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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70(第17页)

屯田养兵,百万之众不费民间一粒。此皆卓绝千古之制。然,法网似稍密,圣心似过劳。

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独断。”

*

明末清初

黄宗羲叹息:“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

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

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

——明朝政治败坏始于朱元璋废除丞相。丞相在古代是百官之首,皇帝也须对其礼敬,这象征着君臣共治、相权对皇权的制衡。

废相后,皇权独大,君臣关系彻底扭曲为“主仆关系”。君主视百官为侍奉自己的工具,以是否顺从讨好为标准用人,完全背离了“设官为公、治理天下”的本意。

这导致君主独断专行,失去约束,政治走向腐败。

***

【朱元璋设计的这套体系,是一个高度理想化、也是高度封闭的模型。

它假设皇帝永远勤政、永远明智;假设社会结构可以永远静止;假设外部威胁可以被长城和朝贡体系永久隔绝。

它将帝国变成一个由皇帝亲自操控的、无比复杂的精密机器,每一个齿轮都被规定了固定的位置和运行轨迹。

其成就显而易见:在短时间内建立了高效、低成本的统治秩序,恢复了经济,稳定了社会,为“永乐盛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明代疆域之巩固、皇权之集中、社会控制之深入,远超宋元。】

【但代价与隐患同样惊人:极度专制的皇权,使政治健康高度依赖皇帝个人素质,中后期皇帝怠政,则权力滑向宦官或权臣,且缺乏宰相这样的调节缓冲机制。

卫所制很快衰败,导致明朝中后期军制陷入募兵与财政危机的恶性循环。僵化的户籍与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使中国在关键时期转向内卷与封闭。思想钳制则扼杀了创新活力。

朱元璋试图设计一个“万世不易”的框架,但他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任何试图冻结历史的制度,最终都会成为历史前进的最大障碍。

他留给子孙的,既是一个恢宏的帝国基业,也是一个日益沉重的制度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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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幽幽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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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怎么说阶级局限性呢,老朱的所有统治政策,都与他的出身经历一脉相承。】

***

明洪武年间

天幕上这两行字缓缓滑过时,洪武年间紫禁城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阶级……局限性?”朱元璋低声重复着这个词,就在有人想要硬着头皮出列解释一二时,就见他手臂猛地一抬,一腔话语全堵在了喉头。

“天幕说得对。”他语气平淡,甚至听不出什么情绪,像是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咱,朱元璋,出身就是淮右一介布衣。放过牛,讨过饭,当过和尚,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才坐到了这把椅子上。

脱不了,也没甚好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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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段充满了强烈的个人色彩与酷烈,其最突出的表现,便是空前严厉、乃至残酷的治吏与肃清。

他出身贫苦,对官吏欺压百姓有切肤之痛,对官僚集团的腐败与欺瞒深恶痛绝。

他亲自主持编纂《大明律》,并颁布法外峻令《大诰》,其中大量案例和惩罚手段极为严酷,令人不寒而栗。他允许百姓持《大诰》绑缚贪官污吏进京告状,一度掀起民间告**潮。

然而,对官僚体系的清洗,很快超出了反贪的范畴,演变为巩固皇权、清除潜在威胁的政治大狱。

“胡惟庸案”与“蓝玉案”,牵连诛杀数万人,开国功臣、文武功臣几乎被屠戮殆尽。李善长、汪广洋等文臣,蓝玉、傅友德、冯胜等武将,皆未能幸免。

其株连之广、手段之酷、持续时间之长,在整个中国帝王史上都极为罕见。】

【同时,他对士大夫也怀有深刻的猜忌与羞辱心理。

他动辄在朝堂上对大臣施以“廷杖”,当众责打,摧折士人尊严。他设立“文字狱”,因奏章、表文甚至贺词中的个别字眼而处死大臣,造成极大的恐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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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却持相反意见:“高皇帝雷霆之威,霜雪之肃,所以惩贪污、儆官邪也。当元季法弛官贪之后,非此无以荡涤秽浊,立纲陈纪。

读《大诰》诸案,虽觉惨刻,然念及贪墨之吏剥民膏髓,其害甚于刀锯。非常之时,必用非常之法。后世吏治渐弛,正缺此等刚猛决断之气!”

*

赵翼:“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然亦天下已定,功臣多不法,虑其将来之跋扈,故为芟除,以杜后患。

然如胡蓝二狱,株连死者四五万,亦太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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