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和支维安的人生本该是没有交集的。
而一家生意惨淡的咖啡馆把我们联系了起来。
我是周三下午唯一的店员,他是周三下午唯一的常客。
他是个安静的客人,大多数时候只是对着笔记本回英文邮件。
我偷看过两眼,shareacquisition是股权收购,hostiletakeover是恶意收购,Blaight是黑衣骑士。偷看到的都是我似懂非懂的词汇。
我问过隔壁宿舍的张荷,她学的是金融,根据我提供的词汇告诉我:“大概你这个客人是做投行的。”
我说:“好,谢谢。”也不再多问,因为还要回去看书。
我每天允许自己想起他的时间是十五分钟,平均分布在我下午背书休息的时候和晚上刷牙洗脸的时间里。
周三除外,我慷慨地给了自己偷看他二十分钟的时间。
在我复习我最讨厌的《法理学》和《法律逻辑学》的中间。
周三是我固定复习我最讨厌的课程的时候,因为这一天支维安会来。
我病逝的父亲很早就教过我,小孩不能只吃糖,会蛀牙,也不能只吃苦,会胃疼,有苦有甜才能活得好,长得壮。
所以我用这位外表出色得不像话的客人来平衡我当时过分清苦的苦读生涯。
周三我们会讲四句话:“一杯美式。”“好的。”“您的咖啡。”“谢谢。”
永远是这四句话,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差。
我想象过我们的第五句话,在背单词背得实在很想把书扔掉的时候。
我想象有天下雨,他会问我借一把伞。我会慷慨地把我的伞借给他,然後浑身湿透像落汤鸡一样回学校,总算是为我的单恋实实在在做了一点事。
可我後来发现下大雨的时候他有司机和秘书来接,秘书撑开一把二十四骨的大黑伞,比我那把超市购物赠送的透明塑料伞足足大了两倍。
我也没想到,我们的第五句话却是以一种我怎麽也想不到的情况发生的。
当时他把一份合同扔在柜台上,说:“你把它签了,这家咖啡店就是你的了。”
那是一份转让协议。
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多馀的话的客人,突发奇想送了我一间咖啡馆。
我戴着绿色围裙,局促地捏着口袋的边,问他:“为什麽?”
“你会讲上海话吗?”
“一点点。”
“讲两句。”
“小赤佬,乡吾头宁(乡下人),寿头(傻子)……”我越说越紧张,擦了擦汗,“不知道怎麽一时想起来的都是骂人的话,不是骂您。”
“你知道如果让他说一句西班牙语,他第一反应会说哪句话?”
他的司机正坐在户外的咖啡座吸烟,窗格里能看见他的侧脸。支维安指着他。
“Carbon,混蛋的意思。”
我看着这个客人,不明白他为什麽要跟我说这个。
“这个咖啡店的老板不知道你懂上海话,就像纽约披萨店的白人老头也不知道他懂西班牙语一样。”
原来他听过我被骂。
“为什麽被骂成这样,还要在这里继续工作?”
我说:“他呢,他当时辞职了吗?”
他摇摇头。
“当时他没得选择。那家披萨店是他学校周围五公里内时薪最高的。你也是单纯为了薪资吗?”
我摇摇头:“有这个原因,它比一般咖啡店时薪高四块钱。另外我也喜欢这。虽然老板会骂人,但客人不多我可以安心看书,木格子的窗外五月开满了大片蓝绣球花,六月能看到凌霄花。”
还有,周三能看到你。
这点我当然没说。
“所以签下这份合同,木格子的窗台丶五月的绣球和六月的凌霄都归你了。”
不知道为什麽,我感觉他像童话故事中的恶魔在哄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