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天朗脸上露出一丝“果然如此”的鄙夷。
然后,我当着他的面,双手用力一掰——
“咔哒。”
塑料卡片应声而断。
我把两截断卡扔进路边的垃圾桶,像他儿子昨天扔掉那个蛋糕一样干脆利落。
“你的钱,留着给你自己买棺材吧。”
说完,我再不理会他瞬间变得铁青扭曲的脸,拦了一辆刚好路过的出租车,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师傅,麻烦去最近的城中村。”
司机诧异地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我身上穿的还是昨天那件看起来质地不错的裙子,虽然皱了,但也不像该去城中村的人。
但他没多问,动了车子。
车子驶离民政局,后视镜里,秦天朗还僵硬地站在原地,脸色难看得像吞了苍蝇。
我收回目光,看向窗外飞掠过的街景。
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这个城市繁华依旧,却不再有我林乔的立锥之地。
不,应该说,我终于从那个金色的牢笼里走了出来,脚下虽然是一片未知的荒芜,但头顶,是广阔的、属于我自己的天空。
我在城中村租了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单间。
蟑螂乱爬,墙壁霉,隔壁夫妻天天吵架,楼下就是喧闹的菜市场。
环境糟糕透顶。
但我却睡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安稳觉。
没有冰冷的豪宅,没有虚伪的应酬,没有需要小心翼翼讨好的丈夫和儿子。
虽然心口依旧会一阵阵抽痛,但更多的是一种破而后立的决绝。
我必须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比任何人都好。
我开始疯狂地找工作。
但我现,秦天朗有句话没说错。脱离社会太久的我,几乎什么也不会。
大学毕业就嫁给了他,做过最正式的工作就是“秦太太”。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工作经验,年纪也不占优势。
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偶尔有几个面试,也都在对方了解到我空白的职业生涯和年龄后不了了之。
带来的那点微薄积蓄很快见底。
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天只吃两个馒头,就着白开水硬咽下去。
我甚至去试过洗碗工、保洁员,但即使这样的工作,竞争也激烈得很。
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看着周围行色匆匆的人群,我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迷茫和恐慌。
难道离了秦天朗,我真的只能饿死街头?
不。
绝不。
我咬着牙,翻遍了我那个旧箱子。里面除了一些旧衣服,还有一台老旧的相机。
那是我大学时打工攒钱买的,曾经是我的宝贝。我喜欢摄影,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名摄影师。但嫁给秦天朗后,他说玩摄影是玩物丧志,是穷人才干的活儿,上不了台面,我便听话地收了起来,再也没碰过。
相机已经很旧了,但功能尚且完好。
我抚摸着冰凉的机身,仿佛触摸到了那个曾经充满热情和梦想的自己。
也许……这是一条路?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带着相机走了出去。
我开始在城里到处晃荡,拍照片。古老的巷弄,忙碌的码头,公园里嬉戏的孩童,街头疲惫的小贩……镜头让我重新审视这个我生活了十几年却从未真正了解过的城市。
我把觉得还不错的照片整理出来,战战兢兢地给一些小的杂志社、公众号投稿,价格低得可怜,但总算有了微薄的收入,勉强能交上房租吃上饭。
我还试着去天桥摆摊,给人拍成的照片,十块钱一张。经常被城管撵得鸡飞狗跳,还要面对各种挑剔和砍价。
日子过得无比艰难,常常饥一顿饱一顿。
但我没有后悔过离婚。
每一次被拒绝,每一次被驱赶,每一次饿得前胸贴后背,我都会想起生日宴上那刺眼的水晶灯,想起儿子鄙夷的眼神,想起秦天朗轻描淡写的那句“扔了吧”。
这些记忆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逼着我不能倒下,必须往前走。
转机生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下午。
我给一个本土的生活类公众号投了一组关于老城变迁的照片。编辑很快回复了我,言语间很是激动,说照片拍得很有故事感和生命力,他们主编非常喜欢,想约我面谈,价格也好商量。
我几乎是怀着虔诚的心去赴约的。
那家杂志社在一个小小的创意园区里。接待我的是主编,一个看起来干练又温和的中年女人。
她对我的作品赞不绝口,给出了一个远我预期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