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闹越说越急,胸口微微起伏,委屈和不安像潮水般将她淹没:“还有,赵凌云姐姐今天让人递话进来,说她要跟着父兄出征去了!她说她要像穆桂英一样当女将军,在战场上立下军功,等回来就求皇上把咱们的《化蝶》书稿解禁!”
“可打仗多危险啊!”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又迅低落下去,满是难过,“书稿小团体一下子少了好多人……现在她们都要走了,我们以后……我们以后还能一起写故事、改诗稿吗?我好孤单啊……”
最后几个字,她几乎是带着哭腔说出来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砸在林苏的手背上,冰凉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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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闹的话,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接连投入林苏心中,激起层层涟漪。她才真切地感受到,时代的洪流和家族的安排,正在以一种无声却迅猛的方式,改变着她身边的一切,改变着这些刚刚因为共同的爱好而凝聚起来的、脆弱却珍贵的少女同盟。
宁姐儿和婉儿入宫,看似是家族为她们铺就的“光明正道”,是无上的荣耀,可林苏比谁都清楚,那红墙之内,是更森严的规训,是更复杂的争斗,从此她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束缚,人生轨迹再也由不得自己,不过是从一个院子的牢笼,走进了一个更大的、更华丽的牢笼。
而赵凌云奔赴战场,更是以一种最激烈、最危险的方式,去争取那渺茫的希望。在这个女子只能相夫教子的时代,她要拿起刀剑,和男人一样在沙场上拼杀,赌上的是自己的性命,只为换取一份能为姐妹们争取话语权的军功。这份勇气令人敬佩,可其中的凶险,也让人不寒而栗。
她们的离开,各有各的缘由,各有各的无奈,却都指向了同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时代,女子的人生轨迹,极少能由自己掌控。无论是进入宫廷的牢笼,还是奔赴沙场的险地,本质上都是一种“被安排”或“被逼无奈”下的选择,她们很难真正为自己而活。
林苏放下手中的书卷,伸手揽住闹闹微微抖的肩膀。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一向没心没肺、不知愁滋味的姐姐,此刻是真的害怕了。她害怕突如其来的孤单,害怕熟悉的一切被轻易改变,更害怕那个刚刚因为共同兴趣而变得有趣、有光的小世界,就此分崩离析。
“姐姐,别怕。”林苏的声音很平静,像一汪深潭,却带着一种安抚人心的力量,她轻轻拍着闹闹的后背,动作温柔,“姐姐们是去走她们必须要走的路了。大姐姐和二姐姐进了宫,或许不能常常见到,但她们在宫里学到的东西,经历的事情,都会成为她们的底气。而且,她们心里一定还记挂着我们,记挂着我们一起写过的故事,记挂着我们的小团体。”
她顿了顿,目光变得悠远而坚定:“凌云姐姐更是了不起,她不是一时冲动,她是去为我们所有人的梦想拼命了——她想用最硬气的军功,换我们自由说话、自由写故事的权利。我们的《化蝶》,写的是女子挣脱束缚、追求自由的心愿,凌云姐姐正在用实际行动,为这个心愿铺路。”
林苏捧起闹闹的脸,用指尖轻轻拭去她脸上的泪水,看着她泪光盈盈的眼睛,语气愈坚定:“院子不会只剩下你我。只要我们的心还在一起,只要我们还记得当初为什么聚在一起,我们的小团体就永远不会散。”
“而且,”林苏的眼中闪过一丝明亮的光芒,像黑暗中的星火,“谁说小团体人少了就不能做事了?人少了,我们可以更专心,把故事写得更精,把想法磨得更亮。等将来……等我们的丝坊生意兴隆了,等我们手里有了更多的力量,或许就能把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聚拢起来,做更大的事,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窗外的雪絮如鹅毛般簌簌坠落,很快给朱红廊柱、青石板路覆上了一层莹白。闹闹扒着窗棂,看着庭院里渐厚的积雪,小脸上满是孩童的雀跃,随口念叨了句:“瑞雪兆丰年呀!明年一定是个好年成!”
