡,深感无力与绝望,盐税案的调查彻底陷入了僵局。
就在这山穷水尽、似乎无路可走之际,消失多日的陈长风,却如同鬼魅般悄无声息地再次出现在三皇子行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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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带给司徒清扬的“礼物”,正是那个让三皇子焦头烂额、苦寻不获的关键人物——女盐枭慕容雪!
无人知晓陈长风究竟用了何种手段,竟能在江南世家的重重封锁和慕容雪自身狡兔三窟的布置下,将她生擒活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