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活着。
这个事实像一块巨大的磐石落地,紧绷了不知多久的神经骤然松弛,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的疲惫和一种近乎虚脱的安全感。我甚至来不及再多看她一眼,便眼前一黑,再次沉入了无边的黑暗。
(十五)
船只在浑浊的长江上逆流而行,将那座浸泡在血与火中的六朝古都,连同里面无尽的苦难和哀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我时睡时醒,意识在模糊与清醒间徘徊。每次短暂醒来,我都能感觉到船只的摇晃,听到周围难民压抑的哭泣、痛苦的呻吟,还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轻柔的安抚声和脚步声。
偶尔,我会强撑着看向旁边的徐知微。她大多数时间都在昏睡,但呼吸似乎越来越平稳。有医护人员会定时来检查她的伤口,更换绷带,给她喂一些流质的食物和药物。
我们真的逃出来了。
这个认知,在一次比一次更清晰的清醒中,逐渐变得真实。
几天后,船只在一个临时码头靠岸。我们被转移到了后方的一所教会医院。这里同样拥挤不堪,充满了伤兵和难民,但至少有了相对稳定的治疗环境和食物保障。
我的身体主要是过度劳累、营养不良以及一些皮外伤,在得到休息和基本的营养补充后,恢复得很快。但双腿,依旧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奇迹生。
徐知微的枪伤比较严重,加上之前的感染和延误治疗,她需要接受清创手术,并且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期。
我们被安排在同一个拥挤的大病房里,两张病床挨着。
当徐知微终于彻底清醒过来,能够清晰地辨认出我,并用微弱的声音叫出我的名字时,我们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静静地对视了良久。
没有激动人心的拥抱,没有痛哭流涕的忏悔,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问候。
经历了那样极致的生死与共,撕扯与纠缠,语言似乎变得苍白而多余。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劫后余生的恍惚,有深可见骨的疲惫,有对我伤势的担忧,还有一种……我无法准确形容的东西,像是沉淀了所有激烈情绪后的平静,又像是某种更加沉重的东西在悄然滋生。
而我看着她,心中的感受同样五味杂陈。恨意并未消失,它像一块沉在心底的顽石,依旧存在着。但包裹着这块顽石的,不再是炽烈的火焰,而是一种更为厚重、更为复杂的情绪。有怜悯,有责任,有一种在废墟和鲜血中确认过的,扭曲而坚韧的共生关系。
“我们还活着。”最终,是她先开了口,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
“嗯。”我应了一声,目光落在她肩膀上厚厚的绷带上,“暂时死不了。”
对话干巴巴的,甚至带着点惯常的刺。但我们彼此都明白,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十六)
在教会医院的日子,缓慢而平静,像一潭被战争惊扰,却又勉强恢复了表面的死水。
徐知微的伤势在慢慢好转,虽然过程很痛苦,时常因为换药而疼得冷汗直流,但她从未吭过一声,只是死死咬着嘴唇,或者抓住床单,指节泛白。
我开始尝试适应这没有她在身边事事操持的生活。虽然医院有护工,但很多事情,我需要自己学着用双手去完成。移动身体,打理个人卫生,甚至想办法弄来一个旧轮椅,学习如何自己上下床,如何摇动轮椅在拥挤的医院里活动。
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挫败感和身体上的不适,但我咬着牙坚持。南京的经历像一场淬炼,烧掉了我身上一部分属于旧日林未的骄矜和脆弱。活着,本身就成了一种需要拼尽全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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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知微常常靠在床头,默默地看着我笨拙地与轮椅搏斗,看着我用并不灵便的双手费力地做着一些简单的事情。她的目光不再带有从前那种仿佛能看透一切的掌控感,也没有了刻意表现出来的愧疚和怜悯,而是一种……近乎平等的注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欣赏和担忧。
有时,我会摇着轮椅到她的床边,两人就着昏暗的灯光,分食医院提供的寡淡的饭菜,或者分享一个好不容易得来的水果。
话依然不多。
她会简单地说一下医生对她伤情的判断,我会抱怨一下轮椅的不听使唤,或者某个护工的粗手粗脚。
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所有关于过去的话题。上海那栋华丽的洋楼,那场改变一切的“意外”,那些充斥着恨意和折磨的日日夜夜,以及南京那个血腥的吻和废墟中的爬行……都像被刻意封存的火山,暂时沉寂着,但我们都心知肚明,那滚烫的岩浆仍在底下奔流。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有一天,我看着她拆掉绷带后,肩膀上那个依旧狰狞的伤疤,问道。
徐知微沉默了片刻,目光投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去重庆吧。那里现在是陪都,相对安全一些。我……还有一些关系在那里,或许能找个安身之处。”
重庆。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字。
我点了点头,没有异议。在这个烽火连天的时代,我们像两片浮萍,能有一个暂时的落脚点,已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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