这句寻常的吉祥话,像一把猝不及防的钥匙,猛地撬开了林苏记忆深处那扇尘封的门。门后,是她曾身处的现代社会,是另一套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与责任体系,是刻在她骨髓里的职业本能。
“又要有许多百姓被冻死了。”林苏几乎是脱口而出,语气沉重得与她七岁的年纪格格不入。话音落下的瞬间,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无数个寒冬腊月里灯火通明的扶贫办办公室——桌上摊着的是各地困难群众排查名单,耳边响着的是“不落一人、不漏一户”的工作要求,指尖划过的是低温预警通知,心头萦绕的是对街头流浪者、独居老人、贫困家庭的牵挂。那时的她,作为扶贫办工作者,每到冬日便神经紧绷,生怕一场大雪就夺走几条鲜活的生命,这份责任与焦虑,早已刻进了她的灵魂。
闹闹却歪着圆溜溜的脑袋,眨着懵懂的眼睛,语气里带着一丝天真的麻木:“这不是一直都有吗?”在她有限的生命经验里,冬天冻死人就像春天开花、秋天落叶一样,是季节更替中自然又无奈的常态。她见过街角蜷缩的乞丐在寒夜里没了声息,也听府里嬷嬷闲聊时说起“城外破庙里又冻僵了几个”,这些事从未被人深究,就像风吹过屋檐一样寻常。
“一直都有”四个字,像一根冰冷的针,狠狠刺进了林苏的心脏。是啊,在这个时代,这的确是常态。达官贵人们在暖阁里围炉赏雪,煮酒吟诗,感叹着“瑞雪兆丰年”的祥瑞;而墙根下、破庙里、桥洞下,那些缺衣少食、无家可归的百姓,正在寒风中瑟瑟抖,悄无声息地变成僵硬的尸体。他们的死,无人追问,无人负责,甚至无人知晓,顶多化作官府年终册子上一个模糊的数字,被“丰年祥瑞”的表象轻轻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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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林苏的脑海里,却不受控制地翻涌起另一套清晰到冷酷的追责流程,那些曾是她工作依据的规章制度,此刻如同烙印般清晰:
民政部门及下属救助管理站:是否落实了小时开放服务?是否组织了街头主动巡查救助?是否对求助者有推诿、拒绝的行为?一旦出现冻亡事件,从救助站的直接责任人,到民政局的主管领导,再到分管的地方官员,一个也跑不了。调查组会像梳子一样篦过每一个环节,查清楚是巡查不到位,还是物资储备不足,抑或是人员失职,问责结果会公之于众,以儆效尤。
公安与城管部门:执勤人员在街头是否现了濒临危险的流浪者?是否履行了告知救助渠道的义务?对行动不便、神志不清的人,是否及时协助送往救助站?若是有证据表明执勤人员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导致悲剧生,所属单位要被通报批评,涉事人员轻则纪律处分,重则依规追责,绝无姑息的可能。
财政部门:用于冬季救助的专项经费是否足额拨付?是否存在截留、克扣的情况?棉衣、棉被、御寒物资的采购是否及时到位?若因经费保障不力导致救助工作无法开展,财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必须承担履职不到位的责任,接受相应处分。
街道办、社区:是否开展了辖区内困难群众的全面排查?对独居老人、残疾人、贫困家庭等重点对象是否落实了帮扶措施?接到群众求助后是否及时转介至救助机构?基层是救助工作的第一道防线,若因排查不彻底、帮扶不及时导致意外,基层负责人同样要被追究责任。
“多地明确冬季救助实行责任追究制,一旦生此类事件,会启动专项调查厘清各环节责任……”这些话语在她脑海中回响,曾是她守护民生的后盾,此刻却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映照出眼前这个时代的巨大空洞与冷漠。
她甚至想起了网络上那些尖锐又带着黑色幽默的说法:“标题有几个字,就要撸几个人?”虽是夸张之词,却深刻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公共服务失职的零容忍态度——哪怕只有一个生命非正常逝去,都可能牵动数个部门,引一场自上而下的问责风暴。这背后,是“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是“权责对应”的治理逻辑,是一种全社会共同的焦虑与行动力。
而在这里呢?
责任是什么?是天灾?是命该如此?或许有些地方官会在雪后象征性地施几天薄粥,或许有些善心人会零星地捐几件旧衣,但系统性的预防机制、强制性的救助流程、清晰明确的追责体系?通通不存在。人命,尤其是贫苦百姓的人命,在庞大的帝国机器和森严的等级观念中,轻如鸿毛,微如尘埃,仿佛只是季节更替中可以被接受的“自然损耗”。
这种对比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林苏心上。一边是哪怕只有一个生命逝去,都可能引层层问责的精密而“严苛”的现代治理网络;另一边则是“一直都有”、被默认为常态、责任模糊甚至虚无的古代社会现实。两者的落差,让她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无力。
“闹闹,”林苏伸出手,紧紧握住妹妹温热的小手,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仿佛在对闹闹承诺,也在对自己宣誓,“你说得对,以前是‘一直都有’。但以后……在我们能做到的地方,姐姐希望,能少一个,是一个。”
她望向窗外,目光似乎穿透了纷飞的雪花,穿透了侯府的高墙大院,投向了更广阔、也更寒冷的人间。那些在寒风中瑟瑟抖的身影,那些即将被大雪吞噬的生命,都成了她心中沉甸甸的牵挂,也成了她前行路上最坚定的动力。
雪花还在无声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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