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徐知微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也没有再追问。
那个关于南京之吻的疑问,像一颗沉默的种子,被埋在了我们之间那片由恨意、依赖、生存欲望和某种未命名情感交织而成的复杂土壤里。我们没有给它阳光,也没有给它水分,只是任由它在暗处悄然生长,根系却不可避免地缠绕进我们共同的命运。
重庆的日子在轰炸、恐慌和艰难的谋生中缓慢流淌。
徐知微的身体渐渐恢复,肩胛上的伤疤颜色变深,成了一道永恒的烙印,就像我们之间的关系。她开始更积极地奔走,利用她残存的人脉和那份刻在骨子里的精明,试图在这个混乱的后方城市里,为我们挣得一线生机。
她不再做那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大宗买卖,风险太高,我们也失去了那个资本。她开始做些更实际,也更辛苦的小生意。有时是帮人牵线搭桥,介绍一些滞销的土特产给城里的商号,赚取微薄的佣金;有时是和人合伙,从相对安稳的区域运来一些布匹、药品(虽然是些寻常的磺胺之类的),在黑市或者熟人圈子里小心翼翼地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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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充满了艰辛。看她拖着并未完全康复的身体,在重庆陡峭湿滑的石阶上上下下,周旋于各色人等之间,回来时常常满身疲惫,甚至有时带着隐忍的怒气。我知道,她一定受了不少白眼和刁难。这个曾经在上海滩翻云覆雨的女人,如今为了最基本的生存,不得不弯下腰,放下身段。
我帮不上什么大忙。我的活动范围大多局限在这半山腰的小公寓附近。我开始尝试用我还能动的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重拾了荒废许久的笔,不是写那些激扬的文字,而是帮附近一些不识字的难民家属写写家信,或者帮一些小商贩誊写账目,换取一点点微薄的报酬,勉强补贴家用。
我们的交流依然不多,但一种奇异的“家庭分工”模式逐渐形成。她主外,我主内——尽管这个“内”简陋得可怜。晚上,她会带回外面听来的消息,哪个地方又被炸了,物价又涨了多少,或者某个认识的人不幸罹难的消息。我们会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分食一碗没什么油水的面条,或者一块硬邦邦的锅盔。
沉默居多,但不再是上海时期那种充满敌意和压抑的沉默,而是一种……疲惫的,带着些许麻木的共处。
(二十二)
一天,徐知微回来得比平时晚,脸色异常苍白,旗袍的下摆沾满了泥泞,手肘处还有明显的擦伤。
“怎么回事?”我摇着轮椅上前,眉头不自觉地皱起。
她摇摇头,脱下脏了的外套,声音有些沙哑:“没什么,回来的时候遇到轰炸,躲防空洞时摔了一跤。”
她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看到她眼底残留的惊悸,以及一丝极力掩饰的愤怒。
我没有再问,去打了盆水,拧了毛巾递给她。
她接过毛巾,擦拭着脸颊和手臂上的污渍,动作有些迟缓。擦到手肘的伤口时,她疼得轻轻“嘶”了一声。
“我来吧。”我伸出手。
她愣了一下,似乎有些意外,但还是把毛巾递给了我。
我摇着轮椅靠近她,小心翼翼地擦拭她手肘上的伤口。伤口不深,但擦破了一大片皮,渗着血丝。我的动作很轻,生怕弄疼了她。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我们轻微的呼吸声和毛巾摩擦皮肤的声音。
我能感受到她的目光落在我低垂的头顶上,带着一种审视,或许还有一丝……不习惯的柔软。
“今天……差点没命。”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炸弹就落在离防空洞口不远的地方,气浪把很多人都掀翻了。”
我的手顿了顿。
“当时我在想,”她继续说着,目光似乎飘向了窗外沉沉的夜色,“如果我死了,你一个人……该怎么办。”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酸涩难言。
“我能怎么办?”我低下头,继续擦拭伤口,语气刻意保持平静,“继续活着呗。大不了,摇着轮椅去街上讨饭。”
她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我不会让你去讨饭的。”
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我没有抬头,但眼眶却有些热。
擦完药,我找来一块干净的布条,笨拙地替她包扎。她安静地坐着,任由我动作,没有催促,也没有指点。
包扎好,她看着手臂上那个歪歪扭扭的结,忽然很低很低地笑了一声。
“笑什么?”我有些恼羞成怒。
“没什么,”她抬起眼,看向我,眼底竟有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笑意,“只是觉得,我们这样……挺奇怪的。”
是啊,很奇怪。
两个本该恨对方入骨的女人,却在战火纷飞的后方,像真正的家人一样,互相包扎伤口,担忧着彼此的死活。
这世道,真是荒唐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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