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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度之交通(第4页)

(九)《唐西域图志》四十卷(显庆三年许敬宗等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十)《西域志》六十卷(唐麟德三年百官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法苑珠林》卷百[9]等录。今佚)。

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其详当于别篇叙之,今且从省。要之此四五百年之留学运动,实使我中国文明物质上精神上皆生莫大之变化,可断言也。

最后更当研究中印间交通状况。今依前表,其路线可考者如下。

第一,海路。

(甲)由广州放洋。义净、不空等出归皆遵此路。唐代诸僧,什九皆同。昙无竭归时遵此路。

(乙)由安南放洋。明远出时遵此路。觉贤来时遵此路。

(丙)由青岛放洋。法显归时遵此路。道普第二次出时遵此路。

凡泛海者皆经诃陵(即爪哇)、师子(即锡兰)等国达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槃陀路。

(甲)经疏勒。宋云、惠生等出归皆遵此路。昙无竭出时遵此路。

(乙)经子合。法显出时遵此路。

(丙)经莎车。玄奘归时遵此路。

渴槃陀者,今塔什库尔干,即《汉书》之依耐,《佛国记》之竭叉也。地为葱岭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车,皆于此度岭。岭西则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湿弥罗。此晋、唐间最通行之路也。

第三,西域于阗罽宾路。僧绍、宝云遵此路。

此路不经葱岭正脊,从拉达克度岭直抄迦湿弥罗,实一捷径也。与法显同行之僧绍,在于阗与显分路,即遵此行。又《宝云传》称其“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登葱岭入罽宾”。当亦即此路。

第四,西域天山北路。玄奘出时遵此路。

此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径撤马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行者。

第五,吐蕃尼波罗路。玄照出归遵此路。道生、师子惠、玄会等归时皆遵此路,道死。

此路由青海入西藏经尼波罗(即廓尔喀)入印度,唯初唐一度通行,寻复榛塞。

第六,滇缅路。《求法高僧传》所记古代唐僧二十许人遵此路。

《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样柯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寺五百余驿。”计当时由云南经缅甸入印也。《慧叡传》称:“叡由蜀西界至南天竺。”【原文为:“叡……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东晋时一孔道矣。

第六之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自南诏独立,此路当然梗塞。故数百年间,无遵由者。第五之吐蕃路,初唐时,因文成公主之保护,曾一度开通。然西藏至今犹以秘密国闻于天下,古代之锢蔽更可想。故永徽、显庆以后,吾国人经尼波罗者,辄被毒死,此路遂复闭矣。第四之天山北路,则玄奘时因突厥威虐,不能不迂道以就,故他无闻焉。第三之于阗、罽宾路,本较便易,而行人罕遵者,其故难明也。是故虽有六路,然唯第一海路之由广州放洋者,与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车、子合度渴槃陀者最为通行。前者为七世纪时交通之主线,后者为五世纪时交通之主线。

由此而当时留学运动之消长,与学生南北籍贯之偏畸,其消息皆可略窥也。海路之通,虽远溯汉代,然其时必无定期航行之船,盖可推定[10]。广州夙称瘴乡,中原人本视为畏途。到彼候船,动逾年岁、而能成行与否犹不可期,此宜非人情所欲。故竺僧之来者如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辈,留学毕业归国者如法显、法勇辈,虽遵此路,而首途时罕遵者,殆以其无定也。反之而西域正路,自苻秦以来,葱左诸邦,半皆服属;元魂盛时,威及葱右。自玉门至吐火罗(即汉时月氏辖境)在政治上几为中国之附庸区域,所以行旅鲜阻而西迈者相接也。及北齐、北周分裂,突厥病隋,兹路稍榛莽矣。唐太宗盛时,西域、吐蕃,两路并通,游者恣其所择。然非久缘政治势力之变动,影响已及于旅途。玄照于高宗麟德中奉使再游,竟为西藏人、阿剌伯人所阨,欲归无路[11]。故《求法传》中人物,遵陆者什无一二,盖有所不得已矣。而当时海通事业,日益发荣,广州已专设市舶司,为国家重要行政之一,且又南北一家,往来无阂,故海途乃代陆而兴也。

无论从何路行,艰苦皆不可名状。其在西域诸路,第一难关,厥为流沙。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此段原文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慧立《慈恩传》云:“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燥,几将殒绝。”此其艰悴,可见一斑。第二难关,则度岭也。《法显传》云:“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砂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过河数十余处。”【原文为:葱岭山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其道艰岨,崖岸崄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自余各书描写艰状者尚多,不具引。故智猛结侣十五,至葱岭而九人退还(见本传)。慧立之赞玄奘亦曰:“磋乎!若非为众生求无上正法,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者哉!”(见《慈恩传》)第三难关,则帕米尔东界之小雪山也。《佛国记》云:“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积雪。由山北阴中过,大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口吐白沫,语法显云:‘我不复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终。法显悲号,力前得过岭。”《昙无竭传》云:“小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复过一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辗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料检同侣,失十二人。”此等记载,我辈今日从纸上读之,犹心凉胆裂,况躬历其境者哉!海路艰阻,差减于陆。然以当时舟船之小,驾驶之拙,则其险难,亦正颉颃。故法显东归,漂流数岛,易船三度,历时三年,海行亦逾二百日。中间船客遇风,谓载沙门不利,议投诸海(见《佛国记》)。求那跋陀罗绝淡水五日(见《梁高僧传》本传)。不空遭黑风兼旬(见《唐高僧传》本传)。道普舶破伤足,负痛而亡(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常慜遇难不争,随波而没(见《求法高僧传》本传)。涉川之非坦途,可以想见。故义净之行,约侣数十,甫登舟而俱退也(见《唐高僧传》本传)。此犹就途中言之也。既到彼国,风土不习,居停无所,其为困苦,抑又可思。义净总论之曰:“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标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亡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存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求法高僧传》原序)固写实之妙文,抑茹痛之苦语也。

上述地理上及人事上种种障碍,实为隔梗中印文明之高闉深堑,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险艰,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之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也。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

【注释】

[1]《求法高僧传》卷上云:“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循殑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相传是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牱道而出,王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其王每言: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案义净前五百余年,则当在法显以前。此年代恐不确。唯净既亲览此寺故基,阅其口碑,则其必有是事,因无可疑耳。

[2]《求法高僧传》卷上云:“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循殑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相传是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牱道而出,王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其王每言: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案义净前五百余年,则当在法显以前。此年代恐不确。唯净既亲览此寺故基,阅其口碑,则其必有是事,因无可疑耳。

[3]《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王玄策《西域志》云:“罽宾国……都城内有寺名汉寺。昔日汉使向波,因立浮图,以石构成,高百尺。道俗虔恭,异于殊常。”

[4]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一引继业《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又东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案此文颇不明了。唯王舍城中那烂陀寺南十五里有一汉寺,华氏城东南百里有一支那西寺,盖无疑。所谓伽湿弥罗汉寺者,不知是否即王玄策所记。但若尔,则地里殊远隔不惬矣。或此地之寺由迦湿弥罗分出,故袭其名耶?若尔,则中印应有三汉寺,并东印及罽宾者为五矣。又案,此诸寺玄奘、义净皆不记,其建设当在奘、净西游后耶?然王玄策年代,固较奘稍晚而较净稍早也。姑存疑以俟续考。

[5]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一引继业《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又东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案此文颇不明了。唯王舍城中那烂陀寺南十五里有一汉寺,华氏城东南百里有一支那西寺,盖无疑。所谓伽湿弥罗汉寺者,不知是否即王玄策所记。但若尔,则地里殊远隔不惬矣。或此地之寺由迦湿弥罗分出,故袭其名耶?若尔,则中印应有三汉寺,并东印及罽宾者为五矣。又案,此诸寺玄奘、义净皆不记,其建设当在奘、净西游后耶?然王玄策年代,固较奘稍晚而较净稍早也。姑存疑以俟续考。

[6]此事仅见于范成大之《吴船录》,成大盖录僧继业之游记,继业即三百人中之一人也。《吴船录》卷一云:“继业姓王氏,耀州人。……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合利及贝叶多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峨眉牛心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成大所录全文约九百字。当时极劳费之一举,赖此仅传矣。业所记虽简略,然亦有足补显、奘、净诸记所不及者,亦佛门掌故一珍籍也。

[7]校者注:原误作“郦道安”,今改正。

[8]校者注: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

[9]校者注: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

[10]觉贤悬记五舶将至,坐此几构大狱。事见《梁高僧传》卷二本传。即此可见晋时海舶甚稀少也。

[11]《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记照二次西游欲归路绝,云:“泥波罗道,吐蕃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注云:“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案大食即阿刺伯;迦毕试者,即今阿富汗都城喀布尔也。吐蕃拥塞,当指其时泥波罗设毒事。《传》又言照尝遇匈奴寇,仅存余命。可见彼时中国陆路交通之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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